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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第三版） [:1702726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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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第三版） 第一节 永佃权的产生及其进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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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均田制崩溃以后，非身份性的私人地主获得长足发展。土地买卖的频繁，一般租佃制的普遍化，定额地租的流行，反映了两宋地主经济的繁荣。金元时期，虽然出现了某些逆转，但这只是短暂的历史现象。明清两代，特别是明中叶以后，地主经济进入高度繁荣，土地买卖引起地权的频繁转移，一般租佃制取得主导地位，定额地租普遍盛行和货币地租的出现，农业耕作技术和土地经济收益的提高，农作物商品化的发展，都是引人注目的现象。这些都为城居地主的发展和佃农经济独立性的提高，提供了历史的前提。从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中分化出佃农对土地的永久使用权——永佃权，就是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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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佃权的最初出现，我国史学界普遍认为早在宋代，但目前尚缺乏确切的资料可资证实。可以肯定的是，明代中叶，永佃权已经流行于东南省份的某些地区，并在契约形式上固定下来。万历年间刊刻的民间日用杂书中，便录有成立永佃关系时使用的租佃契约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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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限年月”的租佃契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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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里某人置有晚田某段，坐落某里某处，原计田若干种，年该苗米若干桶乡，原有四至分明。今凭某人作保，引进某人出赔价纹银若干，当日交收足讫明白。自给历头之后，且佃人自用前去管业，小心耕作，亦不得卖失界至、移坵换段之类。如遇冬成，备办一色好谷若干，挑送本主仓使[所]交纳，不致拖欠。不限年月，佃人不愿耕作，将田退还业主，接取前银，两相交付，不至留难。今给历头一纸，付与执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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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永远耕作”的租佃契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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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宅有田一段，坐落某处，今有某前来承佃，每冬约经风干净谷若干，收冬之时，挑载至本主仓前量秤，不敢升合拖欠。倘遇丰荒，租谷不得增减。永远耕作，如佃人不愿耕作，将田退还业主，不许自行转佃他人，任从业主召佃，不得执占。今欲有凭，立此佃批付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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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处某人，置有田几段，坐落土名某处若干亩几丘，岁该纳苗租若干石，原契载有四至明白。今凭某等作保，引进某人出讨田银若干整，当日交收领讫，为此合给布佃文约与某执照，照界管业，辛勤耕种，不得抛荒丘角，埋没界至及移坵换段、隐瞒等情。每遇秋成收割，备办一色好谷若干，挑至本主仓前交纳，不得少欠升合。纵遇年岁丰凶，而苗租并无增减，永远耕佃，不限年月。如佃人不愿耕作，将田退还业主，任从召佃别布，不得留难争执。恐后无凭，给此布田文约为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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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契式，还见于万历年间刊刻的《万书萃宝》《三台万用正宗》《学海群玉》《万锦全书》，天启年间刊刻的《增补素翁指掌杂字全集》等书。上述这些契式，反映了永佃权确立时的租佃关系的基本特征。这就是：佃农在不拖欠地租的条件下，有权“不限年月”，“永远耕作”地主的土地，地主无权撤佃；佃农有自由退佃权，但“不许自行转佃他人”，没有自由转佃权。此外，上述契式还表明，在这种租佃关系下，佃农交纳的是定额租，“年该苗米若干桶乡”，“倘遇丰荒，租谷不得增减”。有的地主在出租土地之际，还要收取押租，如“赔价”“粪质银”[4]等，或批礼性质的“讨田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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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代，永佃权不仅在东南地区，而且也在华北、西北、西南、东北、华南等地蔓延开来。各地对永佃权有不同的称呼，如“长耕”“世耕”“永耕”“长租”“永佃”“永远耕种”“永远给种”等。在现存的清代契约文书中，有不少反映永佃关系的租佃契约，下面试举几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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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乾隆九年北京房山县的过佃字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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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过佃户人张德兴，因有本身当差地一段，坐落在房山县西南娄子水村北，东西地计三亩，东至官道，西至邦茶为界，南至黄玉恒，北至道，四至分明。今情愿过与李泰名下永为耕户耕种，不准李姓另种另典，言明压租银三十五两正，年例小租钱五百文，准其客辞主，勿许主辞客。立字之后，如有另人争论，有取租张姓一面承管，不与佃户相干。此系两家情愿，各无返[反]悔，恐口无凭，立过佃字一样两纸，各执一纸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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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九年十月十五日 立过佃字据人张德兴 亲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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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契规定过佃永耕之后，“准其客辞主，勿许主辞客”，而佃户则不得“另种另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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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乾隆四十二年福建闽清县的安佃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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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安佃契福城林衙置有民田壹号……今安与佃户吴维元耕作，递年不拘损熟，照额先纳，不许少欠租粒，及插糠做水等情，如有此情。听本衙召佃，不得阻止。若无此情，仍凭照常耕作，断无生端召佃之理。今欲有凭，立安佃付照。（下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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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契是福州城居地主“林衙”付给闽清佃农的“安佃”契。契内确认：如佃农如期照额完纳地租，则可保有对土地的耕作权，地主不得“生端召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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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雍正十年台湾的招佃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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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招佃人业户李朝荣，明买有大突青埔一所，坐落……四至明白。今有招到李思仁、赖束、李禄亭、梁学俊等前来承贌开垦，出得埔银六十五两正，情愿自备牛犁方建筑坡圳，前去耕垦，永为己业。历年所收花利照庄例一九五抽的，及成田之日，限定经丈八十五石满斗为一甲，每一甲经租八石，车运到港交纳。二比甘愿，日后不敢生端反悔，增加减少亦不敢升合拖欠；如有拖欠定额，明官究讨。口恐无凭，立招佃一纸存照。（下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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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契是台湾开垦过程中的“招佃”契。契中表明：佃农李思仁等通过投资开垦荒地，即获得了对土地的永久使用权。这种永佃关系在台湾开发初期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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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同治十年河北昌黎县的永远租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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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永远租契人正白旗汉军双成佐领下闲散王士祯同子国龄，因正用，今有祖遗老圈地壹段叁亩，坐落……四至明白，弓尺开后。同中情愿租与王占元名下永远为业，凡盖坊[房]使土，安茔栽树，由置主自便，不与去主想[相]干。言明押租东千[钱]叁佰肆拾伍吊正，其千[钱]笔下交足不欠。因押租过种[重]，现租当轻，按每年每亩出现租东千[钱]伍佰文，共计租东钱壹千伍佰文。按每年拾月拾五日交乞[讫]，永不许增租押借夺佃，以[亦]不许劝[欠]租不交。一地二养，子孙世守，日后地随遗主，佃户仍旧，恐口无凭，立永远租契为证。（下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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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契表明了旗地上形成的永佃关系。佃农通过交纳押租钱，获得了对土地的永久使用权，此类押租实际上等于出卖永佃权的代价。附带说明，乾隆年间清廷曾规定旗地不许“长租”，违者“各治以违禁罪外，由业户名下将租价追出入官，由租户名下将地亩追出给还本人”[8]。但实际上，在直隶和东北地区，旗产上的永佃关系也是很盛行的。此外，由于清初关外土地“禁民私垦”，农民把荒地垦熟之后，必须“投旗人为东”。在这种“民认旗东地”上，也同样形成了永佃关系，“地东只能食租，不能撤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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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产生永佃权的途径很多，常见的有以下几种：佃农在开垦荒地时投入工本；改良农田，提高土地的经济收益；交纳押租钱；低价典卖土地而保留耕作权；长期“守耕”，地主认定；通过“霸耕”等斗争方式；等等。一般说来，清代佃农取得永佃权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开垦荒地和交纳押租钱。清初战乱之后，各地普遍经历过一个大规模的垦复过程，这是清代盛行永佃权的一个重要时期。清中叶以后，由于内地人民不断移垦边疆、海岛及边界山区，在这些新开发地区，也形成了比较广泛的永佃关系。对于这种在开荒过程中产生的永佃权，清朝官府一般是给予承认和保护的。乾隆初年，甘肃巡抚黄廷桂疏称：甘肃的佃农在垦荒的过程中，“必藉绅衿出名，报垦承种……复立永远承耕，不许夺佃团约为据”。其后，有些地主借故“夺田换佃”，以致佃户“忿争越控”。黄廷桂认为，甘肃的佃户与别处不同，“其祖父则芟刈草莱，辟治荒芜，筑土建庄，辛勤百倍，而子孙求为佃户而不可得，实于情理未协”。因此，他奏请清廷保护“当日垦荒之原佃子孙”的永佃权。当时的户部经“议复”，“均应如所请，从之”[10]。此后，清廷又把黄廷桂建议的处理办法，编入《钦定户部则例》，颁行各省作为法律依据。其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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