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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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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 附录三 略论叙事方法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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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西方主流社会学研究的实证化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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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是一部享誉海内外的史学名作。但他当年在美国准备出版这本著作时却颇费周折。不少出版商都将他的原稿退回。商业性的书商认为这本书应交给大学出版社，而大学出版社则认为他应该去找商业性的书商。〔1〕黄仁宇所遭遇的一个尴尬在于他这本学术著作是用叙事的风格写就的。也许美国那些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对此书的疑惑，正如偏爱实证科学观的研究者常常对叙事发出的质疑一样：“那是一个不错的故事，可它真的算是研究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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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的遭遇只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趋向实证化的一个例子。这样的例子在社会学领域也比比皆是。在欧洲古典社会理论大师那里，本来一直并行着两个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研究路向。但自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占据社会学主流地位以来，社会学研究方法越来越实证化、定量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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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主义方法论原来只是社会学的一种基本方法论。以涂尔干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者认为社会现象有其客观存在的规律，因此应该用经验事实来检验社会学的假说，用数量分析这样客观的研究方法来发现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规律。在他们看来，虽然社会科学在方法和技术的运用上有自己的一些特点，但社会科学在理论建构、证据搜集、资料分析和理论检验等方面所运用的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因此，它在调查研究中就注重量化程度较高的抽样问卷调查、量表与测验、实验等量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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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之相对的另一个基本方法论是反实证主义方法论。以韦伯为代表的反实证主义者认为社会现象在本质上不同于自然现象，因为社会现象被社会行动者人为地赋予了“意义”，因而不能完全依靠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他们主张通过理解社会现象的特殊意义来对具体的社会历史事件作出因果性的说明，在调查研究中注重量化程度较低的深度访问、参与观察、历史比较和叙事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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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这两种路向在看待和解释社会现象上存在着基本的分歧，但它们刚开始并不是截然对立的。真正与实证主义方法论截然对立的主观主义方法论一般并不被社会学所认同，韦伯式的反实证主义方法论实际上是处于实证主义和主观主义之间的方法论。它反对的是照搬自然科学方法或滥用数量分析方法，而并不反对以经验事实为依据来建立和检验理论这一实证原则。因此，无论是量化程度较高的抽样调查，还是量化程度较低的参与观察和叙事分析，既可以为实证主义方法论者所用，也可以为反实证主义方法论者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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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理论上说量化方法与质性研究各有利弊，但是，在美国式的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量化方法在社会学尤其是美国社会学中运用得远比定性方法广泛，其所享有的“科学”地位似乎也远在定性方法之上。如果量化方法发展到以其标准性、精确性、客观性和规范性垄断了科学声誉的地步时，那么，它也就从一种科学方法蜕变为一种科学神话了。我们说美国主流社会学研究有实证化趋向，指的正是实证主义科学观完全支配了社会学的研究，预设它是人类研究社会唯一客观可靠的知识类型，而质性研究则遭到诸如其成果难以积累、缺乏科学性和客观性等指责，因而越来越被排斥到了边缘地位。〔4〕比如，霍曼斯就断言社会学研究之所以进步正在于统计方法的提升〔5〕，柯林斯更是声称统计不只是一种方法而已，而是可以作为最具实质社会学意含的理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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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叙事在社会学研究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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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质性研究中，叙事研究方法应该是最具主观性和戏剧化色彩的，最难以验证真实性和科学性的研究方法，自然也就最易遭人诟病。如此说来，一门以科学为旗帜的学科如果以讲故事的方式去研究和组织资料，那似乎在方法论上就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即使是田野研究，也应该通过美国学者卡兹所谓的4个R来确立自己的科学性，即：可避免影响和“扭曲”研究目标也可避免反应性的（reactivity）禁令；可靠性的（reliability）原则；可重复性的（replicability）原则；代表性的（representativeness）原则。〔7〕如果按照这样的研究法则，统计量化模型在社会研究方法上当然是至尊至贵的利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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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早在半个世纪前，同样出自美国的社会学家米尔斯就已经辛辣地批判过这种所谓的“抽象经验主义”：“抽象经验主义似乎更关注科学哲学，而非社会研究本身。简单地说，他们所做的，就是将他们目前所假定的那种科学哲学信奉为唯一的科学方法。……它最具决定性的结果是造就了方法论的抑制。我指的是科学方法严格限定了人们所选择研究的问题和表述问题的方式。简言之，方法论似乎决定了问题。”〔8〕其实，即使是统计概念也绝不是超越特定时空场域，具有普遍、客观有效性的东西。它是特定文化与历史背景的孕生物，也是特定意识形态的产物，一直负载着特定哲学人类学预设的概念包袱。〔9〕所以，米尔斯所疾呼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是要求我们着力于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二者之间的联系，要求我们能够从环境中的个人困扰中提炼出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论题，要求我们根据问题和历史来决定方法，而不是与之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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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叙事研究作为一种有鲜明特点的质性研究方法，对于丰富我们的社会学想象力有着重要的价值。叙事研究是研究者将自身的体验转化为在时间上具有意义的情节片段的一种基本方式。叙事将事件串联起来，从而使事件根据自己的时间位置和在整个故事中的作用而获得意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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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本来是语言学和文学等领域常用的手法。社会学研究中的“叙事研究”源于20世纪初。当时，社会学中的芝加哥学派很强调对生活历史和生活片段进行研究，寻求一种对社会现象和个人生活史进行叙事解说的方法。这种对生活故事进行叙事的方法后来就成为叙事研究的源起。20世纪50年代后，人类学、现象学、解释学等相关理论被引进叙事研究中，使其在方法上更加成熟。但在实证化的趋向中，社会学界长期以来都是依循逻辑—科学的模式来建构自己的书写实践。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后现代理论的兴起才使叙事研究重新受到重视。由于后现代理论对“元叙事（meta-narrative）”的摧毁，对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推崇，这才把叙事从科学的独断论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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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就有学者指出，叙事知识并不仅仅是一种情感表达，而且也是一种认识方式。人类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知运作模式和思想模式，各自提供了不同的整理体验和建构现实的方式。传统的倚重逻辑—科学的认识是所谓的“范式性认知”（paradigmaticcognition），而通过故事来认识是所谓的“叙事性认知”（narrativecognition）。两者尽管是相互补充的，但不能相互还原。每一种认识方式都有自身的操作原则和规范标准。在确证程式上，它们也极为不同。〔11〕我们在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对现代性碎片的奥秘的破译中，就可以看到叙事研究最精彩的一笔。〔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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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叙事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特殊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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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定量方法对于社会结构早已被彻底夷平，社会运作高度制度化、规范化的西方发达社会来说的确常常是更适用的研究方法的话，那么，质性研究方法尤其是叙事研究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研究就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如下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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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社会体制运作的变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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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社会的运作都有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两套机制，都有制度的刚性和弹性两个向度。但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在于其非正式的机制往往比正式的机制更为重要，其变通的影响所及常常已经超越甚至抹掉了制度边界。这是因为20世纪以来国家政权建设中结构科层化与功能科层化的相互分离使中国社会的实质理性化程度一直比较低，加上现在又处在新旧体制的交轨时期，在主导性意识形态连续性背景下，社会的实际运作往往不是依照正规的、标准的规章，而是另有一套微妙的、非正式的运作机制。一些学者已对“变通”这种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独特的制度运作和变迁机制作了深入的分析。〔13〕他们指出变通既不是一种完全正式的制度运作方式，也不是一种完全非正式的制度运作方式，而是介乎于正式的运作方式与非正式的运作方式之间的一种准正式的运作方式。变通的最微妙之处在于它对原制度的似是而非全是。也就是说，从表面上来看，它所遵循的原则及试图实现的目标是与原制度一致的，但变通后的目标就其更深刻的内涵来看，则与原制度目标不尽相同甚至根本背道而驰。因此，对于这样一种有着十分微妙的社会学味道的社会机制，就显出了它独特的魅力。事件之间那些复杂的、有时纯粹是偶然或随机的关系不是被线性的、单义的或结构的因果关系所排除，而是在各种事件的遭遇中被揭示出来。我们通过故事，既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旨在发现一般性、客观性的规律或规则，但也不只是像文学那样重在塑造生动的、个性鲜明的、充满了偶然性的形象和事件，而是可以展现行动与制度之间复杂的、“适合的”〔14〕因果关系，由此去体味中国社会的独特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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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社会转型实践的过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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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斯提出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促使我们问三类问题：社会略论叙事方法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运用的结构是什么？社会的变迁是怎样的？社会的人性是如何的？但无论什么问题，都必须具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把历史视为社会研究的主轴。如果说像分析美国这样高度稳定的社会尚需历史感的话，那么，洞察中国这样一直在经历剧烈变动的转型社会就更需历史的眼光和过程的视角。孙立平继提出“过程—事件”分析视角后，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社会学面向实践的问题。〔15〕他所谓面对实践的社会学，强调的是将一种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将社会事实看作是动态的、流动的，而不是静态的。过程则是进入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入手点，是接近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一种途径。社会学家在对过程的强调中，更会强调事件性的过程，因为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逻辑，往往是在事件性的过程中才能更充分地展示出来。显而易见，以细微见长、以事件为中心的叙事方法与面向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社会学正有着特殊的亲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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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社会日常生活的模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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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现象学、社会学和常人方法学兴起以来，帕森斯主义所代表的社会学“正统共识”对日常生活的忽视日渐被打破。尤其是随着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猛烈攻击，日常生活越来越成为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但研究日常生活最大的困难就在于我们如何能让沉默者发声。所谓的日常生活，它指的不仅仅是普通人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它指的是处于与宏大历史话语不同的生活，是福柯意义上“稀薄”而“贫乏”、充满“偶变性”和“错误”的生活。对于这几乎不可言说的日常生活，如何能够进入？福柯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不可言说的东西，可以展现。在“无名者的生活”中，福柯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那些暧昧不清的不幸形象，他们几乎注定要沉没在黑暗中，只是在和权力相撞击的特殊时机，他们才短促地出现，又迅即消失。他们的故事夹杂着美与恐怖，具有一种超现实的色彩。而我们也许无法把握日常生活本身，但却可以设法在那些日常生活被触动、被冒犯、被侵略的瞬间，在无名者与权力相撞击的光中，窥见他们模糊的身影，而后尝试撰写福柯所谓的“生命的诗”〔16〕。而叙事正是撰写那些历史无名者的“生活的诗”最得心应手的工具。我自己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中，就故意用一些场景、插曲、旁枝把一些无名者稍纵即逝的身影留下来，使他们那出于偶然而存留在某个不为人知的文本中的尴尬、疯狂、苦难、叫喊、沉默、无助和死亡呈现出我叙述的故事中所要努力捕捉的理论味之外的叙事效果。那部著作的重点是围绕移民精英和地方政府（从区乡到县再到地区）来展开的，普通农民在这个故事中都还只是一个模糊的背影，但也许故事中的那些“枝蔓”能使人在暧昧不明的村庄日常生活被权力之光照耀时多少感受到那些无名者的生命颤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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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中国社会研究中运用叙事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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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自从“过程—事件”的分析方法被提出来后，“讲故事”似乎已经成了中国社会学界一种新的风气。许多人劈头盖脸地上来讲一通故事就了事，却不知他们到底要想讨论什么问题。许多学生作毕业论文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乡，讲述关于自己家乡的故事，把社会学变成了十足的“家乡社会学”。所以，我们在谈了叙事方法对于中国社会研究的特殊意义后，又不能不回过头来强调运用叙事方法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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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叙事本身并非社会研究的至上法宝。正如常言所谓“功略论叙事方法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运用夫在诗外”，社会学研究者能否用故事的方式推进学术研究，能否讲出有价值、有余味的故事，这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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