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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所失：漫步在历史和经济的丛林中 传染病和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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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罗德尼·斯塔克《基督教的兴起》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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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前，在罗马帝国，基督教不过是几个偏僻的乡下人相信的异端。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几个月之后，总共只有120名基督徒。但是到了公元4世纪初，基督徒的数量已经相当壮观。很多历史学家对这一时期基督徒的数量作了估计，结论是在大约公元300年的时候，基督徒的人口已经达到罗马帝国人口的1/20甚至1/10，大约在500万~750万人左右。按照这个估计，在不到300年的时间内，基督徒的人数以每十年40%的速度在增长。尤其是在公元2世纪中期到3世纪初期的大约五十年时间内，基督徒的人数迅猛增长。正是由于基督徒的人数浩浩荡荡，才使得罗马皇帝逐渐调整了其宗教政策，从迫害和歧视基督徒，转为容忍甚至推崇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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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的教徒为什么会从基督教中得到自己的信仰？按照传统的解释，那些处在社会底层的奴隶、穷人和被罗马帝国征服和压迫的民族会更倾向于在宗教中找到心灵的寄托。但是，历史学家发现，最早信奉基督教的往往是一些社会地位较高的社会阶层。而且，这一发现和其他宗教的起源也有相似之处。穆罕默德最初的追随者大多数是特权阶层的孩子，他们之所以投靠新的宗教，是因为他们更容易对过去的宗教感到厌恶。是的，他们确实比其他社会成员有更多的特权，但是其对现实的不满甚至要超过社会底层的人们。比如说，基督教的兴起最早是从希腊化的犹太人中出现的，他们分布广泛，尽管很多人已经比较富有，但是所到之处，仍然受到本地人的排挤；上流社会的妇女也是最早信教的社会阶层之一，她们尽管生活富足，但是精神却长期受到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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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意思的是，瘟疫的流行和基督教的兴起有着紧密的联系。公元165年，一场毁灭性的瘟疫横扫整个罗马帝国，大约有1/4甚至1/3的人口死于这场灾难，就连皇帝奥勒留（Marcus Aurelius）也无法幸免于难。公元251年，又一次规模更大的瘟疫袭击了罗马帝国，最严重的时候，罗马城一天就有5000人死亡。在突如其来的浩劫面前，人的生命如同芦苇一样脆弱。目睹亲人和朋友染病死去，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追问，我们之所以活着是为了什么，生命有什么意义。科学无法提供合理的解释，哲学则在无力地诡辩，说什么美德正在消散，社会已经堕落。正如历史学家麦克尼尔（McNeil）所说的，“基督教是一个包含了思想和感情的体系，完全适合于动荡的年代”。当时的一个主教对信徒们说：“对于我们来说，这些都是磨炼，而非真正的死亡……那些蒙主恩召的弟兄已经离开世界，得到了自由。他们离开了我们，却在为我们领路。”这样的教导制止了恐慌和绝望，使人们心灵温暖，而且给予了人们继续上路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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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所做的甚至远胜这些。在瘟疫爆发的时候，基督徒不顾自身安危地照顾病人，甚至为了给死者准备一场体面的葬礼，毫不保留地拿出自己的一切物品。和基督徒的献身精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著名的医生迦林却在瘟疫刚刚爆发时，就匆匆忙忙地逃跑了，直到瘟疫结束才从乡下回来。对于基督徒来说，因为上帝爱世人，世人也必须彼此相爱，这样才能使上帝喜悦。这样一种饱含了爱和慈善的教义，对于当时人人自危、嘲讽一切的社会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震撼。对于异教徒来说，基督教所说的“上帝爱世人”是荒唐可笑的。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信仰的那些神祇，都是有明显性格缺陷的：暴戾、欺骗、嫉妒、反复无常，对世间的人类是藐视和嘲讽的，既然他们是神，就根本不会关心尘世的事情。怜悯在异教徒那里不是美德，而是缺陷。他们认为，有智慧有能力的人根本不需要别人的怜悯，只有没有用的人才需要怜悯，但是没有用的人只配被驱逐出去。当瘟疫降临的时候，那些不信基督教的人已经被苦难压垮，他们抛弃了自己的亲人和朋友，也被自己的亲人和朋友抛弃。垂死的人倒在路边，没有人会多瞧一眼。但是，即使是对病人进行最基础的护理，也能大大降低死亡率。比如，即使能够给那些垂死的人提供一些水和食物，他们也可能会从虚弱中慢慢恢复，而不必悲惨地死去。由于基督徒之间的相互关心和照顾，基督徒在瘟疫中的生存率最高，这无形中提高了基督徒的威信，那些受到基督徒照顾生存下来的异教徒更容易加入基督教，因为他们原来的亲人已经死去，原有的社会网络对他们的束缚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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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尼·斯塔克说，“基督教的核心教义激发并保持了有魅力的、解放性的、高效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想象一下罗马竞技场中兴致勃勃地看狮子吃人的那些观众，就可以知道当时人性的沦丧程度了。基督教带给人们的礼物，是让人们重新找回了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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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所失：漫步在历史和经济的丛林中 狗知道，法律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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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南多·德·索托是秘鲁的经济学家。和那些经院派的学者不同的是，索托一直积极地参与政策的制定，他被《时代》周刊评为20世纪拉丁美洲5位最重要的改革家之一，被《财富》杂志评为20世纪90年代最具有号召力的50位世界思想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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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托的《资本的秘密》试图解释，为什么美国、欧洲及日本能够实现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而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却停滞不前？为什么能够享受到经济繁荣的只有少数人，而穷人却被置身局外？或者，借用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说法：“历史上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好像生活在与世隔绝的‘钟罩’里？它为什么无法扩张并占据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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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托带着他的团队，走街串巷，去推算穷人所拥有的资产。他们在秘鲁、海地、菲律宾和埃及这四个国家做了较详细的田野调查。索托的研究发现，穷人之所以穷，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财富，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资本。以最真实、最容易发现的资产——房地产为例，在这些国家的棚户区，有着数不清的住宅，其中很多是穷人搭建的违章建筑。但这些没有合法权的房地产，其潜在的价值却高得惊人。索托估计，在整个第三世界和转轨国家，穷人掌握但是并不合法拥有的房地产的总值高达9.3万亿美元，这几乎是世界上20个最发达国家主要股票市场上全部上市公司的总值，是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和转轨国家在过去十年所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10倍，是世界银行在过去三十多年贷款总额的20多倍，是所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援助总额的9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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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的资产是死的资产，无法流动并创造出新的价值。土地无法用来抵押，房屋无法用来出租或销售，资产无法流动便会变成一潭死水。为什么西方国家能够富裕起来，关键在于他们找到了能够释放出资产潜能的完善的产权制度。但是，和诺斯等制度经济学家不同的是，索托特别强调指出，产权制度的意义不是保护所有权，而是保护所有权的交易。如果单是为了保护所有权，黑手党也可以保护所有权，但是只有完善的产权制度，才能够将资产中蕴含的价值提炼出来，并使其标准化，确认交易双方的责任和权利，并方便对资产不断地进行拆分和组合，最大限度地促成交易的形成，让资产交易超越家族、亲友的狭小圈子，使得陌生人和陌生人之间可以放心地进行资产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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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真正任务不是要保护现存的所有权制度，而是要让每个人都有权得到所有权。穷人不是贫穷的根源，相反，他们是问题的解决方法。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如何把自己的人民所掌握的资产转化为可交易的资本，如何激发自己的人民所蕴含的创造财富的巨大潜力。穷人既不愚昧，也不绝望，当政府无法提供给他们一个合法的产权制度时，穷人会自己建立合作和分工的秩序，有自己的规则和惯例。他们通过自发的创新来弥补现实和法律之间的巨大漏洞，并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那些贫民窟看起来杂乱无章，但其实有着内在的活力和秩序。到城市里面来的大多数是农村中的精英，他们敢于冒险、富于创新。当资源越是稀缺的时候，对资源的利用越是有效率，贫民窟中的企业家精神丝毫不少于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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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政府对待这些努力的态度却常常是倨傲而冷漠的。政府看到这些拥挤而破旧的贫民窟，恨不得统统拆而迁之；政府看到这些嘈杂而无序的移民，恨不得明天就遣而返之；政府看到没有执照的路边小贩，向来不惮以虎狼之役驱而散之。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得法律日益和穷人对立，穷人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就会潜入自我保护的地下经济、非正规部门，随着经济中的非正规部门比重越来越大，法律的阳光能够照耀的地方就越来越少，法律的合法性也会日益受到质疑。索托说，社会底层的人根本不是罪犯，所谓的“不法行为”，或许只是社会底层的“立法”和社会高层立法之间的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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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处的时代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没有办法抗拒的。幻想让农民仍然留在农村去过“田园牧歌”的生活是不现实的，当公路修建到了农村人的家门口，当他们能够从广播和电视里面看到城市生活中的机遇、舒适和乐趣，任何人只要有勇气沿着道路向前迈进，就能拥有现代化的生活。随着人口迁移的巨大变化，资产的所有权也将随之改变。产权保护的经济价值在不断提高，拒绝给予人们合法的产权保护，将使得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冲突日益激烈。如果没有土地所有权，城市化的进程就会蜕化为对农民的剥夺，并激发起农民的抗争；没有土地所有权，农民也无法用土地作抵押，无法得到贷款，无法获得扩大生产和改善生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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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到了必须调整产权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时候了。正如美国的霍姆斯大法官曾经说过的，“法律的本质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政府的使命不是持之以恒地和社会底层的“不法行为”斗争，天天像救火一样去弥补“管理上的漏洞”，而是要带着尊重甚至谦卑，去学习民间的规则和契约。法律制度只有深深植根于民间的各种非正规的协议和规则，才能够枝繁叶茂，才能有真正的生命力和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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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知道民间非正式的规则到底在哪里呢？索托在印度尼西亚的时候，当地的官员就问过他这个问题。索托讲了一个故事。他在巴厘岛度假的时候，去稻田里散步。他不知道每个农民的田产边界在哪里，但是，每当他穿过一个农场走进另一个农场的时候，都会听到不同的狗叫。狗不知道什么是官方的法律，但是它们很清楚，自己的主人控制着哪一块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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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知道，但法律却不知道。向狗学习，是为政者的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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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所失：漫步在历史和经济的丛林中 为什么“砖家”说的都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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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系作者为中学生刊物《课堂内外》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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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往往更容易发现真理，当然，也经常会用很偏激的方式发现真理。比如说，你们很可能会敏感地觉得，父母和老师说的好像不对，但你们说不出来为什么他们说的不对。结果呢，你们就用一些无比幼稚和愚蠢的话故意去惹恼他们。我以后会告诉你们，父母和老师的确是错的。当然了，父母和老师并不总是错的，但他们经常会犯错，而且有时候会错得很离谱。这个话题咱们以后再讨论，我不能一下子把所有的人都得罪了。我得罪人的风格是，一次只得罪一个。所以我决定，先得罪我敢得罪的人：那些和我一样的人，就是经常被称为“砖家”（原来叫专家）和学者的人。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我们行业里的秘密：“砖家”们说的都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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