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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阻当耆民赴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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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件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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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嘉定县民郭玄二等二名，手执《大诰》赴京，首告本县首领弓兵杨凤春等害民。经过淳化镇，其巡检何添观刁蹬留难，致使弓兵马德旺索要钱贯，声言差人送赴京来。如此沮坏，除将各人押赴本处，弓兵马德旺依前《大诰》行诛，枭令示众，巡检何添观刖足枷号。令后敢有如此者，罪亦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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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制大诰续编·阻当耆民赴京第六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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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案情今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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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九年（1386）三月二十九日，嘉定县百姓郭玄二等两人，手里拿着《明大诰》上京控告，告发本县弓兵杨凤春等人欺压民众。他俩经过淳化镇的时候，镇上的巡检何添观故意刁难，致使弓兵马德旺借机敲诈，假装说派人送他俩来京，索取贿赂，百般阻挠和败坏。因此应判决，除了将各人拘押送本处之外，对弓兵马德旺依照以前颁布的《大诰》施行诛杀，将首级悬挂示众，巡检何添观处斩双脚，枷号示众。今后有敢像他们两个这样的，据此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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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律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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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诰》是明朝初期朱元璋在位时的一种特别的刑事法规。它的名字来自于《尚书》中的《大诰》篇，原来的意思是周公东征时对臣民所说的训诫。取“大诰”二字，即“陈大道以诰天下”之意(7)。全书共4编、236条，其中《大诰一编》74条，《大诰续编》87条，《大诰三编》43条，《大诰武臣》32条。在中国法制史上，《明大诰》以其别致的编纂体例、赤裸裸的明刑弼教思想、酷烈的律外用刑和以重典整饬吏治而著称于世，朱元璋为推行《明大诰》所采取的一系列非常性措施，也多是前无古人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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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推行《大诰》作了最大的努力，他宜布“朕出是诰，昭示祸福，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9)。颁行续编后，他又宣布“务必户户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迁居化外，永不令归”。可见，朱元璋极力树立《大诰》的权威和神圣，全面强化对臣民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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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地方官吏对手持《大诰》上京控告的百姓刁难敲诈，首先是漠视了《大诰》的权威，当时规定对于持《大诰》进京者，无须路引，关津得一律放行，不许留难。妄想挑战一个统治者极力想让臣民服从的规则，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其次，此种官吏犯罪正是明初重点打击的对象，对于那些掌管钱粮的就盗钱粮、掌管刑名的就出入刑名的官员，朱元璋的态度就是“此等官吏，果可容乎！” (10)因此，最后的处理结果是弓兵马德旺被施行诛杀、首级被悬挂示众，巡检何添观处斩双脚、枷号示众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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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考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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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大诰》同历代封建法典相比，有三个最鲜明的特色：一曰“明刑弼教”，二曰律外用刑，三曰重典治吏。“明刑弼教”是律外用刑、重典治吏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础，律外用刑、重典治吏是“明刑弼教”的基本措施和重要内容。(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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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刑弼教”是朱元璋颁行《大诰》的基本动机，“明刑弼教”出自《尚书·大禹谟》的“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在中国法制史上，自汉中期以来，“德主刑辅”一直被各代封建王朝奉为圭臬，这一提法是与注重道德教化，与“轻刑”、“恤刑”的思想相联系的。而“明刑弼教”为统治者所用，虽然只是说法上的微妙变化，但透露着统治者可以借“弼教”的说法，行法外用刑、重典治国之实，因此与重典主张可以吻合。朱元璋一直着重强调刑罚对推行教化的巨大作用，宣扬他本人大搞律外用刑是符合“先王之教”且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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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大诰》是以御制形式明令颁布的，列举种种以酷刑惩治吏民的案例，公开肯定律外用刑的必要性、合理性。“大诰”总共罗列族诛、凌迟、枭首案例几千件，斩首、弃市以下罪案例万余种，其中酷刑种类有族诛、凌迟、枭首、斩、死罪、墨面文身、挑筋去指、挑筋去膝盖、断手、斩趾、刖足、枷令、常号枷令、枷项游历、重刑迁、充军、阉割为奴等几十种。同一犯罪，“大诰”较明律大大加重，其中不少依明律只应处笞、杖的，“大诰”却加重为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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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强调重典治吏。《明大诰》的问世，是明初推行重典政策的产物。朱元璋当皇帝后，认为元朝失败的原因是朝廷暗弱，“威福下移，驯至于乱”，因此主张以猛治国，刑用重典。朱元璋颁行“大诰”的目的，是仿效周公以“当世事”警诫臣民，“警醒愚顽”，永以为训，也是为了用峻令防范和镇压人民的反抗。朱元璋认为，“吏治之弊，莫甚于贪墨”(12)。“大诰”的打击矛头总的说来是指向全体吏民，但侧重点是惩治贪官污吏，其条目80%以上是属于治吏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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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朱元璋的提倡与严令，《明大诰》盛行于洪武年间，取得了一定的吏治清明的效果。但由于朱元璋所推行的《大诰》无视正常法制，盲目地法外用刑，因此流弊很大，沈家本评价朱元璋推行《大诰》的得失时说，“不究其习之所由成而徒用其威，必终于威竭而不振也”(14)。朱元璋死后不久，建文帝实际上就将《大诰》废除，这也说明律外用刑、无视正常法制的做法不符合法制发展的规律，是不能被长期推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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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孝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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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件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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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宁海人……长从宋濂学，濂门下知名士皆出其下……王尊以殊礼，名其读书之庐曰“正学。”及惠帝即位，召为翰林侍讲。明年迁侍讲学士，国家大政事辄咨之。帝好读书，每有疑，即召使讲解。临朝奏事，臣僚面议可否，或命孝孺就扆前批答……更定官制，孝孺改文学博士。燕兵起，廷议讨之，诏檄皆出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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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丑，金川门启，燕兵入，帝自焚。是日，孝孺被执下狱。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至是欲使草诏。召至，悲恸声彻殿陛……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碟诸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时年四十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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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孺之死，宗族亲友前后坐诛者数百人。其门下士有以身殉者，卢原质、郑公智、林嘉猷，皆宁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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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方孝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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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案情今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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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亦字希古，明初浙江宁海人。他是一代名儒宋濂的得意门生，是当时的大儒，宋濂门下其他名噪一时的学生都不如他。他博学强记，通晓经史，文章盖世。洪武二十五年被蜀献王特聘为世子之师，并为其读书处题名“正学”，时人遂尊称其为“方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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