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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朝的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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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制指导思想：（1）“祖述变通”、“附会汉法”，形成了蒙古法制与中原法制相融合的一种混合产物。（2）“因俗而治”，蒙汉异制，把人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并分而治之，主要目的是保护蒙古人特权，反映了其民族压迫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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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立法概况：（1）蒙古汗国法律。（2）《至元新格》，是元世祖至元年间颁行的一部诸法合体的综合性法典，也是元代的首部成文法典。（3）《风宪宏纲》，仁宗时将“格例条画有关风纪者，类集成书”，称《风宪宏纲》，似未颁布。（4）《大元通制》，是元英宗至治年间成书的一部法律集成，元代法典至此定型。（5）《元典章》，是与《大元通制》几乎同时出现的一部由当时地方官府汇编而成的法规大全，其内容涉及元代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和风俗民情等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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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元代法制的特点：（1）五刑体制的变化。笞杖之刑以七为尾数，因为要“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笞刑为七至五十七，六等；杖刑为六十七至一百零七，五等，以十为等差。徒刑：徒一年，杖六十七；每半年加杖一十；三年，杖一百零七，先决杖后居役。流刑分为“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三等，分别流于辽阳、湖广、施北。死刑分凌迟与斩两种。（2）实行“四等人”制度和民族歧视压迫政策，优待蒙古、色目人而限制歧视汉人、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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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司法制度：（1）司法机构方面，中央有大宗正府、刑部、宣政院，地方则是行政司法合一的行省、路、府、州、县各级衙门。（2）监察制度方面，确立了御史台、行御史台及肃政廉访司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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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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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阿云之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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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件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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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元年七月，诏：“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初，登州奏有妇阿云，母服中聘于韦，恶韦丑陋，谋杀不死。按问欲举，自首。审刑院、大理寺论死，用违律为婚奏裁，敕贷其死。知登州许遵奏，引律“因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以谋为所因，当用按问欲举条减二等。刑部定如审刑、大理。时遵方召判大理，御史台劾遵，而遵不伏，请下两制议。乃令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同议，二人议不同，遂各为奏。光议是刑部，安石议是遵，诏从安石所议。而御史中丞滕甫犹请再选官定议，御史钱顗请罢遵大理，诏送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知制诰钱公辅重定。公著等议如安石，制曰“可”。于是法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皆论奏公著等所议为不当。又诏安石与法官集议，反覆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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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二月庚子，诏：“今后谋杀人自首，并奏听敕裁。”是月，除安石参知政事，于是奏以为：“律意，因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若已杀，从故杀法，则为首者必死，不须奏裁；为从者自有编敕奏裁之文，不须复立新制。”与唐介等数争议帝前，卒从安石议。复诏：“自今并以去年七月诏书从事。”判刑部刘述等又请中书、枢密院合议，中丞吕诲、御史刘琦、钱顗皆请如述奏，下之二府。帝以为律文甚明，不须合议。而曾公亮等皆以博尽同异、厌塞言者为无伤，乃以众议付枢密院。文彦博以为：“杀伤者，欲杀而伤也，即已杀者不可首。”吕公弼以为：“杀伤于律不可首。请自今已杀伤依律，其从而加功自首，即奏裁。”陈升之、韩绛议与安石略同。会富弼入相，帝令弼议，而以疾病，久之弗议，至是乃决，而弼在告，不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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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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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尚书省言：“诸获盗，有已经杀人，及元犯强奸、强盗贷命断配之人，再犯捕获，有司例用知人欲告、或按问自首减免法。且律文自首减等断遣者，为其情非巨蠹，有改过自新之心。至于奸、盗，与余犯不同，难以例减。请强盗已杀人，并强奸或元犯强盗贷命，若持杖三人以上，知人欲告、按问欲举而自首，及因人首告应减者，并不在减等例。”初，王安石与司马光争议按问自首法，卒从安石议。至是，光为相，复申前议改焉。乃诏：“强盗按问欲举自首者，不用减等。”既而给事中范纯仁言：“熙宁按问欲举条并得原减，以容奸太多，元丰八年，别立条制。窃详已杀人、强奸，于法自不当首，不应更用按问减等。至于贷命及持杖强盗，亦不减等，深为太重。按《嘉祐编欶》：‘应犯罪之人，因疑被执，赃证未明，或徒党就擒，未被指说，但诘问便承，皆从律按问欲举首减之科。若已经诘问，隐拒本罪，不在首减之例。’此敕当理，当时用之，天下号为刑平。请于法不首者，自不得原减，其余取《嘉祐编敕》定断，则用法当情，上以广好生之德，下则无一夫不获之冤。”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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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刑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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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案情今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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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宋神宗下诏说：“谋杀已伤，司法官经审察诘向将要纠举时，罪犯自首，依照谋杀罪减刑二等论处”。早先，登州报奏有一个叫阿云的女子，在母亡服丧期间许聘给姓韦的男子，她嫌恶韦丑陋，谋杀韦而没有杀死。在审察过程中，决定将要检举她的时候，她供认了犯罪事实。审刑院、大理寺判定她为死罪，用违律为婚的理由奏报皇帝裁决，皇帝赦免了她死罪。登州知州许遵上奏，引用《宋刑统》律文中关于“有所因犯杀伤罪而自首的人，可以免所因的罪，依旧按照故意杀伤法处断”的规定，以阿云图谋杀人作为原因，认为应当依按问欲举自首的诏条予以减刑二等论处。刑部核定的意见与审刑院、大理寺相同。当时许遵刚刚被召判大理寺卿，御史台奏劾许遵判决不当，而许遵不服，请求将案件发内外两制讨论。于是皇帝命令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共同议论，两人意见不同，各持己见分别上奏皇帝。司马光认为刑部的判决是对的，王安石则支持许遵的判处，皇帝诏命采纳了王安石所议。而御史中丞滕甫仍请求再推选官吏评议决定，御史钱顗还奏请罢免许遵判大理的官职。皇帝又下诏将案件送交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知制诰钱公辅重行审定。吕公著等人的议论与王安石一致，于是皇帝制书说：“可以”。可是法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都议论并奏告皇帝，说吕公著等人所议是不当的。于是皇帝又命王安石和法官等人共同讨论，反复研究这一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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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庚子，神宗下诏：“今后谋杀人自首，一并奏报皇帝听取裁决”。这一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于是上奏说：“律文意思是，因犯杀伤罪行而自首的，得以免去所因的罪，仍然依故意杀伤法律规定论处；若是已经杀了，则准照故杀法的规定，为首的必判死刑，不须奏报皇帝裁决；从犯的处理自有编敕奏裁的条文，不须再立新的诏制”。他与唐介等在皇帝面前争论了多次，最后皇帝还是接受了王安石的意见。于是皇帝又下诏令：“今后此类案件一律依去年七月诏书办理。”判刑部尚书刘述等又请求由中书省、枢密院二府合议，御史中丞吕诲、御史刘琦、钱顗也都提出了同样的要求。神宗认为律文很明确，无须合议。而曾公亮等都认为，广泛收集异同的意见，说服意见不同的人也是无妨的，这样，才依众议而付诸枢密院评议。文彦博认为：“所谓杀伤者，就是图谋杀死而致伤，也就是说，已经杀了，不可以用自首。”吕公弼认为：“杀伤罪在律文上是不可用自首的。今后已经杀伤人的罪犯请依律惩办，其从犯协助加功者自首，要奏报皇帝裁决。”陈升之、韩绛的意见与王安石的主张略同。正巧富弼升任宰相，神宗皇帝着令富弼议论，富弼以有病为由推辞，久而不议。至此才作了决定，而富弼因告老请假，没有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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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八年（1085年）尚书省上奏：“凡是捕获的盗贼，有已经杀人，以及原来犯有强奸罪、强盗罪免死而改判流配的人，如果再犯罪被捕获，官吏照例适用知人欲告、或按问自首减免法。况且律文规定的自首减等判处遣流之例，是因为其罪情还不是最大的危害行为，并且有改过自新的愿望。至于强奸、劫盗，与其他犯罪不同，难以照自首之例减刑。现在奏请凡是强盗已杀人，以及强奸罪或原犯强盗罪宽贷免死，还有三人以上持有器械的，知道他人将要告发，或按问将要举发时自首的，以及有人代替罪犯自首而应该宽减的，都不属减等之例。”在此以前，王安石与司马光曾经争论过按问自首法，神宗最后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到了这时，司马光任宰相，又重申自己以前的观点，改过来了。于是哲宗皇帝下诏：“强盗罪按问欲举而自首的，不适用减等法例。”不久，给事中范纯仁上奏：“熙宁时按问欲举条款都是得以原宥减免的，所以，庇护纵容坏人太多了。元丰八年，就另立了条制。我考察了法律，对于杀人、强奸等罪，依法规定是不该以自首处理的，不应改用按问自首减等法。至于强盗死罪宽贷免死和持有器械的强盗，也不减等处理，实在是太重了。依照《嘉祐编敕》规定：‘应定犯罪的人，因有嫌疑被拘系，赃物证据还不确凿，或同案人已捉获，还未被指控，但是罪犯本人在审讯过程中一经诘问就供认犯罪事实的，都按照按问欲举自首减等法科罪。如果已经诘问，却隐瞒拒不供认罪行，就不在自首减等之例。’这条敕令是合理的，当时运用于司法实际，全国上下都说刑罚允当。我请求依法不得自首的罪犯，一律不得宽宥减免刑罚，其他犯罪可以适用《嘉祐编敕》定罪量刑，这样用法是合情的，在上有帝王广布仁爱之德，在下臣民就没有一人蒙受不白之冤。”哲宗接受了这个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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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律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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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发生在北宋神宗时期的一桩疑难案件。案情事实清楚，争议的焦点在于对案犯的惩处，这一案例涉及的宋代法律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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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代对疑难案件的司法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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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神宗以前，州级官员发现死刑案件有任何情节上的疑点，都有责任将其上报至三个中央司法机构（大理寺、刑部、审刑院）裁决。若某疑案仍有争议之处，可以由两制(1)官员组织临时委员会作进一步审议并提交建议报告，这两制人员主要指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有时也可能包括来自御史台的官员。如问题依然争议不休，皇帝可以考虑再进一步召开两府(2)的讨论，这已推进到中书省和枢密院的正副宰相，等于变成国家最高层次的一项决策。而由阿云杀夫未遂案件所引发的争议正是循着这样的诉讼级别逐渐升级到“两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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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案中，案件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地方管辖。由案件发生地登州知府许遵管辖，审判完成后，由于该案件是杀人未遂性质并存在适用法律方面的疑问，从而被上报到中央司法机构裁决。第二，中央司法机关管辖。由审刑院和大理寺作为对地方上奏狱案的审理机构，它们以“违律为婚”的罪名审断该案，并认为应对阿云判处纹刑。皇帝以敕令的形式免除了阿云的死罪，允许她以钱赎罪。许遵对此判决不服上奏，以阿云存在自首情节为由，主张应该按谋杀已伤减二等论处。由于是死刑案件，应由刑部复核。而刑部核定的意见与审刑院、大理寺相同。第三，由两制讨论。由于许遵仍不服，又“请下两制议”。皇帝命令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共同议论，两人意见不同，就各持己见分别上奏皇帝，皇帝诏命采纳了王安石所议，并制定了熙宁元年七月诏，即：“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众多官员分为两派，分别支持大理寺和许遵的观点，并长时间争议不休，神宗在熙宁二月庚子重新下诏：“今后谋杀人自首，并奏听敕裁”，想要在两派势力中采取折中的态度。但由于王安石的坚持，神宗又重新采纳了他的观点，下令以后类似案件要按照熙宁元年七月诏来处理。第四，由两府讨论。由于群臣仍然争议不断，并要求由中书省、枢密院二府合议，神宗认为律文很明确，无须合议，但在群臣的坚持下，付诸枢密院评议。但后来仍然是遵照熙宁元年七月的诏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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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这一案件的争论并没有结束，到了元丰八年，司马光为相，在他的努力下，最终适用了以前《嘉祐编敕》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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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该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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