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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章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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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代法制与思想概况（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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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代法制指导思想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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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初受黄老学派“无为而治”的思想影响，主张“德刑相济”、简省刑罚与明法慎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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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秦代苛法的反对，以文帝、景帝为代表的汉初统治者积极实践黄老学说中的“约法省禁”法律思想，使得法律不再以狰狞的面目出现，而成为统治者“因民之性而治天下”的有效途径，缓刑、轻徭、薄赋互为一体。同时，汉初黄老学说也十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在无为而治的核心中融入德刑相济的理论，使以德化民、以刑止奸作为统一的两方面成为统治者的指导思想。革除前朝遗留的苛法、提倡明法慎罚的精神，成为这一时期统治群体立法思想与实践最主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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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汉中期法制思想的儒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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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以窦太后的去世为转折点，汉初七十年来占主导地位的黄老学说淡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由董仲舒创建的，以《公羊春秋》为主干，兼采阴阳、法、道、名诸家学说而成的新儒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新儒学一出现便定于一尊，成为此后历代中央集权王朝一以贯之的正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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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国家观与法律观的核心是“天人合一”。“三纲五常”、“德主刑辅”是其法制理论的基本原则。从汉代开始，中国法律开始儒家化（“以儒入法”），秋冬行刑、春秋决狱，还有律令章句学的盛行都是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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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创设了尊老恤幼、亲属相隐、贵族官僚有罪先请三大法律原则(1)，是为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之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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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司法则时（秋冬行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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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时，秋冬行刑、司法则时的思想得到新儒学理论的有力支持，成为执法官吏自觉遵守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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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律学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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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儒家士大夫不但引《春秋》经义断狱，也广泛根据其他儒家经典断狱，故史家又称之为“引经决狱”。引经决狱之风的盛行，开启了引经注律（根据儒家经义解释法律条文）的风气。律学其实是经学的一个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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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代立法概况与法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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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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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是两汉最基本的法律形式，它具有普遍性和相对稳定性。汉律的主体是汉律60篇，其中包括：《九章律》（萧何在《法经》和《秦律》盗、贼、囚、捕、杂、具6篇的基础上增加了户、兴、厩3篇，合为9篇，故名《九章律》）；《傍章》（18篇，叔孙通制）；《越宫律》（27篇，张汤制）和《朝律》（18篇，赵禹制），另外当时还有很多单行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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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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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是皇帝的召令，皇权的至高无上使令直接成为法律的渊源。但是并非所有王者之命都可以成为法令。王者之命必须经过一定意义上的立法程序，才能被赋予法律的性质。令的产生摆脱无序的不规范状态而进入程序化，这也是统治群体法律意识逐渐成熟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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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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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本意为规定、法则，其作用在于具体规范、禁约某种对象行为，是对律令的具体诠释与补充。由于科是具体分解律令，因此其数量较律令更为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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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在史籍中往往与科并提，它是区别于科的另一种法律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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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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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是判例，又称“决事比”。司法官吏在审判时，可以援引“比”定罪量刑。并非所有的判例都可以成为“比”，它必须要经过立法权力的认可。比的法律效力主要来源于皇帝的裁定或最高司法官员（廷尉）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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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上文提到的《春秋》经可以说是汉代的“宪法”，具有凌驾于各种法律形式之上的效力。而权威的法律注释著作在得到皇帝认可后，也具有法律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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