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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所失：漫步在历史和经济的丛林中 狗知道，法律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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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南多·德·索托是秘鲁的经济学家。和那些经院派的学者不同的是，索托一直积极地参与政策的制定，他被《时代》周刊评为20世纪拉丁美洲5位最重要的改革家之一，被《财富》杂志评为20世纪90年代最具有号召力的50位世界思想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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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托的《资本的秘密》试图解释，为什么美国、欧洲及日本能够实现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而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却停滞不前？为什么能够享受到经济繁荣的只有少数人，而穷人却被置身局外？或者，借用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说法：“历史上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好像生活在与世隔绝的‘钟罩’里？它为什么无法扩张并占据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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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托带着他的团队，走街串巷，去推算穷人所拥有的资产。他们在秘鲁、海地、菲律宾和埃及这四个国家做了较详细的田野调查。索托的研究发现，穷人之所以穷，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财富，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资本。以最真实、最容易发现的资产——房地产为例，在这些国家的棚户区，有着数不清的住宅，其中很多是穷人搭建的违章建筑。但这些没有合法权的房地产，其潜在的价值却高得惊人。索托估计，在整个第三世界和转轨国家，穷人掌握但是并不合法拥有的房地产的总值高达9.3万亿美元，这几乎是世界上20个最发达国家主要股票市场上全部上市公司的总值，是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和转轨国家在过去十年所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10倍，是世界银行在过去三十多年贷款总额的20多倍，是所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援助总额的9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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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的资产是死的资产，无法流动并创造出新的价值。土地无法用来抵押，房屋无法用来出租或销售，资产无法流动便会变成一潭死水。为什么西方国家能够富裕起来，关键在于他们找到了能够释放出资产潜能的完善的产权制度。但是，和诺斯等制度经济学家不同的是，索托特别强调指出，产权制度的意义不是保护所有权，而是保护所有权的交易。如果单是为了保护所有权，黑手党也可以保护所有权，但是只有完善的产权制度，才能够将资产中蕴含的价值提炼出来，并使其标准化，确认交易双方的责任和权利，并方便对资产不断地进行拆分和组合，最大限度地促成交易的形成，让资产交易超越家族、亲友的狭小圈子，使得陌生人和陌生人之间可以放心地进行资产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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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真正任务不是要保护现存的所有权制度，而是要让每个人都有权得到所有权。穷人不是贫穷的根源，相反，他们是问题的解决方法。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如何把自己的人民所掌握的资产转化为可交易的资本，如何激发自己的人民所蕴含的创造财富的巨大潜力。穷人既不愚昧，也不绝望，当政府无法提供给他们一个合法的产权制度时，穷人会自己建立合作和分工的秩序，有自己的规则和惯例。他们通过自发的创新来弥补现实和法律之间的巨大漏洞，并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那些贫民窟看起来杂乱无章，但其实有着内在的活力和秩序。到城市里面来的大多数是农村中的精英，他们敢于冒险、富于创新。当资源越是稀缺的时候，对资源的利用越是有效率，贫民窟中的企业家精神丝毫不少于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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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政府对待这些努力的态度却常常是倨傲而冷漠的。政府看到这些拥挤而破旧的贫民窟，恨不得统统拆而迁之；政府看到这些嘈杂而无序的移民，恨不得明天就遣而返之；政府看到没有执照的路边小贩，向来不惮以虎狼之役驱而散之。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得法律日益和穷人对立，穷人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就会潜入自我保护的地下经济、非正规部门，随着经济中的非正规部门比重越来越大，法律的阳光能够照耀的地方就越来越少，法律的合法性也会日益受到质疑。索托说，社会底层的人根本不是罪犯，所谓的“不法行为”，或许只是社会底层的“立法”和社会高层立法之间的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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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处的时代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没有办法抗拒的。幻想让农民仍然留在农村去过“田园牧歌”的生活是不现实的，当公路修建到了农村人的家门口，当他们能够从广播和电视里面看到城市生活中的机遇、舒适和乐趣，任何人只要有勇气沿着道路向前迈进，就能拥有现代化的生活。随着人口迁移的巨大变化，资产的所有权也将随之改变。产权保护的经济价值在不断提高，拒绝给予人们合法的产权保护，将使得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冲突日益激烈。如果没有土地所有权，城市化的进程就会蜕化为对农民的剥夺，并激发起农民的抗争；没有土地所有权，农民也无法用土地作抵押，无法得到贷款，无法获得扩大生产和改善生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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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到了必须调整产权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时候了。正如美国的霍姆斯大法官曾经说过的，“法律的本质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政府的使命不是持之以恒地和社会底层的“不法行为”斗争，天天像救火一样去弥补“管理上的漏洞”，而是要带着尊重甚至谦卑，去学习民间的规则和契约。法律制度只有深深植根于民间的各种非正规的协议和规则，才能够枝繁叶茂，才能有真正的生命力和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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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知道民间非正式的规则到底在哪里呢？索托在印度尼西亚的时候，当地的官员就问过他这个问题。索托讲了一个故事。他在巴厘岛度假的时候，去稻田里散步。他不知道每个农民的田产边界在哪里，但是，每当他穿过一个农场走进另一个农场的时候，都会听到不同的狗叫。狗不知道什么是官方的法律，但是它们很清楚，自己的主人控制着哪一块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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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知道，但法律却不知道。向狗学习，是为政者的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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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所失：漫步在历史和经济的丛林中 为什么“砖家”说的都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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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系作者为中学生刊物《课堂内外》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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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往往更容易发现真理，当然，也经常会用很偏激的方式发现真理。比如说，你们很可能会敏感地觉得，父母和老师说的好像不对，但你们说不出来为什么他们说的不对。结果呢，你们就用一些无比幼稚和愚蠢的话故意去惹恼他们。我以后会告诉你们，父母和老师的确是错的。当然了，父母和老师并不总是错的，但他们经常会犯错，而且有时候会错得很离谱。这个话题咱们以后再讨论，我不能一下子把所有的人都得罪了。我得罪人的风格是，一次只得罪一个。所以我决定，先得罪我敢得罪的人：那些和我一样的人，就是经常被称为“砖家”（原来叫专家）和学者的人。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我们行业里的秘密：“砖家”们说的都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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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我说得有些过火了。“砖家”们说的当然不是全都错的。当他们告诉你，地球绕着太阳公转的时候，他们有99.999%的概率是对的。当他们告诉你，吸烟多了容易引起肺癌的时候，他们有99%的概率是对的。当他们告诉你全球气温变暖的时候，他们大概有90%的概率是对的。既然是“砖家”，他们知道的专业知识当然比我们更多一些，但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普通的公众不仅希望“砖家”给他们普及一些专业知识，比如绿豆是不是包治百病啊，更多的时候，公众想让“砖家”们预测一下未来会是怎么样的：股市会不会涨啊？明天会不会下雨啊？中国和日本会不会打仗啊？“砖家”的专业知识不是比我们普通人多吗，那他们肯定也要预测得比我们更准了。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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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学经济学的。我特别喜欢搜集经济学家出丑的故事。经济学家最不擅长的事情就是预测，但最喜欢的事情就是预测。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后来又引发了银行危机、英镑危机、美元危机，全球经济经历了著名的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但就在美国股市崩盘的前夜，当时最有名的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教授振振有词地说，华尔街的股价踏上了“永久的高原”。最近二十多年，世界经济经历了几次较大的衰退，一次是1990年股市危机，一次是2001年网络泡沫崩溃，最近的一次是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你猜怎么着？每一次都是，衰退已经发生了，但大部分经济学家还认为，经济增长的势头不错。难怪有人这么奚落经济学家，说在过去的5次经济危机中，经济学家成功地预测出来了其中的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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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先别幸灾乐祸，有人比我们更差，比如说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要推选20世纪影响最大的国际政治事件，应该是苏联解体吧。曾经那么不可一世的大帝国，说消失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你回头去看看，几乎没有一个国际政治学者预测过，苏联会在一夜之间解体。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国际政治学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让我们这些经济学家心里好受点。我们做得够差了，但还有人比我们做得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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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存在着致命的缺陷。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的心理学和政治学教授菲利普·泰洛克（Philip Tetlock）花了很长时间汇总了很多同行的预测。他发现，当政治学家说一件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的时候，平均而言，这件事情发生的概率有15%。当政治学家说一件事情绝对会发生的时候，平均而言，这件事情不发生的概率有25%。2005年，一个医学研究者约翰·约阿尼迪斯（John Ioannidis）发表了一篇很有争议的论文《为什么大部分发表的研究报告都是错的》。他声称，医学杂志发表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在现实中都是错的。贝尔实验室证实了约阿尼迪斯的判断，他们试着在实验室里重复医学杂志论文中的实验，结果发现，有2/3的实验都无法得到论文里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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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不是有点“愤青”的味道了？那好吧，让我把观点再修正一些。我们得承认，有些“砖家”的预测会比另外一些更准一些。他们就是那个说鸵鸟有三条腿的学生，因为别人都说鸵鸟有四条腿，他的回答更接近答案，于是赢得了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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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是回到泰洛克的那个研究。泰洛克是一个心理学家，所以他对“砖家”们的性格、思维方式很感兴趣。最后，他发现，狐狸型的学者比刺猬型的学者更容易预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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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狐狸型和刺猬型的学者？这个典故出自古希腊诗人阿齐罗库斯（Archilochus）。他说：“狐狸知道很多小事情，刺猬知道一件大事情。”后来，英国哲学家伯林在一篇谈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文章中，借用这个比喻，把很多作家按照他的理解分成了刺猬和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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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猬们相信，在纷繁复杂的表象之下，有一个亘古不变的基本规律，这个规律影响着整个社会。只要你发现了这个规律，历史的迷雾就顿时消散。弗洛伊德可能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看什么都是潜意识、性冲动。在我的经济学同行中，有一大批也是刺猬，他们坚信市场总是比政府聪明，不管什么事情出了问题，他们都会告诉你：你看，我说的吧，这就是因为政府在干预。说实在话，刺猬有刺猬的优势。刺猬更容易成为学术大师或公共知识分子，他们说的不准确，但那叫“深刻的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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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们则天性多疑，对什么都不会全信。他们经常变化，喜欢向别的学者和别的学科学习，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看法。如果看到的实际情况和原本相信的理论不一样，他们更愿意怀疑理论错了。他们不敢相信一个基本的规律能左右整个世界，这个世界一定是充满了反例、异常、错误和混乱的。你问他们一个问题，他们总是会给你模棱两可的答案。这一点尤其惹人讨厌。美国的杜鲁门总统曾经跟手下说，你们能不能给我找一个“一只手的”经济学家。因为你问什么问题，经济学家都要告诉你，一方面（on one hand），另一方面（on the other hand）。政治家的想法是：拜托，你就告诉我一个标准答案好不好？经济学家的回答是：对不起，这个真的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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