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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的司法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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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司法”机构有两类：法院与检察院。1954年宪法使法院与检察院和地方人民委员会分开，不再从属于地方政府。但在“文革”期间，检察院一律被撤销，法院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1975年宪法明确肯定了检察院的取消，检察职能归公安机关行使，且地方各级法院院长由同级革命委员会任免。1978年宪法恢复了检察院。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法院组织法》和《检察院组织法》，并于1983年对这两部法律进行了修改。这些法律和1982年宪法构成了这两个机构的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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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司法机构包括法院和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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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地位上，中国的司法机构是独立于行政机构——包括国务院——的政府部门，仅向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这种设置有利于提高司法机构的独立性，而独立性对于司法职能是极为重要的。和立法机构不同，司法机构的主要作用不是利益代表，而是严格按照立法机构所制定的法律判案，因而要求严格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当然，和三权分立国家不同，中国司法机构的地位仍低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由同级人大选举并向它们报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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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和检察院独立于行政部门，直接向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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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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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宪法规定，“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第123条）设有最高法院、地方各级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法院。最高法院院长由全国人大产生，其任期和全国人大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第124条）地方各级法院院长由同级人大任免，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和审判员由院长报请同级人大任免。法院组织法第23条规定，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23岁的公民可以被选举为法院院长，或者被任命为其他工作人员，被剥夺过政治权利的人除外。1993年的修正案在这一条中加入“法院的审判人员必须具有法律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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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院的领导成员由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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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其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地方各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委员，由院长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任免；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由最高法院院长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免。各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由院长主持，本级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列席。（法院组织法第1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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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第126条规定，“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最高法院是“最高审判机关”，监督地方各级法院和专门法院的审判工作，（宪法第127条）并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法院组织法第14条规定，各级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最高法院对各级法院、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法院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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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决定重大或疑难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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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宪法保证法院作为司法机构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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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法院独立”还是“法官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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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宪法第125条和其他基本法律——包括有关组织法和诉讼法——都明确规定，“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根据字面理解，这些规定意味着法院的审判过程具备一定的独立性，不受政府、社会和私人的干预。但这似乎并不要求法官个人在判案时具有独立性。事实上，法院院长和审判委员会可以对其认为错误的已经产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进行审查与纠正。这项权力有时可能和“法官独立”发生矛盾。然而，1995年通过、2001年修正的《法官法》第8条又规定：“法官享有依法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之权利。因此，中国目前的司法制度究竟是法官个人独立，还是只是法院作为一个机构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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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法》保证法官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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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这个问题尚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们只有从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在西方，“司法独立”（judicial independence）意味着法官独立。这表明法官个人的审判过程不受法院内部行政机构的干预。当然，法院作为一个整体仍然对法官具有某种监督作用；如果法官贪赃枉法，那么法院可以对其进行制裁。但由于弹劾制度的存在，对法官的监督主要是议会职能；法律其实更多的是保护法官和法院本身的权力不受外界的削弱，例如德国《基本法》第115g条规定，“联邦宪政法院的宪法地位及其宪法职能之履行不得受到削弱”；对于任何影响到联邦宪政法院的立法，必须经过2/3多数法官的同意才有效。在法院内部，法官个人的独立性受到尊重和保障，不受院长所行使的行政管理职能的影响。在审判过程中，法院院长和其他法官一样都只有一票；合议庭的多数意见并不因为院长的反对而无效，因而法院院长经常可能处于少数意见的行列。因此，西方法院实行的是“法官责任制”，而非“院长负责制”。法院也不存在审判委员会，审查已经生效的司法判决；如果当事人对判决的法律基础有疑问，一般只有通过正式的上诉过程才可加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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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法治国家的“司法独立”是指法官独立，实行法官负责制而非院长负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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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传统等多种原因，中国原先对司法独立不够重视。近年来，随着一部分学者的呼吁和社会法治意识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关注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问题。（贺卫方，1995）然而，由于法制尚不健全，部分司法人员的职业素质仍有待提高，目前尚不可能实现西方意义上的司法独立。但由于司法独立对维护司法公正的至关重要性，中国最高法院于1999年10月颁布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旨在提高法官素质并精简法官队伍，增强法院和法官个人的独立性，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官”。[116]最近，司法考试的统一也可被认为是司法改革的一个环节。因此，在“转型”阶段中，中国司法制度的特征仍然是“法院独立”，但越来越强调法官个人的独立性。《法官法》所表达的“法官独立”，正是体现了这个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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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司法改革旨在提高法官素质、保证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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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实现“法官独立”的困难，见陕西省富平县法院的法官王亚光的遭遇：他因为“死不认错”，和该院审判委员会抗争，最后被通报批评乃至免职“待岗”。[117]在河南省卢龙县法院，原院长贾庭润也因拒绝按照“上面”的意思定案，被革去院长职务，赶出法院，成为县司法局一名普通干部。贾被贬后又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行政级别和职务工资分别降了两级，从原来的620元降到350元，致使多病缠身的贾连医院都住不起。[118]如果司法制度得不到有效的改革，至少可以说河南的那个地区在今后很长时间内出不了贾庭润那样的法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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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离法官独立仍有相当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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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 如何看待民意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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