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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之门（第八版） 第二十一章 网络空间与法律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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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引导我们进入网络空间，它揭示了一个场所，在那里，我们可以与他人交往，而无论这些人身在何处。有人说，网络空间是一个真实的地方，即使它不是一个物理上有形的场所。进入这个场所是轻而易举的，而且守门人似乎还邀请我们进去。但是，我们在里面所发现的，可能不同于我们所期望的，我们可能需要比在其他地方更谨慎小心。网络空间是这样一个场所，在那里，外界强加的表达障碍虽然被降低了，但是，在那里，我们仍然需要问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将自己暴露给他人。存在于有形世界的诸多限制，在这个地方是不存在的，但这仍然是个法律问题层出不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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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伪造：互联网革命与纳斯达克无关[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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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刘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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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3月，当互联网上的股票自由下跌时，互联网终于找到了自己合适的位置。它不过是一种快捷的信息传递服务而已——热衷此道的人现在开始这样评说，而这些人，或者在互联网最近的蓬勃发展中损失了很多钱，或者更可能是没有赚到钱。互联网的牟利潜力被高估了，它的社会影响据推定也被高估了。不过，情况不是这样。信息的快速传递并不是互联网所做的唯一事情，它还使人们有可能消解所有的规则和惯例。处在潮起潮落之中的不仅是商业秩序，各种从未被质疑的权威正待破除。与人们允许互联网对自己生活的影响与泄露相比，互联网的科技和赚钱潜力并不那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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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上发生的一切，支持了社会学中被称为“角色理论”的思想流派。他们主张，我们没有自诩的“自我”，我们的自我仅仅是为了应对我们身处的社会情境而戴上的面具。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社会情境，那些要对新的情境做出反应的人需要攫取一套新的面具。人们采用了备好的新工具，利用的只是他们需要的以及他们需要的方式。如果他们利用互联网做个身份实验，那可能是因为他们发现过去的身份不胜任了。如果互联网正向某个方向推进这个世界，那可能是因为这个世界已然觉得有必要向那个方向挺进。互联网正在告诉我们，我们到底想变成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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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写过关于乔纳森·莱拜德（Jonathan Lebed）的故事，他是新泽西郊区一个15岁的男孩，利用互联网改变身份后进入了股市操作系统。乔纳森的故事告诉我们，你无法真正理解网络上正在发生的一切，除非你理解了真实世界里导致互联网发生这一切的条件。你不能理解那里的一切，除非你亲自到那里去四处看看。一旦你去了，你就开始理解各种新的真相。比如，互联网是重新开始的摇滚乐，不是现在的摇滚乐，而是20世纪50-60年代的摇滚乐，那时，它真的让成年人目瞪口呆了。互联网正在鼓动一场巨大的身份变革，它颠覆了社会规范的所有形式，而最迅速地攫取这一权力的是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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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的诺基亚公司在我之前就发现了这一点。诺基亚占据手机业的重要地位，以至于现在非常多的人都同意，芬兰人最先将手机连接到互联网上，而这种联接也是我们认为必要的。芬兰人的成功缘于他们特别善于猜测他人想从手机中得到什么。一个重大的理由是——诺基亚的人也相信是这样——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来研究孩子。孩子们喜欢每一项新技术，由于没有成见，所以能够更快地掌握新技术。基于不能被人充分理解的理由，他们想要的手机使用方法是成年人做梦都想不到的。比如，关于课本的即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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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创造一种俗称“短信”的即时信息，你可以用手将它敲到你的电话里，用键盘做打字机。表面看来，这不是电话键盘的明显用途。字母数与输入键数的不同，意味着你必须敲出某种摩尔斯代码。这种技术在芬兰的男孩女孩之间非常流行——男孩不好意思当面约女孩出去，女孩之间则迫不及待地相互告知约会中发生了什么，一旦它们发生了的话。他们已经证明，如果间接交流的需要已经足够迫切，那么，词句就能以神奇的速度被敲到电话键盘上。550万芬兰人在2000年相互发送了10亿条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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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迅速成为欧洲法人通讯的支柱。这一技术是从芬兰的孩子传授给商人的，因为孩子教会了他们的父母。诺基亚聘用的人类学家告诉他们这一切。芬兰成为地球上正式承认以孩子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国家：如果你想让经济快速发展，你需要促进迅速的技术革新；如果你想促进迅速的技术革新，你需要向孩子们让与一种陌生的权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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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资本主义鼓励了空前迅速的变革时，孩子比成人享有更大的优势。他们尚未决定他们是谁，他们没有向特定自我投入大量的心理资本。当新技术来临时，得到实惠最多的是那些乐于推翻旧我、变成新我的人，那些在旧我中没有过多投入的人，就此占了上风。要推翻一个12岁的人的自我，不需要放弃太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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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新奥尔良长大。我现在要思考这段原本是无趣的事实，是因为这与我对身份及其改变的兴趣有关。新奥尔良一直是观察进步的最佳去处。要想了解进步，就要知道它推倒了什么，摒弃了什么。当进步的速度像今天一样迅猛时，回想它的受害者是不容易的。新奥尔良保持了它的不合时宜，足够与外部世界形成强烈的对比。比如，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止，你还可以在新奥尔良找到真正绅士般的律师，他们将自己视为一种荣誉和体面职业的成员。我父亲就属于这样的恐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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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垮掉为止，我父亲一直努力让我们的旧式家庭律师事务所坚持其迷人的习惯。绅士律师相互写条子，讨论古希腊语中某些术语的正确发音。他们从消亡的文化中搜集古怪的艺术品，他们视教育为宗教的一支，他们戴着领结，他们相处融洽，但不知道星期五的意义。他们的生活以一种精英思想为前提：律师是超越争吵的。他拥有特殊的知识，能够遵循一种严格的行为法典，而又无需说出它是什么。他认为所有的变革请求都是值得怀疑的。对他来说，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在社会共同体中的形象，在人们所能确定的范围内，他从不对此有丝毫的担心。身份不是一个原因，它只是生活方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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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意识到这已不再是一种站得住脚的立场，是在一个叫莫里斯·巴特（Morris Bart）的陌生人出现的时候。当时我十几岁，我和父亲驾车沿着州内高速公路穿城而过，当时我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上面写着：“你是一个被害人吗？你受伤了吗？没人代表你的利益吗？打电话给莫里斯·巴特律师。”上面有莫里斯·巴特的大照片。他像二手车倒卖者那样笑容可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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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像莫里斯·巴特这么做吗？”我问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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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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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的广告上说他是一个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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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不同种类的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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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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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广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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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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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是律师要干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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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直到莫里斯·巴特把照片设在高速公路旁的那一刻，真是这样。我父亲和他的同事仍然没有什么举动，但是，律师实务要服从于整体的力量，美国人的双重本能是：既要民主化，又要商业化。它们通常意味着同一种东西。这两种力量支配着互联网，反过来，它们又被互联网所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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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巴特是互联网如此强力提升的、巨大的美国解构工具中的一个微小装饰。在巴特树立自己的广告牌之后若干年，我父亲律师事务所中的律师开始接听一些“顾问”的电话，这些顾问告诉他们如何窃取客户，并从其他律师事务所窃取律师——这些想法，在几年前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对某些人而言，现在依然是不可想象的。若干年后，客户要求律师按小时收费，然后又质疑这些收费。老的游戏结束了。在市场被毫不含糊地侵入的那一刻，老的传统开始从法律中渗出流失了。对绅士律师而言，它以尽可能体面的方式结束了，但它毕竟结束了。对那些身份被包藏在这一想法中的人来说，这种结束使他们的故事具有了某种悲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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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起大地在我这个少年脚下动摇时的最初感受。我不喜欢这个预示父亲的世界即将崩溃的先兆，不过，更让我不安的是，我身体的某个部分希望父亲也能在高速路旁树立他的广告牌。当然，这是他永远不会去做的。我的反应是离家出走，发明另一个自我。如果那时候就有互联网，我肯定毫不犹豫地上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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