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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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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定美国联邦宪法的时候，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还不存在。联邦宪法完全没有——也不可能——提到政党。事实上，政党（party）被普遍认为是潜在危害最大的派系（faction）；尽管麦迪逊的《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肯定了不同派系共存的必要，但并没有否定它们可能会导致政治集权争权夺利、相互倾轧，从而阻碍政府的正常运转并损害公共利益。因此，华盛顿总统在离任前特地“庄严警告”党派斗争的危害。所谓的“联邦党”和“杰弗逊共和党”（Jeffersonian Republicans）之间的斗争，也充分反映了党派斗争的危害，而两者都不过是少数上层活跃分子组成的“贵族党”而已。19世纪30年代，美国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大众政党，但这一制度是在竞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和宪法并没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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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大众政党是在竞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和宪法并没有直接和必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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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政党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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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末，最初的两大敌对党派仅局限于联邦政府的内部动员。它们在国会内建立“决策会议”（Caucuses）操纵总统提名与选举过程，使宪法提供的选举院制度有名无实。从1788到1799年，联邦派在政府中占据上风。该党派崇尚贵族政治，主张“君子不党”；1800年，杰弗逊领导国会的反联邦党势力，在总统与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在此后二十年中，“共和党”赢得3/4的众议院席位与总统选举人以及4/5的参议院席位。除了最高法院之外，联邦党在政府中的势力自此衰落。联邦党的衰落使政党竞争过早消失，政党活动因而失去组织目标。“共和党”的压倒性胜利反使自己内部分裂，党派斗争转化为在“共和党”内的派系斗争。因此，杰弗逊时代的政党活动亦主要局限在政府内部；它们并不具备后来在政府外组织的现代化、大众型政党的基本特点。在这个时期，民众的政治参与极为有限；政党组织松散而力量脆弱。宪法整个忽略了政党领导的可能性，党派也不具备组织选民与领导政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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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早期的政党活动主要局限在政府内部，民众的政治参与极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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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4年，“杰弗逊共和党”分裂为四个派系，此后杰克逊（Andrew Jackson）领导的派系成立了第一个现代政党：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该党第一次在政府外组织大众动员，把大批以前具有选举权但未参与政治过程的民众带到投票箱，因而首次实现了总统民选，使得民主党在1829年的总统与国会选举中获胜。“杰克逊革命”（Jacksonian Revolution）开创了民主党时代：在此后三十年里，民主党统治白宫与众院24年、参院26年。与此同时，联邦的大多数州迅速取消过去对选民资格的财产限制，使美国成为第一个实行大多数白人男子普选的国家，比欧洲至少早了三十年。当时，美国仍有80%的农业人口。因此，和欧洲大陆的民主不同，美国在工业资本主义和都市化之前首先迈入大众民主。为了与新兴的民主势力相抗衡，以前的联邦党联合反对派系在1834—1840年间组成了辉格党（Whigs Party），从而标志着现代两党系统的成熟。1848年，民主党成立了全国委员会，辉格党则在内战后演变为现在的共和党。美国的政党结构此后保持基本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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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逊革命”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大众型政党——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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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塔茉里会堂”和“分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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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逊时代改革了以前的国会决策会议提名总统候选人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实行了代表大会（Convention）制度。在全国大会上，各地区被选出的代表队伍通过相互竞争与妥协，最终产生政党的总统候选人。这一制度使得“党魁统治”（party boss rule）成为可能：地方政党领袖通过控制本地区代表队伍的人选，得以操纵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在这个时期，美国两党竞争激烈，选举结果接近平衡。政党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简化竞选程序，并负责把选票送到选民手中，因而在联邦范围内产生了高水平的政治参与，参加投票的选民达到占具有选举权人数的7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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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最活跃的是以“塔茉里会堂”（Tammany Hall）为代表的“政党机器”，而其最有代表性的政治领袖是纽约市的党魁普朗奇（George Washington Plunkitt）。（参见Riordan，1963）一开始，塔茉里会堂是一个以印第安部落酋长命名的非政治性俱乐部，后来逐渐发展为民主党的政治机器。到19世纪中期，它已经能控制纽约市的市长选举，而附属的大小党魁也随之发迹。塔茉里的成功几乎完全是政党制度在自然发展过程中得不到完善的结果。在自然形成之后，美国政党的活动经费很少；由于“党政分离”，政府几乎不给予任何资助。候选人自己——尤其是刚“入门”的挑战者——也难以筹集大量经费参与竞选，从而演化出一套政党“分赃制度”（patronage system）。在这个制度下，候选人招集一批亲信为自己免费服务——从筹划竞选纲领到拉赞助、扛招牌；如果成功当选，那么这些人将按照竞选过程中的贡献大小而被分配一定的职位。那个时候，美国的联邦和地方政府可以说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从国务卿或州务卿到基层行政人员乃至清洁工，一律由政府首长任命。因此，政府职业成为当选者“论功行赏”的“赃物”。“分赃制度”调动了政治参与者的积极性，带动了美国民主政治机器的运转，为美国宪法与选举法制度填补了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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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度早期的党魁政治演化出一套政党分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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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末期，分赃制导致了大量的政府腐败和低效率；毕竟，竞选有方的未必具备治理才能。进步党（Progressives）运动对美国的政党体制进行了意义深远的改革，1883年的《公民服务法》建立了美国的文官考试系统，极大缩小了分赃制的范围与作用。目前，美国联邦政府的分赃制仅限于部级行政领导——这一般被认为对政府信任以及政策制定与贯彻的一致性是必要的。由于公务系统的改革并没有配套政党制度的更新，致使美国的政党与民主受到严重打击。普朗奇的预言被证明是对的：美国政党的运转依赖“分赃制”。一旦公务改革削弱了这一制度，美国政党就分崩离析，而美国民主也不能维持下去。公民服务改革体现了美国政党制度内在的缺陷，而对这些缺陷的制度弥补至今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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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赃制导致政府腐败和低效率。进步党运动建立了文官考试系统，极大缩小了分赃范围，但也同时打击了政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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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政党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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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政党主要以地方组织为基础。每个政府阶层都存在政党的委员会。总的说来，美国的政党力量较为薄弱：党员既无标准，又无责任参与政党活动。在全国范围内，政党内部缺乏团结。在组织结构上，政党缺乏集中领导能力来制订国家政策。因此，在地方上，政党控制从上至下；在联邦范围内，政党联合从下到上。政党内部根据地域分成多个不同的利益派别，只是在提名总统候选人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这些派系才来到一起，通过利益妥协达成暂时的联盟。内部组织的松散和分赃制的削弱使选民的政治参与骤然下降，以致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选举参与率只有现代西欧的1/3至2/5之间。因此，正是在现代工业化产生社会危机时期，美国的政党开始衰落。这和进步党同时从几个方面削弱政党发展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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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党的衰落导致参与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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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也许是出于对自由主义的向往和对多数民主专制的恐惧，进步党不欢迎激烈的政党竞争与广泛的大众参与。各州开始要求选民事先进行个人选举登记，为大众政治参与设置了起始障碍。这一要求对社会中上层无甚影响，但在北部城市对下层居民构成严重障碍；对于在南部农村刚获得公民权的黑人，这种障碍几乎不可逾越。其次，在提名总统候选人的全国会议之前，增加了地方直接初选制度。原来，党员在地方会议上选举党员代表团，代表团然后再决定总统候选人；这种程序使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由地方政党领袖控制。现在，党员在初选会议上直接选举总统候选人，使地方政党领袖失去了提名候选人的权力。最后，进步党引进了“澳大利亚选票”制度，使得选民“分票”和“分裂政府”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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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选票”制度的引入使得选民“分票”和“分裂政府”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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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澳大利亚选票”与“分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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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澳大利亚选票”（Australian ballot）制度，就是指秘密投票制度。政府先把所有候选人的名单印在选票上，由选民投票后放入统一的票箱。这项制度由澳大利亚首先采纳，故以此命名。在以前，美国选民投的是政党发到手中的“党票”，且两党的票箱是分开的，因而选民投哪个党或哪个候选人的票“一目了然”。在那时候，候选人贿赂选民投自己票的做法极为普遍，然后候选人可以监督“受贿者”履行其“承诺”。采取澳大利亚选票制以后，监督履行不再可能，因为候选人不知道选民在放入统一票箱的无记名票上投了谁的票，因而候选人也不再有理性动机去贿赂选民。因此，澳大利亚的秘密投票制度给予选民以更大的自由，并自然消灭了贿选，但同时因减少了政党对选民的影响而使“分票”现象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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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选票”制度解决了贿选问题，但也减少了政党对选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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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分票”（split ticket），是指同一选民在总统选举中投一党的票，而在国会议员选举中却投另一党的票，或在国会选举中投一个党的众议院候选人，而投另一个党的参议院候选人。以前，选票由政党印刷分发到选民手里，且只包括该党的候选人；由于投票活动仅是半公开的，选民分票颇为困难。现在，政府准备的选票不分党派，它们包括所有竞选人的名字；这种无党派选票使现代选民分票变得容易。这类现象的普遍化代表了选民对政党认同意识的下降，标志着美国政党力量的衰落。它使得美国出现了“分裂政府”（divided government）：总统由一个政党统治，国会多数则由另一个政党控制，甚至国会的两院分属两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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