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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四 地下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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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的一天，杜洛尔丝·普赖斯和母亲克丽茜走在贝尔法斯特的街上。她们经过一处拐角时发现了英军的一个检查站，许多行人在那里接受盘问和搜查。克丽茜放慢脚步低声问道：“你带什么东西了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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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杜洛尔丝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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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身上带东西了没有？”克丽茜语气更加强烈地再次问道。杜洛尔丝能看见远处有年轻人被按在装甲车上，在士兵的命令下脱掉夹克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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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克丽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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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洛尔丝拿出随身携带的手枪，小心地将它递给母亲。克丽茜把它藏在了自己的外套里。她们到达检查站后，杜洛尔丝被要求脱下夹克衫，而年长的克丽茜则顺利放行。回到斯利弗加里恩·德莱福街的家后，克丽茜细心地给枪支做了清洁，为每一块金属部件涂上油。接着她用袜子把枪套起来，埋在了花园里。随后，共和军的一名军需官顺道来挖掘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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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老妈愿意加入吗？”他半开玩笑地问杜洛尔丝，“她藏家伙的本事可是一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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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斯路和尚基尔路大致平行地通往贝尔法斯特中心，虽然越靠越近却从不相交。[2]福尔斯路是天主教徒的要塞，尚基尔路则是新教徒的据点。这两条要道之间连接着一些与其垂直交叉的狭小街道，以及一排排有着相同特色的连栋房屋。在每一条起着连接作用的街道上，新教和天主教都会在某处划分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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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9年的暴乱中，社区周围到处设起了路障，正式划分两个教派的地理势力。最后这些路障被所谓的和平墙取代，也就是将两个社区分开的高大屏障。[3]两派的飞地由其准军事组织各自管辖，十几岁的哨兵在边界线上站岗。北爱尔兰问题出现的时候，共和军实际上已近消亡。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共和军沿边境进行了一场失败的运动，其行动几乎没有得到天主教群体的任何支持。到了60年代末，都柏林共和军领导层的一些成员开始质疑武力在爱尔兰政治中所起的效用，并采取了一种更加公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提倡以和平抵抗的方式推进政治改变。共和军组织日渐式微，等到1969年夏天暴乱发生时，贝尔法斯特只剩下大约100名共和军成员。[4]其中许多是像杜洛尔丝的父亲艾伯特·普赖斯一样在过去的行动中积累下丰富经验的老手，但他们都年事已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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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支军队而言，他们明显缺乏武装。[5]共和军在1968年做了一个极其不合时宜的决定，他们将剩余的部分武器卖给了威尔士自由军。组织内仍有人懂得如何制造粗制炸药，但在人们的印象中，相比于袭击他们的目标，共和军的炸弹手似乎更擅长将自己炸飞。[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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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处于弱势的北爱尔兰天主教群体都会在教派斗争期间寻求共和军的保护。然而当1969年冲突爆发时，共和军却无力阻止仗势欺人的保皇派放火将天主教徒赶出家门。遭到驱逐后，有些人开始提出，共和军的简称“IRA”实际上代表“I Ran Away”，即“逃跑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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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法斯特有一个派系想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重燃共和军的身份，推动暴力变革。[8]1969年9月，共和军指挥官利亚姆·麦克米伦在塞浦路斯街召开了一次领导层会议。麦克米伦因组织在暴乱期间未能保护社群而广受责难。21名武装人员闯入了会场，领头人是传奇的共和军街头霸王比利·麦基。麦基出生于1921年爱尔兰分裂的数月后，他在15岁时便加入了共和军青年团。自那以后的每个十年里，他都蹲过监狱。[9]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麦基每天都会参加弥撒，并且身上永远带着一把枪。[10]他有着淡蓝色的双眼，以及狂热分子的坚定信念。“你这个都柏林的共产党，我们决定让你滚蛋！”他朝麦克米伦吼道，“你不再是我们的领袖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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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伯特·普赖斯的老友——作家布伦丹·贝汉——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在爱尔兰共和派的所有会议上，第一项议程永远是分裂问题。[12]在杜洛尔丝看来，共和军的分裂已无可避免。[13]到了1970年初，一个独立组织成立了。他们被称为临时共和军，明确以武装斗争为宗旨。老共和军则更名为正式共和军。在贝尔法斯特街头，人们通常能从外表将他们区分开来。正式派会将纪念性的复活节百合用黏合剂粘在衬衫的胸部，而临时派则会更加地道地用别针将纸百合别在胸前。1971年，有44名英国士兵被准军事组织杀害。[14]然而即便共和军的两个派系加强了和保皇派团伙、皇家阿尔斯特警队以及英军的战斗，他们如今也开始彼此兵戈相向，互相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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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森斯顿是杜洛尔丝·普赖斯长大的地方，它位于福尔斯路的上方，处在遥望整座城的平顶的黑山脚下。1969年，随着时局的冲突愈演愈烈，正常的生活被迫中止。孩子们去学校的路上已不再安全，于是许多人不再上学。杜洛尔丝有两个姨妈住在其他地区，后来被放火赶出了家门，搬到了她所在的社区。[15]英军频繁突袭安德森斯顿，搜查共和军嫌疑犯或者他们的武器。[16]当地的一栋房子兼具炸弹学校的作用，临时共和军的新兵可以在这个秘密炸药厂里学习如何操纵装置和处理引燃材料。[17]当地居民厌恶军方的突然袭击。那些身穿制服的武装人员代表着英国政府，他们的出现只是让贝尔法斯特人更确信自己的城市遭到了侵占。[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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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战时的围困状态使得整个社区为了反抗而变得团结协作。“当地人突然变了，”杜洛尔丝·普赖斯后来回忆道，“他们都成了共和党的支持者。”[19]军方来人的时候，许多家庭主妇和小孩会从家里冲出来，扯下垃圾桶上的金属盖。[20]接着他们跪在人行道上，像敲铙钹一样用金属盖不断撞击铺路石，随之产生的巨大而激烈的喧嚣震彻后方的大街小巷，警告反叛者一场突袭即将来临。好斗的学龄孩子会懒洋洋地坐在碎石满地的街角，并在发现风吹草动的第一时间用手指吹出一声尖锐的口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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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振奋人心的团结。随着暴力不断升级，宏伟的葬礼变成了常事。人们在坟墓旁慷慨陈词，将爱尔兰的三色国旗覆盖在棺材上。有人开始开玩笑，说贝尔法斯特的社交活动只剩下为逝者守夜了。[22]这些围绕死亡和民族主义的隆重仪式在一定程度上吸引着杜洛尔丝·普赖斯。伯恩托莱特桥的游行事件结束后，她回到了高中。多年来，她一直渴望到艺术学校深造，但申请后的落选却令她失望至极。[23]她转而在位于福尔斯路尽头的圣玛丽学院获得了入学资格，准备求取教育专业的学士学位。[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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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伯特·普赖斯这几年一直行踪不定，因为他参与了这场新的斗争。如果共和军需要枪支，艾伯特便出去寻找武器。[25]有时在晚上，杜洛尔丝会发现客厅里挤满了人，他们正低声和她的父亲计划着什么。风声紧时，艾伯特就得出去避风头，越过边境到爱尔兰共和国躲起来。[26]1970年，杜洛尔丝开始了在圣玛丽学院的课程。她天生聪明好问，并对学业全力以赴。然而，经历过伯恩托莱特桥的埋伏事件后，她变得有些不一样了。杜洛尔丝和玛丽安都因为这一经历而产生了变化，这是她们的父亲后来的评价。回到贝尔法斯特后，“她们完全变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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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的一天，杜洛尔丝找到当地的一名共和军指挥官说道：“我想加入。”[28]正式加入组织的仪式是在普赖斯一家位于斯利弗加里恩·德莱福街的房屋客厅里举行的。有人随意地说了一句：“嘿，进来一下。”杜洛尔丝随之进门，并举起右手进行忠诚的宣誓：“我，杜洛尔丝·普赖斯承诺，我将竭尽全力推动爱尔兰共和军的目标。”[29]她誓言将服从“上级军官”对她下达的一切命令。[30]即使杜洛尔丝正在参与如此重大的仪式，她的母亲却仍坐在隔壁房间里喝着茶，仿佛对正在发生的事毫不知情。[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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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伯恩托莱特桥上和那个殴打她的保皇派对视之后，杜洛尔丝断定和平抵抗不过是她无知的幻想。[32]我永远改变不了这些人，她心想。再怎么游行示威也无法带来爱尔兰所需的变革。[33]年少时她背离了家族传统的信念基石，后来她将自己加入共和军的那一刻视为“回归”，有点浪子回头的意味。[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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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安也加入了临时共和军。姐妹俩白天继续上学，但晚上她们就不见了踪影，直到深夜才回家。[35]在这种情况下，西贝尔法斯特的父母常常什么也不问。年轻人可能一连消失一个星期，等他们回到家后，谁也不会追问他们的行踪。[36]这是有原因的。因为爱尔兰共和军是被禁组织，就连承认是共和军的成员都有可能遭到逮捕。这个组织对保密非常狂热，加入共和军的青年倾向于对父母守口如瓶。有时做父母的也许会不同意：贝尔法斯特已经够危险了，加入准军事组织简直是玩命。偶尔会有年轻的共和军枪手出去执行狙击任务，结果却在街角拐弯的时候撞见自己的妈妈。于是她会揪着儿子的耳朵把他拽回家，丝毫不怕他手里的枪。[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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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即便你的父母是共和军的热心支持者，你加入后也有理由不告诉他们。一旦警方或者军队冲进家门对他们进行盘问，那么他们知道的事情越少越好。杜洛尔丝的朋友弗朗西·麦圭根是一个方下巴的大个儿青年。和普赖斯家族一样，麦圭根一家是忠实的共和派家庭。因为两人的父母是世交，所以杜洛尔丝和弗朗西从小就认识。弗朗西加入共和军后，他知道自己的父亲也是其中一员，但他们从未讨论过此事。由于两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这有时让情况变得很滑稽。[38]弗朗西的父亲是一名军需官，掌管武器和弹药。可当弗朗西需要子弹时，他不会向父亲开口，而是转问他的朋友凯文：“凯文，我爸有子弹吗？”凯文会去问弗朗西的父亲，后者将子弹交给凯文，再由凯文转交给弗朗西。这或许不是办事效率最高的方法，但却意味着有些事不必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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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共和军的总参谋长名叫西恩·马克·斯蒂奥芬，40岁出头的他是个禁酒主义者[39]，斯蒂奥芬脸圆圆的，说话带着伦敦东区口音，下巴上有一个酒窝。他出生于伦敦东区，原名约翰·斯蒂芬森。其母亲从小便向他讲述自己作为爱尔兰人在贝尔法斯特长大的故事。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后，他学会了爱尔兰语，娶了一位爱尔兰妻子，更换了一个爱尔兰名字，并且加入了爱尔兰共和军。人们后来才知道，马克·斯蒂奥芬根本不是爱尔兰人：他那擅长讲故事的母亲并非出生于贝尔法斯特，而是出生在伦敦的贝思纳尔格林。但有时我们最热衷于相信的，恰恰是这些虚假的故事。（马克·斯蒂奥芬的一些共和军同僚想招惹他的时候，便会“忘记”用他的爱尔兰名字，而叫他约翰·斯蒂芬森。[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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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马克·斯蒂奥芬以新教徒的身份出生，但他却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1953年，他因参与共和军突袭兵工厂的行动而在英格兰蹲过监狱。他是个“暴力型”共和党人，坚决主张以武装斗争作为唯一手段来推翻英国人的统治。他曾用三个词总结自己的军事战略：“升级，升级，再升级。”[41]马克·斯蒂奥芬对暴力有着极端的信仰，以至于有些与他同时代的人称其为“锋刀马克”。[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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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1975年出版的自传中，马克·斯蒂奥芬用其中一段回忆了杜洛尔丝·普赖斯来找他的经过。[43]“她打算做一名老师，”他写道，“尽管她来自共和党家庭，但在此之前她一直坚信非暴力抗议能成功解决北爱尔兰的社会不公问题。”他明确指出，是伯恩托莱特桥的埋伏事件改变了她的想法。最开始，马克·斯蒂奥芬建议杜洛尔丝加入爱尔兰共和妇女会，即由女性组成的共和军辅助组织。[44]克丽茜·普赖斯和布蕾迪姨妈以及外婆多兰都参加过这个团体。妇女会的女性担负着重要的职责[45]：她们会照料受伤的男人，或者将一把刚刚用过的发烫的枪神不知鬼不觉地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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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马克·斯蒂奥芬的提议却冒犯了普赖斯。她的女权意识，或许再加之其显著的共和党家庭背景所带来的些许特权，让她无意屈当配角。“我想参加作战，不是来泡茶或者照顾伤员的，”后来她如是回忆道，“要么战斗，要么什么也不做。”[46]普赖斯坚称自己不输给任何人，她想承担和男人完全一样的任务。[47]她告诉马克·斯蒂奥芬，她想要做一名“战士”。[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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