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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萧龄之贪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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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件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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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徽元年，（唐临）为御史大夫。明年，华州刺史萧龄之以前任广州都督赃事发，制付群官集议。及议奏，帝怒，令于朝堂处置。临奏曰：臣闻国家大典，在于赏刑，古先圣王，惟刑是卹。《虞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弗辜，宁失弗经。”《周礼》：“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理天下太平，应用尧、舜之典。比来有司多行重法，叙勋必须刻削，论罪务从重科，非是憎恶前人，止欲自为身计。今议萧龄之事，有轻有重，重者流死，轻者请除名。以龄之受委大籓，赃罪狼籍，原情取事，死有余辜。然既遣详议，终须近法。窃惟议事群官，未尽识议刑本意。律有八议，并依《周礼》旧文，矜其异于众臣，所以特制议法。礼：王族刑于隐者，所以议亲；刑不上大夫，所以议贵。知重其亲贵，议欲缓刑，非为嫉其贤能，谋致深法。今既许议，而加重刑，是与尧、舜相反，不可为万代法。高宗从其奏，龄之竟得流于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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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卷八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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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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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的大意是：永徽年间，唐临为御史大夫。当时华州刺史萧岭之因为在任广州都督时贪赃的事情被发觉，高宗将案件交付群臣议定。在议奏之时，高宗非常恼火，决定要处以重刑。唐临奏道：“国家的大典，在于奖赏和刑罚，古代的圣王都是宽恤的。《尚书·虞书》中说，犯罪事实有疑问时，只能轻微处理；而立功不能确定时，应当重赏，与其杀无辜，宁失不经。《周礼》也说，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现在天下太平，应当适用尧舜之典。近来司法官大都用重刑；但是论功行赏的时候，又都加以剥夺。但是，定罪必须依照重罪的法条来定，其时并不是出于憎恶犯罪，只是为了顾全自身的安危。萧岭之是国家的封疆大吏，犯有贪赃的罪过，依照情理，死有余辜。但是既然交付议定，就必须依法办事。然而，刚才群臣集议，似乎没有明白‘议’的本意。律有‘八议’之条，是依据《周礼》制定的，主要是矜恤其不同于一般臣子，所以特别制定‘议’法。礼规定，王族人犯法不公开受刑，所以议亲；刑不上大夫，所以议贵；使人知道重视亲贵，议是为了要减免刑罚，而不是忌妒贤能，而故意致以重法。现在既然让我们议罪，却反而加以重刑，这与尧舜之德政相左，不能成为后世效法的榜样。”高宗后来听从其建议，将萧岭之流放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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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子涉及了“赃”罪，同时也说明了唐律规定“八议”的本义。“八议”制度规定之初，就是为了赋予一定阶层以法律特权。这一方面体现了“八议”的适用对象不同于常人；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唐朝的宽刑政策。通过此案例，可以体会到唐朝“礼法结合”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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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孺复妻杀婢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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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件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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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孺复，（房）琯之孽子也。少黠慧，年七八岁，即粗解缀文，亲党奇之。稍长，狂疏傲慢，任情纵欲。年二十，淮南节度陈少游辟为从事，多招阴阳巫觋，令扬言已过三十必为宰相。德宗幸奉天，包佶掌赋于扬州，少游将抑夺之。信闻而奔出，少游方遣人劫佶令回，孺复请行，会佶已过江南，乃还。及少游卒，浙西节度韩滉又辟入幕。其长兄宗偃先贬官岭下而卒，及丧柩到扬州，孺复未尝吊。初娶郑氏，恶贱其妻，多畜婢仆，妻之保母累言之，孺复乃先具棺榇而集家人，生敛保母，远近惊异。及妻在产蓐三四日，遽令上船即路，数日，妻遇风而卒。孺复以宰相子，年少有浮名，而奸恶未甚露，累拜杭州刺史。又娶台州刺史崔昭女，崔妒悍甚，一夕杖杀孺复待兒二人，埋之雪中。观察使闻之，诏发使鞫案有实，孺复坐贬连州司马，仍令与崔氏离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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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卷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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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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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房孺复少时聪慧，七八岁能为文，为众人称奇。等到其成人之后，狂疏傲慢，任情纵欲。后在德宗时，任浙西观察使幕僚。房孺复最初娶郑氏为妻，后来逐渐厌恶她，妻子产后才三、四日，便令与其外出。数日后，郑氏便得风疾而亡。后房孺复被认命为杭州刺史，又娶台州刺史崔昭之女。崔氏极为凶悍，而且善嫉妒。一天晚上，命人杖杀房孺复侍婢二人，后埋尸雪中。浙东观察使得知后，命法司立案审理。最后，房孺复被贬为连州司马，并令崔氏与之离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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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子反映了唐律对主奴之间相害的不同法律规定。在唐代，人有贵贱等级之分，分为平民、部曲、奴婢。奴婢依附于主人，人身不自由；平民又称良人，是社会的自由民；部曲介于两者之间。这种等级关系得到了唐律的维护。按照《唐律·贼盗律》的规定：“诸部曲、奴婢谋杀主者，皆斩。谋杀主之期亲及外祖父母者纹，已伤者皆斩。”可见，对于部曲、奴婢杀伤主者，处罚相当严重，只要有预谋，就要处以斩刑。而且对于主之期亲及外祖父母，有谋害故意的，要处以绞刑；实施杀害行为的，只要造成伤害，就要处以斩刑。而主人杀害奴婢而事先禀告官府的，不治罪；不告而杀者，杖一百；奴婢全无罪过而主人故意将其杀死的，也只是处一年徒刑。同时规定，奴婢过失伤害主人的，处流刑；过失伤主人致死的，处绞刑；故意杀之者，处斩刑。由此可以看出法律对待两者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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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这个案子还涉及“七出”的法律问题。“七出”是唐律继承西周的“七去”规定的一种强制离婚，称为“休妻”。唐律依据“礼”和“令”，规定凡妻子犯“七出”（即无子、淫、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之一，夫有权令妻离开夫家，回归母家。官府也可以判其离婚。本案中，崔氏即是触犯“妒忌”一条，被官府强制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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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错杀张蕴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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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件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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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太宗以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官，乃诏大辟罪，中书、门下五品已上及尚书等议之。其后河内人李好德，风疾瞀乱，有妖妄之言，诏按其事。大理丞张蕴古奏，好德癫病有征，法不当坐。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劾蕴古贯相州，好德之兄厚德，为其刺史，情在阿纵，奏事不实。太宗曰：“吾常禁囚于狱内，蕴古与之弈棋，今复阿纵好德，是乱吾法也。”遂斩于东市。既而悔之。又交州都督卢祖尚，以忤旨斩于朝堂，帝亦追悔。下制，凡决死刑；虽令即杀，仍三覆奏。寻谓侍臣曰：“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昔世充杀郑颋，既而悔之，追止不及。今春府史取财不多，朕怒杀之，后亦寻悔，皆由思不审也。比来决囚，虽三覆奏，须臾之间，三奏便讫，都未得思，三奏何益？自今已后，宜二日中五覆奏，下诸州三覆奏。又古者行刑，君为彻乐减膳。朕今庭无常设之乐，莫知何彻，然对食即不啖酒肉。自今已后，令与尚食相知，刑人日勿进酒肉。内教坊及太常，并宜停教。且曹司断狱，多据律文，虽情在可矜，而不敢违法，守文定罪，或恐有冤。自今门下覆理，有据法合死而情可宥者，宜录状奏。”自是全活者甚众。其五覆奏，以决前一日、二日覆奏，决日又三覆奏。惟犯恶逆者，一覆奏而已，著之于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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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刑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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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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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案子中，河内人李好德有妖妄之言，太宗诏令将其下狱治罪。大理丞张蕴古奏称，李好德有疯癫病，按照法律不应当治罪。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弹劾张蕴古说，张蕴古的籍贯在相州，李好德之兄李厚德为相州刺史，所以张蕴古是有意祖护李好德，所以张蕴古说李好德有疯癫之症是不符合事实的。太宗说：“我曾经囚禁一个人在狱中，张蕴古和他下棋，这次若又放纵李好德，就是败坏我的法度。”于是下令将张蕴古斩杀于东市。事后，太宗后悔了。后来，又有交州都督卢祖尚，以忤旨罪名被斩于朝堂之上、太宗又很追悔。于是定制，凡判处死刑的，即使立即执行的，仍要三复奏。后来，又对臣下说：“人命至重，人死不能复生。近来决囚，片刻之间，还没有来得及考虑，三奏已经完毕。从今以后，在二日内要五复奏。地方则三复奏”。同时还规定，行刑者在行刑前不能喝酒吃肉。所谓五复奏，就是在判决前两日和前一日内两复奏，行刑之日再三复奏。只有犯恶逆的人，只要一复奏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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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子是引发复奏制度的一个直接原因，也体现了唐初统治者“慎刑”的思想。按照当时的法律，凡口出妖妄之言者，若其言无害于时，杖一百；若其言有涉于国家、君主，并对其有损害者，处纹刑。但唐律同时规定：“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而根据其疏文解释说：“《周礼》‘三赦’之法：一曰幼弱，二曰老耄，三曰戆愚。今十岁合于‘幼弱’，八十是为‘老耄’，笃疾‘戆愚’之类，并合三赦之法。”可见疯癫之症合于笃疾，所以张蕴古奏称李好德为疯癫人，不能像常人一样处罚。但是在处死张蕴古后，基于慎刑思想，太宗觉得如此判处死刑太武断，于是引发了复奏入律。先是三复奏，后又改为五复奏，并规定了复奏的具体时间，从而避免死刑的主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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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齐律》中首次规定“重罪十条”，“重罪十条”分别为：反逆（造反）；大逆（毁坏皇帝宗庙、山陵与宫殿）；叛（叛变）；降（投降）；恶逆（殴打谋杀尊亲属）；不道（凶残杀人）；不敬（盗用皇室器物及对皇帝不尊重）；不孝（不侍奉父母，不按礼制服丧）；不义（杀本府长官与授业老师）；内乱（亲属间的乱伦行为）。《北齐律》规定：“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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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隋书·刑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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