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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社群主义的挑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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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深奥推理都伴有一种不便：它可以使论敌哑口无言，却不能使他信服……。当我们离开了小房间、置身于日常事务时，我们推理所得出的结论似乎就烟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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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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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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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切主义一样，社群主义其实不构成一个单一的思想体系，而是对在某些方面有近似看法的一些学者的思想（例如麦金太尔、桑德尔和瓦尔泽）或/和社会运动（例如女权主义、建构性批判法学）的粗略概括。社群主义内部的差别也并不小，并不因分享了或被贴上了一个主义而真的具有自身同一性。但大致说来，社群主义都对当代西方社会，以及发生在这些社会中的冲突、矛盾和问题，做出了批判，同时将这些令他们不安的社会现象一般归结为据说是支撑并支配了西方社会的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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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麦金太尔（Aasdair MacIntyre）在《追求美德》[3]中，一开始就提出了他写作此书时美国社会中无法解决的三大争论：战争与和平、人工流产和社会福利。争论之所以无法获得社会共识，在麦金太尔看来，是由于建立在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麦金太尔称之为情感主义伦理学）基础之上的美国当代社会伦理的碎裂化。麦氏认为，要解决这种伦理危机和道德理论危机，就应当继承或回归失落了的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美德传统；而要使这种传统美德得以存在和维持，一个最基本的社会背景条件就是要有这样一个分享共同利益（善）的社群（或共同体）；在这样一个社群中，成员对他们的共同利益（善）有共同的追求。公允地说，麦氏并没有明确呼吁社群的建立；作为一个伦理学家，他也无法指出如何在当代西方社会实际重建社群；只是，这种期盼是相当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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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女权主义法学家韦斯特（Robin West）认为现代以来作为西方社会的法律制度基石的个体主义和自由主义体现的是一种男性伦理，而女性由于生理特点，天生具有一种不同于男性的“女性道德”：总是更为关怀他人、体贴他人、照顾他人的利益；即使有冲突，也不只是论理，强调规则，而是更看重情分。因此，她和其他一些女权主义法学家都主张要依据这种据说是人人相互关心、相互体贴的女性道德来重建美国的法律制度。[4]这种理论实际上是一种社群主义的主张，尽管其大旗上写的是女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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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学术界，社群主义几乎同时被其倡导者和反对者视为或界定为一种与西方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个体主义和自由主义尖锐对立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它不仅应当、而且可能取代个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并进而试图据此构建社会、修改法律。社群主义向个体主义和自由主义提出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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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挑战是真实的吗？如果真实，又是在什么层面上？中国学者又应当如何看待这场争论？本文并不可能回答这些问题，而只是基于自己一些初步的阅读，谈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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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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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和社群的关系问题是近代以来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的一个老问题。尽管在近代有长期的争论，然而，在我看来，这是近代社会因资本主义发展、社会分工细致化、社会流动性增加，出现了现代哲学和社会意义上的个体之后，才出现的一个问题。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迪尔凯姆（《社会中的劳动分工》、《自杀论》）对此都有过细致的、令人信服的理论分析；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对美国的个体主义得以形成的分析基本上也是这一思路。如果接受这种分析思路，那么自由主义或个体主义——无论作为社会实践还是以理论形态出现的政治伦理哲学——在现代西方社会成为主流，就不应被视为是一种“主义”或“思想”的产物，而是社会经济生活以及相应的社会组织结构变迁的产物。换言之，洛克和密尔并没有“创造”社会生活中的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而是社会生活中的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创造了洛克和密尔；不是洛克和密尔说了自由主义的话，而是自由主义说了洛克和密尔。洛克和密尔在西方自由主义学术传统中的重要性是他们之后西方社会经济、社会结构的历史变迁过程逐步构建起来的，而不是因为他们先重要了，随后西方社会在他们的理论基础之上或按照他们的理论建立起来了。这就如同孔子在他生活的年代只是诸子百家中之一家，其重要性是后来的中国历史构成的，是后代学者的认同、阐释的结果。伟大学者的身后历史并不是其著述之意蕴的展现，相反是其身后之历史作为语境决定了其著作的意义。“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之类的话是当不得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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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否定思想家的历史重要性。这不仅因为一个思想家总是说出了一些他人没有说出的话，或他人说的不如这位思想家说的更为精辟、凝练，更容易为人们理解和接受（这表明并不是所有人在思想史上都具有同样的意义），而且我承认在一定限度内，“主义”作为人们可认同的符号具有构建现实的作用。但归根结蒂，只要人们还承认社会和历史都是众人各求生存的合力产物，那么，我们就不能把一种以理论形态表现出来的“主义”看得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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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才认为，哪怕社群主义在学术界再轰轰烈烈，只要西方社会的经济、社会结构不发生重要变更，它就不可能，在实践层面，对作为西方社会之基石的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构成实质性的全面挑战。如果市场经济要求高度自由流动的、高度专业化的个体，并在不断促进和塑造自然的人成为这种文化个体，那么这些高度流动的、追逐自我利益的个体如何能组织成麦金太尔认为回归美德传统所必需的那个追求共同利益的社群呢？你不可能只是说，为了防止道德危机或道德理论危机，为了获得伦理的共识，让我们结成一个追求共同利益的社群吧；人们不会就此放下自己各自的追求而结成这样一个或一些社群。即使人们可能一时在某种改造社会的理想主义追求下结成社群，他们也会为什么是他们真正的共同利益，以及应如何实践追求而争论不休。因此，如果麦金太尔的判断是真的，当代西方社会中无法达成共识的道德论争反映了道德危机，那么，我想这也决不是因为西方人不懂得要追求他们的共同利益。他们的道德争论无不是为了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各自坚信己方观点真正代表了人类社会或本国社会这个更大社群的共同利益。甚至也正是这个原因，当代政治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的正义原则在有些学者看来属于社群主义。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不能确定并实践他们的telos，无法在实际的具体问题上确定他们的共同利益。是不能也，非不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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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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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社群主义在当代西方并不能对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在总体社会实践层面构成挑战，这并不自然地意味，在智识上也不构成一种挑战。我认为，在智识层面，或者在理解当代西方或美国社会中发生的种种社会问题上，社群主义研究者的确有贡献。不能将这两个层面的问题混为一谈。试图以社群主义取代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学者的窃喜，或者某些自由主义学者对社群主义的轻视，都混淆了这两个层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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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政治伦理哲学，对基于这一哲学基础的法律制度言说提出了许多问题，例如情感主义的（高度个体化的）伦理学不能构成令人信服的社会和道德基础；人性的复杂，社群归宿感对于人以及社会生活的高度重要；道德实践的意义和前提是社群，等等。这些都是自由主义如果要作为一个自洽雄辩的理论体系必须回答，然而又是难以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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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主义在智识上对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构成了挑战，但提出了挑战又不意味着社群主义自身已在智识上解决了这些问题，或者社群主义在智识上可以取代或应当取代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的基础。这就好比一个人论证了克林顿不适合担任美国总统，并不意味着他已经论证了自己是美国总统的最佳人选。社群主义同样没有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有些问题似乎在智识上解决了，但仔细看看，就会发现，也仅仅是通过概念界定完成的。例如，麦金太尔对社群主义的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基于他对于人的界定；他认为依据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传统，“人”这个概念本身并不是当代西方的那种自然的人，而必然包含了善的概念，包括了人的telos。换言之，并粗略说来，麦金太尔将人的概念变成了一个规范的或目的论的概念，就如同我们说“做个人真不容易”时所使用的那个人的概念。又如，麦金太尔强调美德与实践的关系，强调美德与智慧的统一，强调美德与传统的关系。由于他的美德概念囊括了如此之多的成分，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可能遇到的许多问题也就从他的理论中被有效排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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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哲学层面的成功对于现实生活的实践者来说是空洞的、苍白的。我可以承认人有telos，但我不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telos，我的理解和你的理解有不同，怎么办？如何让这个世界的所有人都接受麦氏的界定，并努力实践成为这个高大的人呢？我也承认美德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必定是实践的，但现实社会中的活动都是具体的，我必须也只能在一个个事件中生活；因此，比如说，我就不知道此刻在写这篇短文时我的活动是不是体现了一种美德？我也承认美德与智慧密不可分，是在具体时间、地点恰当地做事，但我不知道我现在所做的事是否恰当，抑或有更恰当的事可以去做？我也承认社群是重要的，甚至承认它是优先于个人的，但是我又如何进入那样一个社群，以实践的美德取代我此刻的分析和言说？或是选择进入任何一个社群都可以，我可以选择吗——不需要我想进入的社群的接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作为哲学伦理学的社群主义主要是批判性的；它给予当代人的只能是一些纲要性的启发，一种对现代性的反思。而无法对社会生活和个体生活给予实际的指导。这是传统的道德哲学一种无法超越的弱点，同时也是它的优点；体现了知识的另一种地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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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麦金太尔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并隐含在《追求美德》一书的最后一句话：“我们正在等待的不是戈多，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圣本尼迪克特”。[5]将永远不会到来的戈多与创建了基督教隐修教士社团的本尼迪克特并列，在我看来，麦金太尔几乎是以一种隐喻和委婉的方式说：他在学理上认可的社群主义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希望。麦金太尔曾接受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他在著述中体现出的颇受指责的“相对主义”，他选择了社会伦理学史研究而不是构建社群主义理论，以及他否认自己是社群主义者等，都显示如此解读不仅成立，甚至可能是对他的更深刻理解。如果这一解读成立，那么，麦金太尔就不仅是在批判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他也是一个社群主义的批判者，而不是一个倡导者（尽管人们通常这样标签他）。而由于这一点，麦金太尔也比其他一些社群主义实践的倡导者更为深刻，更为复杂，更富有历史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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