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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宪法审查模式之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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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宪法解释机构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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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早先已经说明，宪法审查制度不仅对宪法效力来说是必要的，而且也符合中国宪法的基本精神。但它的引入会不会和中国目前具体的宪法规定相抵触？笔者认为，这确实是可能的，因而要求对现行宪法条款作出适当修正。中国宪法把宪法的解释权完全委代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第67条规定，全国人大的常务委员会有权“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解释法律”。如果引入新的宪法条款授权建立相对独立的宪法审查机构，就势必要妥善处理这一机构的审查权力和人大常委的解释权之间的关系。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事实上，法治的基本原则要求制定权和审查权相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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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审查制度的引入可能要求中国修正某些宪法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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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原则要求，“没有人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我们只需要以行政诉讼为例即足以说明这个道理：没有人会认为，作出处罚的行政官员也应该是审查处罚决定合法性的法官，否则行政诉讼就完全成了多余；由于每个人都“主要是自私的”，而行政官员当然会偏袒他自己的决定，因而必然不是客观中立的审判官。只要行政权力仍然被要求符合立法的文字与精神，且只要行政决定并不能被假设一贯正确，就有必要使行政行为受制于一个中立的（即和行政官员及其行为没有直接关系的）法官之审查。把这项原则用到立法领域，推理和结论都完全一样：只要立法权力的行使仍被要求符合宪法的文字和精神，且只要立法者并不是一贯正确，那就有必要使立法行为受制于一个中立与独立的法官之审查；否则，宪政审查就失去了实质意义。中国宪法把立法的解释权与审查权全部授予人大或其分支，结果自然是使审查（甚至“解释”）有名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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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原则要求宪法审查机构应该独立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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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法治一样，宪政审查并没有把审查权力留给立法者自己。法治的基本精神是他律。由于不信任行政官员——否则也就没有必要实现法治，法治假定官员需要一种来自外部力量的制约；宪政则是对立法官员或多数力量的一种不信任——至少是不完全信任立法者自身的能力或良好意愿，因而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司法性机构审查立法的合宪性。没有独立审查机构的约束，宪政在根本上就成了一种人治——而这在逻辑上是前后矛盾的。因此，宪政审查离不开一个独立于立法的国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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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论证，宪政审查机构在本质上应该是一个类似于法院的司法机构。这个机构最好是司法性的，因为解释与审判本身主要是一项司法任务。正如马歇尔法官指出，“阐明何为法律乃是司法部门的职权与责任。”并非所有的立法代表都精通司法解释的技术，且即使精通，繁忙的立法事务也将使他们无暇顾及个案解释与判断；而把解释权委托给其下属的专业工作人员，又将产生非立法代表的解释是否具备法律效力的困难问题。除了把这项任务通过宪法授权给一个相对独立的宪政审查机构，似乎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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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审查机构在本质上应该是一个类似于法院的司法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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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普通法院还是专门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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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式上，中国建立了统一的“人民法院”制度，因而似乎类似于普通法国家；但由于法院内部分为民事、刑事、经济与行政各庭处理不同实体领域的案件，中国的司法体制在实质上更接近于欧洲大陆的专门化法院系统。从这个角度来说，设置专门的宪法审查机构更为合适。尤其是宪法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其发展也必须专门化，因而需要专门的机构来解释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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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根据中国目前的人大代表制度，普通的法院已经被普遍认为在人大的领导与监督下工作，因而似乎不是适当行使宪政审查的独立机构。《宪法》第124条规定，作为“最高审判机关”的最高法院的院长由全国人大产生。第126条规定，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没有具体规定不受人大的干预。事实上，第128条规定，最高法院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负责”，地方各级法院则向“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人事任免权和负责制必然削弱了法院相对于人大的独立性。同时，中国法院目前相对于人大的被领导地位，也使之没有足够的宪法权威来审查立法行为——被领导者当然没有足够的权力、信心和独立性来审查领导者的行为，因而有必要建立宪法权威更高的审查机构。总之，和美国的普通法院审查模式相比，欧洲大陆的专门审查模式应更适合中国的现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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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可能更适合欧洲大陆的专门审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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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你是否同意上述观点？尽管普通法体制离中国的现行制度相距甚远，你认为它是否具有任何值得借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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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洛阳玉米种子案”——人大职权与司法独立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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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汝阳县种子公司委托伊川县种子公司代为繁育杂交玉米种子20万斤。后来，伊川县种子公司将种子按市场价转卖他人，因而未能向汝阳县种子公司如期履约。2003年，汝阳县种子公司诉至洛阳中院，要求赔偿。双方就赔偿价格和适用法律发生了争议。原告主张适用《种子法》，以“市场价”计算，要求被告赔偿其损失70万余元。被告则主张适用《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其中第36条规定农作物种子必须由政府定价，而以“政府指导价”计算，被告只需要赔2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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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助理审判员李慧娟担任审判长的合议庭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近60万元。法院认为，自从《种子法》于2000年12月实施后，原来由政府垄断和限价经营的农作物种子全部转为市场调节。尽管《种子法》对农作物种子的价格没有具体规定，但其立法精神是种子价格应由市场调节，这也是《价格法》早已确立的原则。判决书中指出：“《种子法》实施后，玉米种子的价格已由市场调节，《条例》作为法律阶位较低的地方性法规，其与《种子法》相冲突的条款自然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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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涉及法律适用的问题，合议庭将审理意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会上并没有人提出异议。不料，这一似乎不起眼的判决却触怒了制定条例的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主任会议认为，洛阳中院判决的“实质是对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的违法审查，违背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侵犯了权力机关的职权，……是严重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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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分别向省高级法院和洛阳市人大常委会发出上述“通报”，要求省高院对洛阳中院的“严重违法行为作出认真、严肃的处理”，并请洛阳市人大常委会“纠正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违法行为，对直接责任人员和主管领导依法作出处理，通报洛阳市有关单位”。根据省、市人大常委提出的处理要求，洛阳中院党组于11月7日作出书面决定，分别撤销李慧娟的审判长职务和当时受委托签发判决书的一位副庭长的职务，并免去李慧娟的助理审判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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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闯了大祸”之后，洛阳中院的不少领导和同事埋怨李慧娟，认为她完全可以在判决中直接适用《种子法》，而无须对《条例》进行评价。但她却认为：“最高法院一直强调要在民商事审判活动中加强裁判文书的说理，而这个案件双方争执的焦点，就是《种子法》和《条例》到底该用哪一个，这直接涉及当事人的权利，必须在判决书中充分阐述适用法律的理由，决不能武断地用‘本院不予采纳’来敷衍。《条例》的有关条款因为与上位法相抵触而自然无效，是《立法法》规定的，我们不过是根据《立法法》，在判决书中表明不适用《条例》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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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中院的判决是不是对《种子法》的正确解释，在此是一个次要的问题。更为根本的是判决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及其宪法含义。首先，假定河南省的《条例》确实和《种子法》发生冲突，你认为法官应该怎么判？究竟应该由谁来解决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立法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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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即使假定洛阳中院错判了，它是否违背了宪法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侵犯了权力机关的职权”，并构成“严重违法行为”？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是否有权力要求洛阳市人大常委会“纠正”法院的“违法行为”，并“对直接责任人员和主管领导依法作出处理”？是否有权要求省高院对洛阳中院的“违法行为”作出“处理”？省高院和市人大是否有权处理中级法院的错误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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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问题是，假定这确实是一份公然违法并需要受到惩罚的判决，究竟谁应该承担责任。毕竟，承办案件的法官并没有擅自作出这项判决，判决书是经过审判委员会集体讨论并通过的，因而应该承担责任的似乎是审委会，因为如果它不同意，这份判决并不能生效。因此，承办案件的李慧娟认为“这是一个怪圈，法官对自己承办的案件没有决定权，而案件一旦出了问题，承办案件的法官就成了一切错误的罪魁祸首。这种体制挫伤的不仅是法官的工作积极性，而且也会导致法官失去责任感，导致司法的不公正。”你是否同意她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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