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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酷刑简史：揭秘文明面具下的恐怖人性 [:1702773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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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酷刑简史：揭秘文明面具下的恐怖人性 第四部分 结论：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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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酷刑简史：揭秘文明面具下的恐怖人性 本书之意旨不只简单罗列一连串的恐怖事情、展示堕落的人性，还试图探讨一个基本问题：驱使一些人欣然地施加酷刑，并从他人罹受的痛苦中获得快感的究竟是什么心理？我们在第二部分第4章（《18和19世纪的改革》）中看到，一个世纪多以来，很多政府和个人采取勇敢的行动改革审讯方式和刑罚制度，兴利除弊。这好像没什么不合情理，因为自古希腊时代起，一些理智之人就明白，酷刑作为一种榨取信息的手段根本行不通。几乎每个人都会为了免受皮肉之苦而选择招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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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改革运动不仅步伐放缓，甚至在很多地方还有所倒退。很难准确地确定滥用酷刑现象的严重程度。据我们所知，很多情况下，虐待犯人的现象比以往更多。有时，甚至堪与“往昔的黑暗时代”相比。可以肯定，依然有一些国家的酷刑机构如四五个世纪之前那样普遍存在。在中东和东南亚的很多国家，小偷仍然会被砍掉双手，严重罪行会被斩首，很多刑罚继续公开施行，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法国大革命中的断头台或伦敦的泰伯恩之树。根据大赦国际的统计，至20世纪70年代，至少60多个国家依然使用严酷的肉刑惩治罪犯。1991年，巴巴多斯（Barbados）重新启用九尾鞭来惩罚贩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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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一个国家或群体来说，与独裁者残忍的奇思怪想相比，实施酷刑需要一系列更为复杂的条件：警察和军队即便不通力配合，至少也要默许；整个司法制度必须把酷刑列入可用和可接受的范围，至于酷刑的严厉程度则取决于这一政权在极权主义的道路上走了多远。当局有时采取公开支持的方式，有时则是表面上否认所发生的事情而暗地里支持。后一种情况存在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和苏联时期，以及现在美国和其他很多国家。倘若你的第一反应是否认酷刑仍然存在，特别是在看似文明化的西方国家中，那么请阅读一下大赦国际2007年5月23日所发布的一份报告。在报告中，大赦国际认为这个世界正在遭受“一场人权灾难”、“恐怖政治”。这份报告认为，“促使践踏人权情况急剧恶化……‘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以及它们践踏人权的累累恶行，造成很多重大分歧，对国际关系罩上阴霾。美国政府正在把全世界当做反恐战争的巨大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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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酷刑继续存在，并仍然被所谓的文明国家使用，答案在本书第一部分就有阐述：虚弱的、无安全感的和偏执的领导人只有确认、隔离和摧毁一个或更多“敌人的阴谋”，才会感到更安全。一旦这个敌人得以确定（对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来说，它就是异端；对马萨诸塞殖民地塞勒姆镇的清教徒来说，它是女巫；对约瑟夫·麦卡锡而言，它是共产主义者；对罗纳德·里根来说，它是“邪恶帝国”；对乔治·布什而言，它就是“邪恶轴心”），它的成员会受到囚禁，被逼着招认其罪行和同谋者的名字。逼供的公开性越大，所施压力越大，宣传价值就越大。这就是为什么中东的恐怖分子强迫受害者在摄像机前认罪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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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否认，这个世界正面临着恐怖分子、政治狂热分子、原教旨主义者和任何其他危险分子的威胁。但是事实并不是如政府所宣扬的那样简单——倘若真的存在阴谋，也许并不是如我们被告知的那样普遍存在和有组织性。但是政府和军队的领袖需要找出一些简单利落的方法来应对这些并不难确定的问题。他们想让公众相信存在一些妄图摧毁文明社会的阴谋，必须侦破阴谋，揪出它的成员，然后消灭他们。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巧妙缜密的假定，才有了古罗马迫害基督徒，宗教裁判所火烧异端，希特勒把犹太人赶入毒气室等事件。美国、英国和他们的盟友采用相同的理由作为“反恐战争”的依据。当然，为了追捕这些坏人（耗资甚重），政府和军队必须要使他们的人民（支持他们执政的选民）相信，一种非常真实的、可确定的危险是存在的，而且只有“老大哥”（Big Brother）才懂得如何化险为夷。这种说服需要做很多的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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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国民信服的第一步，就是让深陷于阴谋中的人被“某人”辨认出。异端者必须被确定，并受到公开羞辱，或者对其施以酷刑直至他们招认自己的罪行。有时候，当局在这一过程中会得到很多帮助。在把注意力转向伊斯兰教极端分子之后，特别是1990年侯赛因·萨达姆（Saddam Hussein）侵略科威特之后，美国政府所需要的最大宣传点出现在2001年9月11日，当时，一伙疯狂的恐怖分子劫持了几架客机，并撞毁了纽约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来自恐怖分子的威胁或许是真实的，但这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即政府一定会找出隐藏于暗处的敌人，至于敌人是谁，他真正能带来什么样的危险，就无关紧要了。伊拉克参与“9·11”事件似乎相当不可能，但是这对美国宣传机器来说根本没有影响。在伊斯兰教极端分子之前，美国的敌人是苏联，在苏联之前是纳粹，再之前就是美国内战时期的南方邦联。在这种情况下，大阴谋的成员受到逮捕，在民众面前被公开示众，就像以前西班牙宗教审判大会上的忏悔者一样。随着从一个无形的阴谋到一个受嘲笑的有形目标的变化，恐惧的对象也随之从抽象变为一种令人憎恶的真实目标，使酷刑作为政府的官方政策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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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的是，为了把恐惧和猜疑变成一项制度化的酷刑政策，对敌人的挑选非常精心，辨别的方法是他们的行为举止是否明显不同于其他人。在中世纪的法国、西班牙和德意志，它是犹太人和异端；在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它是犹太人、共产主义者、波兰人和俄国人；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它是西方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每种情况下，在拷打、火刑柱、毒气室和枪决施行之前，首先要确定一个特殊的群体并把它妖魔化。一旦少数异端（或共产主义者、犹太人、恐怖分子）被指责为上帝和人类的共同敌人——就是说，他们不再是正常的人类了——之后再拷打折磨他们，似乎就不那么耸人听闻了；事实上，支持对这些“邪恶生物”进行应有的惩罚成了每个人的责任。要想对诸如此类的偏执狂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可以阅读一下《我的奋斗》（Mein Kampf），它是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政治辩护，也帮助了他攫取权力。倘若你对此书难以忍受，我们可以引用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aCarthy）一次演讲中的一段话，他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发动了对美国共产主义者的大搜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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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我们相信这个政府的高层人士正在谋划把我们拖入一场灾难之中，否则如何解释我们现在的处境呢？这一定是一个大阴谋的产物，它的规模如此之大，能使人类历史上任何类似的冒险相形见绌。一个臭名昭著的阴谋是如此黑暗，当它被揭露出来时，它的主要成员将会受到所有正直善良人们的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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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麦卡锡参议员花言巧语的鼓动宣传和他的那些盲信的追随者，很多无辜的人（从清洁女工到政府职员和电影明星）失去了工作，一直受到怀疑。很多人锒铛入狱，其中至少有两人——朱里斯和伊瑟尔·卢森堡夫妇（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被送上电椅。像所有独裁者一样，麦卡锡强调，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希特勒所讲的也是同一套说辞，托尔克马达和从古至今很多独裁者莫不如此。这种鼓动宣传的目的就是领导人试图使民众相信，对参与“隐藏的阴谋”的成员进行搜捕和拷打是唯一可行的、爱国主义的行动。正如在中世纪，倘若有人继续否认女巫存在，那么自己就面临着被指控为女巫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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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在政治或经济困难时期，大多数民众更容易相信存在一个“迫在眉睫的危机”。当社会环境恶化时，民众就开始寻找可以为这些问题承担责任的人，政府就会把一些人当做现成的替罪羊，只要理由简单易明，并且受害者似乎不太像自身群体的一员时，民众就非常乐意接受。在此过程中，宣传鼓动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冷战时期，所有俄国人都被西方媒体描述成又矮又胖，穿着松松垮垮、皱巴巴的灰色西装的人。奇怪的是，随着冷战的结束，2亿俄国人立即变得和我们没什么区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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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确定了“敌人”，民众就会相信他们不仅是文明延续的直接威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缺乏人性。不可避免，难以抑制的仇恨进一步发展为制度化的酷刑。当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前南斯拉夫陷入自相残杀的内战时，敌对各方都根据他们的宗教信仰确定“敌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准军事组织花费近10年的时间摧毁了这个前共产主义阵营中最稳定、最繁荣的国家。各方都认为对方才是困扰自己的诸多问题的罪魁祸首，疯狂地进行殴打、强奸、谋杀、电击折磨、残害身体的奴役，以及只有上帝才知道的一些疯狂举动。自20世纪60年代起，酷刑制度化的情况出现在越南、卢旺达、津巴布韦、巴基斯坦、智利、乌干达、马来西亚、伊朗、伊拉克、阿根廷、苏丹和布隆迪。特别是在津巴布韦、智利、乌干达，政府对自己的民众施加疯狂的迫害；有时候，则是入侵的外部势力，就像越南，伊拉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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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每个坏习惯一样，酷刑的使用随着人们对它熟悉程度的加深也不断增多。就像酒精、毒品、烟草和其他很多有害于我们身体的东西一样，一个民族对酷刑越是司空见惯，就变得越能容忍它。没有人突然有一天从车里走出来，就决定要把自己的邻居殴打致死。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被文明社会的文明人所接受的行为。那么人们是如何变得对酷刑的恐怖麻木不仁，不仅默认它，还积极地从事于对其他人的身体残害和处决？变成这样一个恶魔需要多长时间呢？1930年的德国人和我们其他人肯定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到了1939年，那些没有直接参与使数百万人遇难的大屠杀的人，完全地并（常常）无条件地支持那些参与其中的人。他们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即便他们对成群结队消失的犹太人视而不见，也不可能无视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比利时、丹麦、挪威和荷兰的屠杀事件。那么这种事是如何发生的？这些文明人怎么就相信了他们的邻居是对良善正义的威胁，他们自身是怎样堕落到残暴动物的状态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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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利·米尔格兰姆，以及他在耶鲁大学互动实验室中进行人类权威服从实验中所使用的“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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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1963年，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斯坦利·米尔格兰姆（Stanley Milgram）设立了一个实验，来检验纳粹集中营的看守们是否如他们在1946~1947年纽伦堡审判中所宣称的那样只是“服从命令而已”，或者是否有更为邪恶的事物在起作用。米尔格兰姆的一队学生参与到这个实验，他们的任务是向外来志愿者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当志愿者给出错误答案时，学生被告知要进行一次轻微的电击。实验对象每给出一次错误的答案，电压就要增加。尽管实验对象痛苦地扭动和尖叫——一些人恳求说他们有心脏病，会死于电击——一半以上的学生仍然坚持问完所有的问题，并按照指示施加惩罚。到后来才告诉学生，他们的实验对象实际上是演员，所谓的电击效果都是假装的。有人认为，只要被命令，就连像耶鲁学生这样有教养的人也会故意地威胁无辜者的健康和生命。这一结论让人忧惧，随后的这个实验结果更让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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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8月，社会心理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进行了一项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The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在试验中，津巴多随机地分派一队学生来扮演监狱的看守，另一队扮演囚犯。在精心设定的实验条件下，学生们将在一个模拟监狱中生活几周，里面的设施装备与真实的监狱几乎一模一样。“看守”身穿警服，戴着像美国警察和高速公路巡警长期以来都佩戴的那种墨镜。“囚犯”身穿标准的橘红色连体装囚服。津巴多设置这个实验的目的是要弄明白，用他自己的话：“倘若把一个好人置于一个恶劣环境中，到底是人战胜环境，还是环境改变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