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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灯绳 立法不要回避中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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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其中第76条规定了“强制性教育措施”这样一种处罚方式。乍一看，读者不甚明白，何为强制性教育措施？经过查阅和咨询，才得知这里的强制性教育措施在原来的草案中表述为“劳动教养”，后来在常委会审议过程中，依据部分常委会委员的意见，将劳动教养改称强制性教育措施。无独有偶，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禁毒法也使用了“强制性教育措施”的措辞，据前者推断，这里的强制性教育措施也应是指劳动教养。为什么要这么改？也许是担心劳动教养的名声不佳。但这种自欺欺人的立法方式在我看来却并不可取，因为在劳动教养制度还没有废除或变更名称之前，又使用另一个名称，容易使人产生误会，不符合法律明确性的要求，毕竟强制性教育措施的解释空间比劳动教养要大，比如实践中一些地方存在的法律学习班算不算强制性教育措施？又凭什么给本来只应受强制性教育措施处罚的人就直接处以劳动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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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因为出于某种担心或顾虑而采取玩文字游戏甚至回避的立法方式在其他一些法律中也不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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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刑法分则第一章前面对各罪名的最高刑均为无期徒刑，但在最后一条中却又来一个总括式的规定：本章上述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中，除某几个罪外，其他均可以判处死刑。为什么要这么规定？据说是因为担心如果每个条文后面直接规定死刑，容易让人看出我国刑法中的死刑太多。但这样一来，就破坏了法的逻辑性，而且那些想要统计我们死刑条款的外国人也终究会发现这一现象，只不过增加他们的劳动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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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依据刑法第93条的规定，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根据宪法，“国家机关”是指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军事机关，并不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机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级机关。为什么不将“国家工作人员”这一重要概念界定清楚，将其具体包含哪几类人详细列举出来呢？须知它可是关系到刑法中的贪污贿赂罪和渎职罪的主体认定啊！难道因为害怕被人指责为党政不分就对党的机关工作人员避而不谈吗？可事实上，在现今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机关当然是国家机关，各级共产党机关的工作人员也当然是国家工作人员，否则，就不好解释身为党的高级干部的陈希同、陈良宇等人为何能被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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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首要的是要讲求明确，不明确的法就会造成误会和费解，不足以昭示人和警醒人，也不便于法的适用；立法要注意参照别国经验，向国际标准看齐，但绝不能机械化和简单化，比如我国的工会、共青团和妇联，对外交流时其身份是非政府组织，但在我国的语境里，其实它们是“吃皇粮”的，有关人员都是享有相应的行政级别的，若简单地因它们是非政府组织就将其排除在国家工作人员之外，因而不构成某些以国家工作人员为主体的犯罪，显然有悖于法律的公平和正义。无论如何，中国的法律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能削足适履，只要是国情所需，就应当大大方方地反映在法律条文里，而不要遮遮掩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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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遮掩掩的立法也是缺乏自信的表现，它无益于问题的解决。有的问题，如劳动教养，尽管现在受到的批评比较多，但作为国家一项实施了几十年而且现在还在继续适用的制度，是回避不了的，即使用强制性教育措施来取代劳动教养的表述，实践中仍然是劳动教养。只有正视它，才能找到改革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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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首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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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灯绳 应简化身份证的农历改公历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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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从辛亥革命后的次年（1912年）起采用公历月、日，至今已有百年了。但在广大农村地区，仍然盛行用农历来记历法。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农历在指导农事活动时的作用，插秧种田，二十四节气对于农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加之过去农村人口流动性不大，农村通用农历不会带来什么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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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城市，但他们的户口信息所显示的出生日期往往是当初在农村用农历登记的，以户口信息为基础的身份证也将错就错，由此导致其身份证上所显示的出生日期并不是公历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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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带来许多烦恼。以我本人为例，二十多年前从老家来北京上大学，迁出的户口信息上标明我的出生日期是1967年9月8日，但这是农历，后来填某些表格时明确要求用公历，于是查得我生日的对应公历为1967年10月11日，在填了几次之后又被告知，出生日期一律以身份证为准。多年来，我的出国护照、各种表格以及自己著作中的作者简介所显示的出生日期相互矛盾。记得有一次去美国大使馆签证时就遇到了麻烦，签证官问我为什么上次填的出生日期与这次填的不一样（估计是她的电脑里有原来的记录），我一想肯定是一次用农历、另一次用公历了，于是准确猜出上次填的日期，并解释这是由于中国农历和公历的差异，总算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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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公历的9月8日，我还会遇到尴尬事：热心的学生给我发手机短信或电子邮件，“祝老师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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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我在国外访问，对方通过护照获知我的生日，竟在当天给我组织了一个隆重的生日派对，和他们解释也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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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打听到公安机关可以将身份证上的农历改成公历，由此开始了一场更改出生日期的“马拉松”。先按派出所的要求去单位人事部门反映，单位再要求我找老家的公安机关开具证明，我再通过老家的县委书记与当地公安机关联系上，请他们调查当地的习俗后出具证明。中间一波三折，前后历时近半年之久。想来后怕，如果任何一个环节出点问题，都可能前功尽弃。举一个例子，就在我按照派出所民警的要求开出老家公安机关的证明和单位人事部门的证明后，新接待我的民警却又说，需要我复印出老家公安机关的户口簿底片，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只好据理力争，说你们一个人一个说法，难道我过去半年的工夫就白费了？我要向公安部反映！对方这才予以通融，最后总算补办了新的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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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全国十三亿多人，大多数出身农村，遇到这类问题的绝不在少数。它不只是带来我前述的困惑和麻烦，其实还涉及晋升、评奖、退休甚至犯罪、杀头的年龄限制。比如若某人犯事时身份证上是农历，但办案机关却将其认定为公历。实际上如果将农历换算成公历，虽然只有个把月的差距，嫌疑人可能就不满14周岁或18周岁，那样他就不负刑事责任或者不能被判处死刑。而以我此次更改出生日期的经历看，如果一个农民工在城里打工犯了事，遇到刑事责任的这类边界问题，如果不像我这样认识老家的县委书记，他能顺利地得到当地公安机关开出的证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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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这是个不少人都遇到的问题，而且对于某些人来说有时还很重要，那么我觉得应该采取措施加以改进：首先，对于广大农村地区而言，从现在起，当地公安机关就要广泛告知群众，报户口时要以公历为准，对于那些只知农历不知公历的报户口者而言，公安机关应当主动帮其核对，换算成公历，这应当作为一项硬性任务布置下去，唯此才能从今以后大幅度地减少这方面的麻烦，也为公民个人和公安机关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其次，我们的公安户籍民警和其上级主管人员，应统一认识，简化程序，熟悉业务，以负责任的态度和相一致的精神来接待、答复和处理公民提出的农历改公历的问题，切忌政出多门，一人一个说法，一会儿一个说法，那样只能增添群众对公安机关的怨气；最后，各地基层公安机关和各单位人事部门在接到有关这方面的证明请求时，应用积极、便民的手段来取代怀疑、刁难的态度，如对于农村地区出来的人，只需结合当地的风土人情，稍作调查就可查清；在涉及是否达到负刑事责任年龄甚至判死刑的年龄等重大问题时，更应细心听取和主动问起这方面的问题，以防酿成冤假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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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新京报》“具体权利”专栏，2008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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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灯绳 对“律师伪证罪”的深层次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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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警方以涉嫌伪造证据拘捕北京律师李庄一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再次引发对刑法第306条“律师伪证罪”的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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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律师伪证罪，按照刑法第306条的规定，其实法定的罪名应当叫“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它包括三项罪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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