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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春秋决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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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情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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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曰：殴父也，当枭首。（董仲舒）论曰：臣愚一谓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惕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诟父也。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与父而卒，君子愿心，赦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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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御览》（卷六百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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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 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县官。仲舒断之曰：甲生乙，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虽杖甲，不应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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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卷六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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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 （昭帝）始元五年，有一男子……诣北阙，自称卫太子。公车以闻，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长安之吏民聚观者数万人。……京兆尹（雋）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据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诏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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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雋不疑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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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案情今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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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乙与丙争吵打架，丙用佩刀刺乙，乙的儿子甲（见此情况）用棍子打丙，却误伤其父。对甲应如何处理？有人说对甲应该以殴父论罪。董仲舒认为：父子是至亲，儿子看见别人与父亲打架十分担心，（在情急之下）拿着棍子去帮忙，他并非有意要伤到父亲。《春秋》大义中有许止进药的故事，许止的父亲病了，许止给父亲喂药，父亲却死了。审案的君子原心定罪，赦免了许止死罪。甲并非法律上所谓殴父，不应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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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 甲生了儿子乙，却将其送给丙收养，乙由丙扶养长大成人。有一天，甲因为酒喝醉了，对乙说：“你是我的儿子。”乙很生气，用棍子打了甲二十下。甲因为乙是他亲生，咽不下这口气，就去县官那里告乙殴父。董仲舒认为：甲对乙生而不养，父子之义已经断绝。甲不应被判殴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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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 汉昭帝时，有人自称是卫太子，诣长安北门，造成混乱，群臣束手无策。这时京兆尹雋不疑赶到现场，将其逮捕下狱。其依据是《春秋》蒯聩的故事：定公十四年，卫灵公之世子蒯聩违抗父命，出奔宋，后来又奔晋；灵公立其孙蒯辄，是为出公；后来，蒯聩欲回国，遭蒯辄拒绝；而《春秋》以灵公无杀子之意，蒯聩不应出奔，故以蒯辄为是。雋不疑认为，在本案中，卫太子与蒯聩情况相似，即使诣北门者真是卫太子，也应论罪。于是将其下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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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律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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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春秋决狱，也称春秋折狱、春秋决事、春秋断狱，是依据春秋经义与事例来辅助、补充制定法，比附定罪，解决疑难的刑事案件。董仲舒是春秋决狱的倡导者，他以当时的司法实践为素材，作《春秋决狱》232事。由于统治者对经学的推祟与董仲舒等人对司法实践的实际参与，使春秋决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流行于世的审判方式。君臣父子之义是《春秋》的最高纲领，春秋决狱的根本，就是用君臣父子之义去评判是非、决断善恶。春秋决狱是汉儒“通经致用”的表现。在司法实践中，它往往以缜密而又符合人情的理念析理辨义、推本溯源，努力展现人们的动机、心理，强调“心”、“志”（主官动机、意图）的善恶。春秋决狱为一时之盛，史籍多有记载，可实际案例残留无几，散见于《通典》、《太平御览》等古籍中。春秋决狱不仅风行于两汉，到魏晋时遗风犹存，至唐，以“一准乎礼”的唐律之产生为标志，儒家经义全面完成了对成文法的改造，春秋决狱遂失去其原有的意义而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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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依儒家教条，殴父乃大逆，汉律亦作殴父当枭首的规定，此处变经为权，比附许止进药，认为甲非律所谓殴父。与其牵强说是法律儒家化，倒不如说是依据人情对儒家经义教条化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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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 也是子殴父的案子，甲虽未曾养育乙，但毕竟为甲的生父，董仲舒断甲不坐，表面原因是甲乙义绝，实则主要是因甲无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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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 中卫太子刘据原为汉武帝太子，因“巫蛊之狱”而自尽身亡，但民间谣传他并未死。到了汉昭帝时，有人自称是卫太子，诣长安北门，造成混乱，群臣束手无策。而卫太子如若果真未死而归来，因其为武帝长子，将可能危及汉昭帝皇位的合法性。在本案中，春秋决狱已经成为解决政治疑难的司法手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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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考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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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由儒生发展了一种在经与权、情与法之间寻找平衡的审判技术——春秋决狱。当制度设计因为种种原因不能达致“善”的结果，有伤人情时怎么办？儒家经典的经与权的学说为我们提供了变通的办法。“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孟子·离娄》）依据传统礼教，“男女授受不亲”，叔嫂之间尤其要注重男女大防以避瓜田李下之嫌，可当嫂嫂落水时，为叔者就不能一味墨守教条，而应出手相救。人命关天，亲情至贵，这些远比教条更重要。所以赵歧为此作注：“权者，反经而善者也。” (8)只要是善的，一时违反制度也在所不辞。在一定范围内的“反经”其实拯救了“经”本身，因为如果制度僵化到常常违背人性，导致不善的后果，整个制度必将被规避、被漠视，最终被推翻。其实，在西方，规则也不排斥人情，《圣经》中同样有着与“经一权”类似的例子，在犹太律法中关于安息日的规定因过于严格而变得死板，基督却教导人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定的，以人性来恢复安息日的正确精神(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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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安息日，基督遇到一位手干枯的人，想立刻为他治疗。当时法利赛人提出法学上的异议而问道：“在安息日治病合乎法律吗？”基督回答：“你们中有人有一头羊，而在安息日那头羊跌落坑里，谁不把它捉住拉出来呢？一个人的价值比一头羊的价值重要得多！所以在安息日行善是合乎法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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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研究春秋折狱者大都强调其原心定罪、儒家教义入律的一面，本案例分析中也强调其注重人情、化重为轻的一面，其原心定罪常常是原情定罪以求宽免。事实上，我们可以把春秋决狱视为一种司法的技术，它可能在实践中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法律儒家化并非其必然的结果。所以儒者徇吏能本着宽厚之心，一以防君主之暴，一以制文法吏之酷，原心依情地推行仁政；而酷吏也能攀附经义，使一事进退于“二律”与“二经”之间，使春秋决狱成为打击异己、徇私枉法的工具。对春秋决狱本身我们不必过于苛责，“今人站在近代法实证的立场，而批判春秋折狱之漫无目标，这种说法对于‘不通经’之陋儒酷吏的曲经附会而言则可；如系对于‘通经’之贤者徇吏‘以经辅律’或‘以经补律’而言，似嫌过苛”(10)。通过春秋决狱的方式，儒者徇吏融情入法，推行儒家“仁政”的理想，这一传统对后世影响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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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盐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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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情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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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昭始元六年，令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曰：“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无与天下争利，示以俭节，然后教化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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