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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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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罪过的一般分类就谈这么多。罪过是为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或者（用意义相同的话来说）同法律命令相反的行为。除了禁止和命令，法律还可以用来干什么呢？从法律观点看来，我们如果要确定对罪过怎么办才是正确的，就首先要确定在法律方面可做的每一件正确的事。可是，同对付罪过之方法有关的有时称之为刑法、有时称之为刑事法的法学分支，普遍被理解为只是组成整个立法艺术这一学科的两个分支之一，另一个是称之为民法的分支。〔1〕在这两个法学分支之间必然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一联系实在太过密切了，以致很难划清它们之间的界限。从某种程度上说，在立法（将民法和刑法合而言之）的全部职责和个体伦理学的职责之间也存在同样的情况。然而，就这些不同的学科界限提出某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一方面免得我们似乎遗漏了确实属于我们论述范围的任何话题，另一方面也免得偏离主题，滑向我们的论题之外的任何方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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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项研究过程中，在研究我所说的有关民法和刑法分支之界限这一基本论题时，有必要先解决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同主要论题的联系一看就是不容怀疑的：要弄清一部法律是什么，其中包含哪些组成部分；它必须包含哪些内容才能成为一部完整的法律；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之程序问题同法律其余部分的联系如何。不难看出，所有这么多的问题都必须先加以解决，才能令人满意地回答前面提到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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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功用。这是因为，十分明显，必须先确立起关于一部完整法律的概念，立法者才能始终明白自己必须做什么、什么时候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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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的一般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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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伦理学一般可以定义为指导人们的行为、使之为利益相关者带来最大幸福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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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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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那么，一个人有能力予以指导的行为是什么呢？它们必定或者是他自己的行为，或者是其他行为主体的行为。就其是指导一个人自己行为的艺术而言，伦理学可以称为自我管理的艺术或个体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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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艺术：立法管理与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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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那么，可能在人的指导之影响下获得幸福的其他行为主体有哪些呢？这样的行为主体有两类：一是称之为人的其他的人；二是其他的动物，——由于不敏感的老式法学家忽视了它们的利益，它们被降格为物类了。〔2〕至于其他的人，指导其行为达到上述目标的艺术就是我们所说的管理艺术的含义，或至少按照功利原则，是我们所说的管理艺术唯一应该指称的对象。管理艺术发挥作用的程度若具有持久性，一般就以立法这一名称加以识别；如果因当下的偶发事件而具有暂时性，则以行政这一名称加以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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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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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从人的心身官能的成熟度来考虑，人或是处于成年人状态，或是处于未成年人状态。就其涉及对未成年人的行为指导而言，管理艺术可以叫做教育艺术。如果此事的受托者是因某种私人关系而大体上特别愿意、也最有能力履行此项职责的人，则称之为私人教育的艺术；如果此事的实施者是有权主管全社会教育实施的人，则称之为公共教育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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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展示的规则：（1）谨慎；（2）正直；（3）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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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一般的伦理学，一个人的幸福首先取决于他的仅仅同本人利害攸关的那类行为，其次取决于他的可能影响其周围人的幸福的那类行为。就他的幸福取决于前一类行为而言，可以说他的幸福取决于他对自身的义务。于是，就伦理学作为指导人的这一方面行为的艺术而言，可以称之为履行一个人的自我义务的艺术；一个人通过履行此类义务（如果称之为义务的话）而表现出来的品质是谨慎。如果他的幸福与其利益得到考虑的任何其他人的幸福取决于他的可能影响其周围人的利益的那类行为，这就可以说是取决于他对他人的义务，或者用现已有点过时的短语，谓之他对邻人的义务。于是，就伦理学作为指导人的这一方面行为的艺术而言，可以称之为履行一个人对邻人的义务的艺术。考虑邻人的幸福可以有两种方式：（1）消极方式，即避免减少之；（2）积极方式，即力图增加之。因此，一个人对邻人的义务有一部分是消极义务，有一部分是积极义务；履行消极义务所表现的品质是正直，履行积极义务所表现的品质是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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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直与仁慈何以同谨慎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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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这里可能提问的是：根据个体伦理原则，不必讨论立法和宗教原则，一个人的幸福怎么会取决于他的只影响（至少是直接地）他自身幸福的那部分行为呢？这等于在问：一个人可能具有什么动机（独立于例如立法和宗教可能偶然提供的动机）来考虑别人的幸福吗？什么动机，或者用意义相同的词来说，什么义务使得他一定能服从正直和仁慈的命令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不得不承认：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肯定具有充分动机激发其考虑的利益，唯有他自己的利益而已。尽管如此，一个人在任何场合都有考虑他人幸福的某些动机。首先，他在任何场合都有同情或仁慈这样的纯社会动机；其次，他在大多数场合都有爱和睦与爱声誉这样的半社会动机。同情动机会因其敏感性之倾向性而对他产生总有些效果的影响；〔3〕另两个动机则根据种种状况，主要因其智力强度、心理的坚定性和稳定性、道德敏感性程度以及他必须与之交往的人们的性格而对他产生不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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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伦理学恰当目标的行为，并不都是立法的恰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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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体伦理以幸福作为目的，立法的目的也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个体伦理关系到每一个社会成员，也就是可能提出的任何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的幸福和行为，立法所涉及的问题也不外如此。那么，至此，个体伦理和立法艺术是相互联合的关系。它们所考虑的目的，或应该考虑的目的，具有同一性质。它们应该考虑其幸福的人们，恰恰也是它们应该对其行为进行指导的人们。它们应该熟悉精通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甚至也是一样的。那么区别何在呢？区别在于它们应该熟悉精通的行为，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一样，但并非完全彻底相同。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使自己的行为朝着产生自身幸福和人类幸福的方向；但有时候立法者不应该（至少通过对具体的个人立即实施惩罚的直接方法）试图指导其他一些社会成员的行为。看来有利于全社会（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一个行为，每一个人都应该自动去做；但并非每一个这样的行为，立法者都应该强迫别人去做。看来有害于全社会（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一个行为，每一个人都应该自动地不做；但并非每一个这样的行为，立法者都应该强迫别人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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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不宜于刑罚的情况所标示的个体伦理与立法两领域之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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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那么，界限划于何处呢？我们无需费劲寻找，只要就伦理学应当而立法不应当（至少以直接方式）干预的情况给出意见就可以了。如果立法进行直接干预，那一定要诉诸惩罚。〔4〕对于不应当实施惩罚（指政治制裁力的惩罚）的情况，前已有所论述。〔5〕那么，在这些情况之中，如果有的尽管立法不应干预，但个体伦理干预或应当干预，那么，这些情况就可以用来指明这两个学科之界限。我们会记得，这些情况有四类：①惩罚无理由；②惩罚无效力；③惩罚无利益；④惩罚不必要。让我们考察一下所有这些情况，看看在每种情况下是否存在伦理学干预的机会却毫无立法直接干预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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