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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笔记员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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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默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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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战后的东京，纸张依旧短缺，出版业已开始复兴。神田的小巷里，门脸狭窄的咖啡馆和旧书店彼此紧挨着。兰波咖啡馆是其中的一家。推开兰波的磨砂玻璃门，有道通往楼上的陡急楼梯。二楼的地板略略向北倾斜，不大的屋内挤了三张桌子，属于三家出版社。昭森社、Eureka书肆和思潮社。三家均把诗歌出版作为主业。也就是说，当时日本市面上的诗集，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这间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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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森社的社长森谷均被称作“神保町的巴尔扎克”，他开在楼下的兰波咖啡馆自然而然地成了年轻文人扎堆的地方。正值同人杂志兴盛的时代，兰波咖啡馆的顾客也有不少人投身其中。“同人”这个词在中文语境容易引起歧义，在此稍做说明，同人杂志指的是一群同好自办杂志。同人杂志一般没有稿费或只有少量稿费，对作者来说，好处是创作的自由度，坏处是贫穷，唯有当稿子脱离同人杂志的范畴，刊登于正式的报刊等出版物，才能“以文谋生”。仅就结果来看，1940年代后半的同人杂志的作者们，将在未来的几十年间占据日本文坛的主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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埴谷雄高、小田切秀雄等人创立的《近代文学》，后来有野间宏、加藤周一、中村真一郎和武田泰淳等加入。《近代文学》同人大多生于1910年代，抱有左翼思想，随后经历了战争——除了因为个人身体状况未被征召的，他们几乎都在二十来岁上过战场。时代的烙印决定了他们是反战的一代文人，其作品具有某种内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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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同人比《近代文学》的一群人年轻。他们出生于1925年前后，大部分曾是第一高等学校的学生。这批人在战争期间就读初中或高中，尝过匮乏的滋味，一心投身文艺。吉行淳之介、中村稔、饭田桃，以及八木佟一郎，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后来分别成了小说家、诗人、小说与评论家，还有剧作家。不过，他们的成熟时代尚未到来。战后那几年，比他们年长的《近代文学》同人尚且不能靠文字谋生，更不要说这伙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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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主人公铃木百合子，算是《世代》同人之一。她没给杂志写过稿，混在文学青年当中听他们畅谈文学、世界和人生，觉得自己以外的人都很厉害。百合子在横滨长大，她幼年丧母，父亲在她19岁那年病逝。1945年5月，横滨遭遇空袭，她和弟弟侥幸逃生，避难到乡下。几个月后日本战败，她又带着弟弟到东京，寄居在哥哥家。百合子是个娇小的女青年，一双格外大的杏眼，容貌引人注目。自从来了东京，家里不断让她相亲，美貌的她屡屡被拒，对方的理由是“这姑娘没有表情，不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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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人们都知道，百合子和八木佟一郎是恋人。两人还有过一次未遂的殉情。年轻容易导致绝望，更何况是贫穷的、对未来一片茫然的年轻。佟一郎在《世代》发表的小说《怔怔的手帖》（1946.12），怎么看都是写百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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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东京后，百合子做过各种工作，露天点心摊、点心小作坊、冰激淋摊、进口化妆品销售（背着从美军小卖部走私出来的化妆品，沿街敲门兜售）。可以说，她弄到什么就卖什么。有段时间，她的商品是巧克力球。巧克力球是熟人自制的，把葡萄糖做成球状，裹上来自美军的好时可可粉。不惧生的百合子前往神田一带的咖啡馆和酒吧，一家家上门推销。兰波咖啡馆也是她当时的客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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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百合子进入兰波咖啡馆工作的经历，根据她弟弟铃木修回忆，百合子想做文字类的工作，先是给作家当口述笔记员，后来去了昭森社。不知怎地，她没有坐在二楼逼仄的办公室，而是下到一楼，当起了女招待。原本那里就是《近代文学》《世代》同人聚集的所在，百合子很快成了兰波咖啡馆明星一般的存在，中青年文人们纷纷为了见她而去店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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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1946年的兰波咖啡馆，35岁的写作者武田泰淳遇见了比他小十三岁的百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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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讲一下泰淳的经历。1912年2月12日，东京本乡区一所净土宗寺院潮泉寺的住持大岛夫妻生下他们的第三个儿子（次子夭折）。父亲给儿子起名“觉”，又将其过继给终生独身的师父武田芳淳。武田觉从出生起，注定要继承衣钵成为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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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高中时，觉是个文学青年，尤其对中国文学兴趣浓厚。觉还是个左翼青年，因为发传单屡屡被捕，每回被捕，父亲都去看他，看守嘲笑他是“红色和尚”。他念了东京帝国大学中文系，和竹内好成为朋友。谢冰莹去到东京，觉与她互教日文和中文，此事导致他又一次被捕并退学，最终只在大学待了两个月。20岁那年，觉改名“泰淳”，进入增上寺的加行道场，获得僧侣资格。就像小贩的儿子要帮家里守摊，泰淳帮家里承担的事务包括给信众念经、拿布施、砍柴种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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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岁，泰淳以“狐塚牛太郎”为笔名，写了长篇《世界黑色阴谋物语》，没出版。翌年，他和竹内好等人一同创办了“中国文学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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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25岁的泰淳被征召入伍。他作为辎重兵辗转上海、杭州和武汉等地，在1939年退役。当一个左翼青年（而且还是热爱中国文学的左翼青年）被投入战场，其精神会遭遇怎样的挫折和重塑，战争又是如何让人犯下罪行——泰淳后来的小说《审判》（《批评》杂志，1947.4）可作为例证。小说通常被放在虚构的创作门类，不过泰淳与其同时代的创作者的小说大多源自个人经历，有种种蛛丝马迹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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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泰淳的作品开始呈现后来一贯的“诸行无常”的调性。1943年，他出了第一本书，《司马迁：史记的世界》，这本评论集更像是读史笔记。1944年6月，为了逃避二次应征入伍，泰淳到上海的“中日文化协会”工作。1946年4月，他随着战败撤退的人潮，搭船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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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两段中国经历构成了泰淳作为写作者的暗沉底色，与百合子的邂逅则给他带来不一样的光。两人相识之初，泰淳正经历一段如今很少有人提、当时在文坛内部人人皆知的四角恋爱，后来，他把看不到出口的窒闷感塞进了小说《爱的形式》（八云书店，1948），将恋爱对象化身作品的女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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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子没时间看很多书，也不知道泰淳在写小说，还以为他是个教中文的老师。泰淳总是请客，对她来说，他是那个带自己吃喝的人。如果他来的时候是晚上，她就让他付账，喝店里非法售卖的私酿烧酒；白天，要么选店里的巧克力芭菲（其实就是冰激淋上面放一块巧克力，用的巧克力仍是美军物资），要么选三省堂书店那边的“葬礼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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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姑娘对食物的爱透出近乎原始的生命力。百合子打动泰淳的，更多在于这种小动物般的天真直白。为了从四角恋爱的困局挣脱出去，泰淳接受了一份北海道的教职。在他离开前，1947年10月的一天，两人在街上闲走，百合子透露了一个重大的秘密。她说，自己的外公是铃木辩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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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起曾震动整个日本的事件。1919年（大正八年）6月6日，在新潟县的信浓川畔，有人发现了一只装满尸块的行李箱。很快警方查明，死者是横滨的进口米商人铃木辩藏，杀人者则是农商务省进口米部门的技师山田宪及其同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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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木辩藏死得凄惨，在当时，对于他的死，社会上普遍的看法是“有人为民除害”。大正时期，米商囤货导致米价暴涨，普通人的生活愈发艰难，富山县1918年还发生过米价导致的暴动。政府为解决这一问题，设立了进口米管理部，指定一些大商店以公定价格进行大米买卖。拥有政府指定的牌照，就等于有了赚钱的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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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时在米店当伙计的铃木辩藏是典型的暴发户。他靠倒卖大米和期货投资，迅速获取了巨额财富。山田宪在负责牌照的进口米部分工作，自然是铃木辩藏“公关”的对象。他先是带山田宪参与大米期货，导致其背了一身债，然后开始游说对方放出牌照。此时，山田宪找理由向铃木辩藏索要了五万日元的贿赂。无疑是一笔巨款。作为参照，夏目漱石发表于1906年的《哥儿》，主人公担任教职的工资是40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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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铃木辩藏试图要回那笔钱，反被杀害。山田宪在法庭上声称自己是对无良商人进行天诛，最终他被判死刑，两名共犯分别被判监禁十五年和一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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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从得知，百合子究竟出于怎样的心理向泰淳提起这件事。或许她是想挽留即将离开的泰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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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木家有不成文的共识，不要对外人提起家里长辈的事。其背景就在于大众对铃木的死缺乏同情。而且，百合子并非铃木的亲外孙女。百合子的父亲入赘铃木家，和妻子育有一双儿女。岳父和妻子去世后，他和第二任妻子生下四个孩子，分别是谦太郎，百合子，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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