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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门前 第六节 与敌人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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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2月30日上午，约翰·萨尔维走进位于布鲁克林的“计划生育”诊所，用一支步枪打伤3人，杀死了接待员莎农·洛内，当时，她正在接听电话。随后，萨尔维驾车到两英里外培根大街的“早产健康服务所”，在那里，他又开枪打伤2人，杀死了接待员尼科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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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维20分钟的暴行震动了全国。“赞成选择者”悲痛、愤怒而震惊；“赞成生命者”也惊恐而忧虑，他们的事业竟然与这种骇人听闻的行为有了瓜葛。州长、主教以及许多人都呼吁，“赞成选择者”和“赞成生命者”双方的领导人应当坐下来谈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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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6个人，3个属于“赞成选择者”，3个属于“赞成生命者”，响应了这种呼吁。在近5年半的时间里，私下会晤超过150小时。这是一种令我们震惊的经历，我们首次披露这些不公开的会晤。我们以个人身份参加，不代表各自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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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谈话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求共同的基础，也不是为了妥协，而是要与对手进行公开的交流，远离两极分化的媒体的闪光灯，建立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关系，减少堕胎争论的火药味，当然，也为了降低未来枪击案的可能性。我们每个人都同意参加对话的时候，仍然处在布鲁克林谋杀袭击的震恐之中。随着第一次会谈日期的临近，我们都开始焦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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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面之前，“赞成生命者”一方做了祈祷。弗朗西丝·霍根，一位律师，“妇女扶持生命协会”会长，担心与“赞成选择者”领导人的对话可能制造“一个丑闻”。马德琳·麦考梅什，一位药剂师，马萨诸塞州“公民拥护生命协会”会长，害怕与那些直接参与了取人性命的人坐在一起。巴巴拉·索普痛恨诊所里的谋杀，她担心直接交流只会使分歧加深。虽然索普疑虑重重，但作为一个社会工作者，“波士顿大主教管区赞成生命办公室”主任，还是非常渴望与对方的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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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选择者”也心存疑虑。作为马萨诸塞州“计划生育联盟”的主席和CEO，尼基·尼科尔斯·嘉宝直接受到枪击事件的影响。她觉得对话会有帮助，但不知道对话是否会转移我们的精力，使我们不能专心协调自己的组织对枪击的反应，也不能专心帮助医治雇员及其家属的创伤。梅丽萨·科伽特新近被任命为马萨诸塞州“全国堕胎权利行动联盟”分支机构主任，她不知道如何向董事会和同事们说明花在这种对话上的时间是值得的。安妮·福勒是“圣约翰教区”的教区长，她相信，以她教区长的身份而赞成选择，她的观点可能不被任何一方尊重。然而，作为一个神职人员、和平主义者与行动主义者，她不得不接受这个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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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在所有会晤中都起了调和作用的对话促进者也焦急地期待着。劳拉·查辛，“公共交谈项目”的主任，害怕这个对话弊多利少。苏珊·波德兹巴是来自布鲁克林的独立的公共政策调解人。她回忆说，暴力的威胁依然存在，如果某个坏人发现了我们的对话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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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会面简直让人精疲力竭。我们在彼此的称呼上就难以达成一致。除一人而外，大家同意使用彼此都能接受的、实际上要加引号的“赞成生命者”和“赞成选择者”的称呼。至今，嘉宝还不以“赞成生命者”称呼对方，因为她也是赞成生命的。科伽特也不太情愿使用这些术语，但她有两个结论：为了将和平对话进行下去，我们需要使用对方愿意接受的称呼；时间一长，我开始将“赞成生命”看成是对方的信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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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孕妇子宫中物应如何称呼也莫衷一是。赞成选择的妇女认为“未出生的婴儿”的称呼是不可接受的，而赞成生命的妇女不同意使用“胚胎”一词。为了继续下去，尽管不太自然，我们同意“人类胚胎”一词。开场中的意见交换，实际上将我们带到了分歧的核心。神经在磨损，裂痕在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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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助于倾听并解说分歧，场地规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不打断对方，不卖弄技巧，也不进行人身攻击。最重要的是，会谈应当是完全秘密的，除非我们所有人都同意将其公开。我们还承诺了某些人依然难以做到的事：不为自己的事业进行争辩。这个协议是为了防止恶意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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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确实相信，这个场地规则是维护我们对话长久生命力的基础。我们知道自己的观点会受到质疑，但却不会受到攻击，所以才能够公开倾听并且坦诚解说。可这并不容易。从一开始，我们就觉得一种巨大的紧张，也就是，在尊重不为自己的立场进行争辩的协议与说服对方改变立场的渴望之间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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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规则还要求我们不使用极端的修饰词。在早期的一些会谈中，我们列出了一些敏感词句，这些词句几乎是不可能想清楚、听仔细并且建设性地回答的。“赞成选择者”如果被称为“谋杀者”，一定会火冒三丈，或者，当堕胎被称为“浩劫”或“灭种”时，也一定会非常愤怒；而“赞成生命者”会被“受精之物”、“终止妊娠”之类非人化的用语所激怒，因为这样的提法实际上模糊了他们“堕胎就是杀人”的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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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讨论了“对方”会使用的某些陈词滥调。如果被归类为听命于男人的宗教狂热分子，没有受过教育而又道貌岸然，对处在危机中的妇女和出生后的孩子都漠不关心，那么，“赞成生命者”就会有被人中伤的感觉。如果被贴上反儿童、反男性、反家庭、高自标置、自我中心和不道德的标签，那么，“赞成选择者”也会有被人伤害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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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会谈虽有诸多不快，我们依然彼此走近了。在一次会面时，我们每个人都讲述了自己为什么要在堕胎问题上投入如此之多的时间、精力和才智。这些解释和说明是极度个人化的，但仍然令在场的人深受启发和感动。在第四次会面后，我们同意将会面继续下去，直到“枪击案”一周年。我们担心那时候波士顿在堕胎问题上的紧张对立会集中爆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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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2月30日晚上，大约700人聚集在布鲁克林一座教堂悼念洛内和尼科尔斯。我们“赞成选择者”一方的3人都参加了祈祷，祈祷的人群中还有两名“赞成生命者”的成员，霍根和索普，以及索普的丈夫大卫·索普。看到另一阵营的人参加进来，对我们来说，是悼念仪式中最有意义的时刻。嘉宝在发言中对“同意和不同意我们观点的祈祷者”都表示了感激之情。福勒在布道时提醒我们：“上帝召唤所有爱好和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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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个悲伤的周年纪念日为止，我们每个人都已经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对方了。在为重大问题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还跟踪彼此生活中的个人事件，分享快乐，分担悲伤。更多的相互理解，意味着更多的相互尊敬和关怀。相互之间增加的理解，影响了我们各自作为运动领导者的讲话方式。新闻媒体虽然不知道我们在进行会晤，但它们开始注意到我们的公开表述有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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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主教和州长等人呼吁下，过去一年里，双方的嗓门降低了，至少在一些活跃分子那里是这样。现在很少听到“婴儿杀手、谋杀者、纳粹”之类的称呼了。降低嗓门是一个信号，无论分歧有多大，大家都更注意用爱、和平和尊重的口气与人讲话了。降低调门不仅是更好的举止，也证明是更好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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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初我们继续会面，因为我们预见到，即将到来的对萨尔维的审判，对活跃分子和公众的安全构成新的挑战。一时间，“赞成生命者”行动起来，唐纳德·斯贝茨神父作为弗吉尼亚州“赞成生命者”的首脑人物，宣布他计划到波士顿，依照《环球》的说法，去声援他所谓的萨尔维的“正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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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考梅什给斯贝茨写了一封信，霍根和索普也签了名。信中写道：“您所公开声明的对暴力的接受，悖逆于赞成生命运动所代表的一切。在这样一个困难时期，马萨诸塞州不欢迎您。”斯贝茨及其同盟者反击了麦考梅什的指责，声称她背叛了自己的事业。不过，他没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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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加的信任，在我们之间开通了可靠交流的“热线”。一旦有迫近的人身危险，“赞成生命者”的领导人就会提醒嘉宝。嘉宝说：“这降低了我的焦虑，并且使我非常感动，因为我知道，另一边的人也在关心我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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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5年半时间里，我们努力探索了堕胎争议的各个方面。比如，生命何时开始，妇女的权利，未出生者的权利，为什么妇女要堕胎，等等。我们还探究了其他一些复杂而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女权、性教育、安乐死、自杀、死刑、法律在社会中的作用以及个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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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分歧是有所预见的，不过有时冲突还是会突然降临。当一方不明智地使用某些词时，会令对方感觉专横和无礼。一个颇具挑衅性的词是“暴力”。当“赞成选择者”用它指枪击和对诊所、医生、工作人员的其他攻击时，“赞成生命者”却相信堕胎也是一种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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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中，我们努力让对方接受或者理解我们的信仰。这些交谈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分歧。我们看到，在堕胎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反映了两种不可调和的世界观。如果这是真的，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会面呢？因为当我们面对对手时，我们看到了她的尊严和善良。包容这种明显的矛盾，从精神上拓展了我们。我们继续会面，因为我们在智力上也拓展了。难得有机会参与持久而坦诚的有严重道德分歧的交谈。这让我们思想更深刻，语言更准确。我们还希望成为更明智、更有效率的领导者。我们对自己的政治对手有了更多的了解，学会了避免过激的反应，学会了集中精力正面主张我们各自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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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次充满恐惧的会面之后，我们学会了待人以体面和尊敬，同时，我们在堕胎问题上都更加坚信自己的观点。我们希望，对这段经历的描述将鼓励各地的人们考虑，在堕胎和其他漫长的纠纷中参与对话。在这个两极对立的冲突世界里，我们瞥见了一种可能性：可以直率而热忱地表述不同意见，为一个更加文明和富于同情的社会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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