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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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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 第二章 1960年：饥饿与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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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4月，在孙玉林被枪毙后，保甲制被彻底废除，第八保被改建为柳坪村。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村所归属的乡镇、建制方式以及村级主要领导人屡经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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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3年开始“民主建政”直到1961年前，平县区和乡（镇）两级基层组织变动得十分频繁：先是从10个区34个乡镇逐渐扩充到了16个区190个乡镇，而后又收缩为11个区（含区级镇）58个乡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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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动是因为新政权把自己的力量伸向幅员广阔、山高坡陡、人口众多的农村山区时面临的两难困境：在当时的交通、通讯和人力条件下，如果将区、乡两级特别是乡一级的建制划得太大，要保证新政权能够全面、迅速地动员农民是十分困难的；但如果将区、乡两级的建制划得太小，又十分不利于县对区、区对乡（特别是后者）的有效控制。区乡建制调整上的反复反映出新政权在考虑如何有效向农村伸展力量时的踌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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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几次摇摆后，柳坪村从1955年起开始划归山阳乡管理。1953年8月原来的下保独立建立了走牛村后，柳坪村的行政辖治从此划定。不过，村这种建制方式在1958年又被废除，它被改建为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生产大队。1959年又按照更为军事化的管理方式将生产大队改称区队，而大队下属的生产队改称连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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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坪村级的主要领导人在20世纪50年代也经历了多次的调整。1951年4月，原保农会主任严本立因缺乏工作热情和能力改任村会计，原农会副主任杨家声任村农会主任兼村长，王保卓继续任武装队长。但在同年7月开始的土地改革中，进行了村政权的整理工作，王保卓被选为村农会主任兼村长，原武装队的一个小队长牛继贞被选为农协副主任兼副村长。在土地改革复查中，王保卓因为被群众检举将地主浮财集中在曹家冲私自吃喝拿用，结果被免了村长职务，由牛继贞接任。不久，接替王保卓的牛继贞和其后接替牛继贞的冉宏渊也相继因为被检举大吃大喝而下台。1952年12月，武装队的另一个小队长梁少德开始担任相当于村长一职的村代表主任。第二年，农会组织被废除。1958年山阳公社在大炼钢铁的“万炉运动”热潮中成立了一个炼铁厂，柳坪大队党支部书记兼大队长梁少德被抽调到铁厂工作，而后被提拔到公社任脱产干部。由于铁厂用人的需要，梁少德走后的两任村支书赵玉中和严和勋也很快被抽调到铁厂去工作。但村内也不能没有得力的领导人。公社最后决定让赵玉中返回柳坪村主持工作。牛启明的故事就是在柳坪村政权频繁交接的空当中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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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启明是牛继贞的弟弟。牛继贞在村里下台后，后来被调到外乡修水电站。牛启明先在1955年建立初级合作社时当记分员，后在公社化时期又当过生产队会计和伙食团长。1959年，23岁的牛启明当上了区队三连的连长。按道理区队下属的连长不过是村里的一个中层干部，但社员喊的这个“牛连长”的势力却非同寻常。因为这时村里的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村级领导班子中几乎就剩下赵玉中这个光杆司令；而在村的中层干部中，除了牛启明外，还有他的堂哥牛高才从部队转业回来后担任区队民兵连长，牛启明的堂弟牛高碧则当区队的保管员兼伙食团长。〔2〕以前柳坪村在国民党时期有“抓丁抓三牛”的说法，即抓壮丁专门盯住柳坪村的穷地方——牛家沟、走牛梁和牛鞍坨；而今在中国共产党时期又有了“柳坪三牛”的新说法，只是这“三牛”今非昔比，他们连成一气，成了当时村里的实权派。赵玉中为人比较实在，认为公社要求的粮食征购量太高，结果很快被“三牛”扣上“犯了右倾错误路线”的帽子，送到公社开办的一个带有强制劳动性质的学习班去了。1960年2月，“三牛”之首——牛启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区队长。既然赵玉中是因为“右倾”被赶下台的，那么，牛启明上台后必然就会积极向“左”靠拢了。也就在这一年，柳坪发生了许多令社员们没齿难忘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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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年春天，柳坪风调雨顺，没有遭遇史上常见的春旱和冰雹。夏天虽然出现了旱灾，但旱情持续时间并不很长。柳坪素有“三年一大旱，两年一中旱，年年有小旱”之说。比较起来，1960年在柳坪的灾害年历中不过是相对平淡的一年。〔3〕然而，柳坪从1959年起就开始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严重缺粮。进入1960年，因缺粮导致人的浮肿、死亡正象一场特大瘟疫一样在全村迅速蔓延。这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我们先来听听赵云龙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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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社刹角（结束）后，我们平县种庄稼那真正是瞎指挥。他还派得有干部来组织，（搞）‘标直优产化’。种庄稼，种粮食啊，像我们现在这个地头，点包谷，一块一块的要打成行子，他那时像啷个（怎么）打呢？用索索（绳子）来标直！他啷个标直优产化呢？像我们这个湾湾的地，点包谷，这山坡地这一块那一块，在那个梁梁上，站起对着牵起朝着下面来，管你那个地啷个斜起来，那跟着那个线打行子要打直，地不成地。像这块地这样下来，这里是荒坡，这里有块地，那里有块地，你一根索索牵起过来，在那个索索底下的就标直起来，就那么对着。只要是你这个组的，像这片田是我们这个组的，站到那个梁上，扯到这个地方标直起，挨着挨着行子要那么打，哪怕山啊石头都要那么打，都要对的那么标直，还要专门两个人牵索子。……标直就这么打下来，真是笑死人，随便做什么庄稼要标直优产化，那耽误多少工啊。要两个牵索子的，一个打窝子的，这一行包谷你要爬上爬下那么大一个坡。你不那么打不行！标直优产化，不管做啥子，行子窝子都要打直。搞了一年，他在你这地方还有住队的（干部），你不这样还要受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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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红苕，象出大太阳（的时候），还是工作同志在你这个大队住起的，要喊你去栽，你不栽不行。落雨天淋雹子打雨，都要去割麦子收碗豆。那个，从历史以来，都不是落雨天割麦子的。那碗豆在半坡上晒遭（惨）了的，落雨也要去收，收回来做啷个呢，叫他拿当子（找地方）来晾。社员敢怒不敢言，横竖没有办法，你以为是两根麦子豌豆啊？一个生产队不管好坏，遍山遍野你哪有那么多的当子来晾？那硬是麦子收回来捂烂了，它是湿的嘛。那个天气栽红苕，栽得了什么红苕？！火火的大太阳你硬是栽死了，他估到（强迫）你搞，不搞不行，那几多名堂，说起过后说起来硬是笑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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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现在是这样嘛，过去（旧社会）也是这样嘛——秧子不要栽密了。（而）他搞个么子呢？搞了个少秧密植，只有这么远，挨着挨着插，他们说这样栽得好，要增产，‘千条条当不得万刷刷’。结果那样做了，密植不是那个经（那么回事），还不得收，那个东西栽得这么密了就不得收，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嘛。现在栽粮谷子，它是密植，它有个尺子，是二五尺，他还是用尺子量一下，所以增产。以前都是四四方方的，都要有这么宽的量度还差不多，结果那一年搞下去开始说增产，种下去了还是没收到谷子，那硬是搞得（是）瞎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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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照着做，你地方上当村长的当组长的要受处分，强迫你那么做，他说那样做才能增产，他的少秧密植做得多，‘千挑挑当不了万刷刷’，他说要栽得多才能多收谷子。结果那时就没收到谷子，长出来上面就几颗谷子。也背了一年时（倒了一年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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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云龙的这番谈话中谈到了“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即上级为了创奇迹，在生产上搞深耕密播的瞎指挥和强迫命令，社队生产指挥权被强制剥夺了。而与此紧密相连的是农民个人权益的被剥夺。1959年和1960年柳坪村地里的庄稼并没有多少收成，但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国家对粮食的征购指标却高于历史上任何一年。社员在“大跃进”和“共产风”中不仅丧失了在土地改革中获得的土地、农具等私有财产，丧失了自愿退出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利，而且连最后一点属于个人的消费权都被彻底剥夺——所有社员的家庭小灶被取消，所有的口粮都被集中到公共食堂和保管室。如果说土地改革摧毁和削弱了地主和富农的经济优势，提升了贫雇农的经济地位；合作化削弱了土地改革时期没有触动的中农相对于贫雇农的经济优势，并进一步摧毁了富农的优势；而公社化则在家底上彻底荡平了中农和贫雇农之间的差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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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说，社员不仅可以免费到公共食堂吃饭，而且食堂的供给是没有上限的。但在公共食堂放开肚子大吃大喝的最初阶段很快就过去了。由于上头瞎指挥、下面磨洋工，外加旱情的影响而导致粮食生产的不足，更由于国家征收粮食指标过高的压力以及“反瞒产私分（粮食）”运动的开展，公共食堂所供给的口粮往往只是社员生存的下限。到后来，就连生存的下限口粮基本上都无法保证了。到1960年，全国大部分地方的农村食堂供应到了崩溃的边缘。1960年底河南25.8万个农村食堂的库存不足200万吨，绝大部分食堂吃粮标准每人每天不到6两。一些食堂按照每公斤米加16公斤水的标准来煮粥，其营养价值可想而知。四川长寿县有的农村食堂两个月没有见到一粒米，以致有人出工后就倒在地里死了。湖南一些地方的农民把公社食堂称为“死堂”，“大跃进”时期河南信阳地区关于公社食堂的一首顺口溜说，“一进食堂门（儿），稀饭一大盆（儿），盆内有个碗（儿），碗里有个人（儿）”。而武都县关于食堂的顺口溜是：“口号满天响，制度贴满墙，只好喝清汤”、“鸡不鸣，狗不叫，妇女不生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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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大跃进”时期，瞎指挥在社员记忆中留下的是些笑话，那么，“吃伙食团（食堂）”则成了社员记忆中挥之不去的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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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伙食团吃集体伙食，我们这个队，吃集体伙食就在我们屋里，我们这个屋作了伙食团。在那边那个大屋里打的灶，作的伙食团，把我们这个生产队，吃饭就在我们那个街口，桌子摆起的，像讨席（吃宴席）一样，人都到这里来吃。集体吃集体伙食搞过一年。那私人屋里不许开伙，所以吃伙食团饿死好多人啊。吃伙食团饿死的人不少，就是我们这个大队，梨树坪那个伙食团在西口，他那一个伙食团他那一个生产队的正劳力基本上饿死完了，人死了都没有人抬。那许家的几弟兄死了没有人往坡上抬，搞到那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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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伙食团你屋里私人不许你开一顿伙，做一顿菜，煮一顿南瓜，就是青菜野菜你屋里不敢煮了吃。你如果煮了吃，他有住队干部，他一个人照（管）不了那么多，他有大队生产队长啊，组长这些，看到你哪户屋里冒了烟，就要走到你屋里，就不得了，把东西给你拿了，到了夜里就来斗，就要跪着打，开你的会。所以屋里饿死人了，在伙食团一天吃不了点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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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阵就不像现在的伙食，那个生活你们就没见过呢。说起好多都不相信，那个生活我们是经历过的，那说起就惨呢。那，就是一天不要说吃别么子（什么），你只要把红苕吃饱了，他那个人就精蹦（精神），作么子（做什么）也做得。他肚子总是饿的，你以为像现在这样这不好吃那不好吃，还要吃油？不说吃油那个话，只吃红苕只吃菜，只要煮熟了不放油，不放盐，就拿来吃，肚子吃饱了人就好啊，那个都没有你吃的。”（笔者对赵云龙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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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小灶已经被严禁，而在伙食团又吃不饱，未饿死的社员怎么求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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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农民遭遇到大饥荒时，其求生机制主要有：延缓婚姻、减少性事、推迟生育、卖儿卖女、逃荒乞食、沦落为盗匪等待政府救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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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1960年的大饥荒中，性、婚姻和生育上的控制仍是一种求生手段。〔6〕但是，人口外流这一重要的求生机制因为其影响到了地区的安定和国家的形象，被强力堵塞。1958年1月，国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开始实行历史上最为严格的户籍制度。从1959年开始，针对大批出现的所谓“盲流”，国家实行一套以强迫收容审查制度为核心的控制人口流动的技术。人口买卖也遭到禁绝。而在国家牢牢掌控着几乎所有的军事和组织力量并已把国家权力伸入到了每一个偏僻角落的情况下，饥荒的农民要想上山为匪或揭竿而起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更何况，农民在政治上的翻身使他们建立起了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基本认同。所以，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程度始终还是比较高的。只有个别地区爆发了哄抢粮食的事件，而这些事件都迅速得到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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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959年开始的大饥荒与历史上的大饥荒所不同的是，灾民基本上都被控制在了受灾村庄内。尽管大部分地区都已知道饥荒的实情，这些受灾地区没有向中央或其他地区要求调入粮食。非但如此，像四川这样一些饥荒特别严重的省份还在大量的外调粮食。只是到了死亡率大量上升的1960年，才开始不得不增大返销粮的发放量来救荒。但由于返销粮本身不够大；由于权力集中的统购统销的粮食分配制度不仅无法探明粮食在地区间真正的供需状况，而且越是在饥荒来临时，越是会因为其内含的协调和执行成本而陷入混乱；更由于浮夸风导致的“大购大销”造成了时间上的拖延，严重增加了运输体系的负担，使得本来就极为脆弱的应变能力在突然的饥荒面前几乎瘫痪，这就使政府的救荒能力极其有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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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南地区当时在全国是“左”风刮得最紧的地区之一，而牛启明又是紧跟上级领导风向的基层干部，所以，指望他带领柳坪村人“瞒产私分”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对于被强留在村庄内的农民来说，他们就剩了最后一件“弱者的武器”〔8〕——小偷小摸了。这一点，赵云龙说得很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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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当时有没有自己偷偷开伙被抓起来打的？）（拉长声调）那时，我给你说，那个对于大队生产队组里说是强盗二字啊。（但）那除了强盗尽是强盗。除了强盗没得人了。他也不是说偷别的么子（什么），坡上去挖红苕，掰包谷做粮食这些，你以为还要拿回来煮了吃啊，坡上捡了一个生红苕，不管你是男的老的大的细的（幼的），捡到一个红苕就往口里生吃，哪怕那个红苕烂了，都要把嘴巴塞，都往嘴巴吃。那就是强盗。坡上胡豆豌豆角嫩的，看到剥来吃，就吃生的籽籽，还要背人（瞒人）呢。么子生产队的队长、组长，么子所谓喊的积极分子啊，把你碰到了就到大队来报，报了，（天）黑了就要把你弄来开会，开会就要斗争，跪到，就要来检举你，就要打！硬是跪着把你抓来打，你以为把你当个人打啊？你是强盗——偷麦子，偷红苕来吃。除了强盗尽是强盗。哪个饿了哪个不偷呢——碰着你就背时，碰不到你就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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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我们对赵云龙关于清匪反霸的长篇口述印象最深的是他连续三次重复区公所王登明“他有宰杀大权呢”，那么，我们现在在他关于饥荒的口述中又听到了一个被重复几次的话——“除了强盗尽是强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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