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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170285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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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十六 发条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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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马是一座拥有主教座堂的美丽城镇，距贝尔法斯特大约一小时车程。它和罗马一样，建在七座山上。两座大教堂的塔楼独绝天际，其附近矗立着一座维多利亚时期的石筑女子监狱。北爱尔兰问题爆发之前，阿马监狱关押的人数从未超过十几人。[1]大多数囚犯都是因为醉酒、卖淫或者诈骗而被监禁。但在20世纪70年代，当杜洛尔丝和玛丽安·普赖斯到达那里时，监狱里关押了100多名女性，其中许多人参与过共和党的行动。[2]将姐妹俩迁至女子监狱的决定引发了一些争议，因为有人说她们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一位统一派政客把这一拘押安排比作“将蟒蛇装进纸袋子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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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普赖斯姐妹步入高墙围绕的监狱时，一群共和军女囚犯已经等候多时，她们举着自制的标语，上面写着：欢迎杜洛尔丝和玛丽安回家。[4]往监狱深处走时，她们看见其他囚犯盯着她们，在牢房内外紧张地窜来窜去。“这是她们吗？”[5]有人小声问道。她们早已名声在外。“我们听说过太多关于这两个姑娘的消息，我以为会看到两个骷髅架子。”一名同监狱的囚犯后来回忆道。事实上，她心想：“她们就像两个电影明星。”[6]在她们到达之前，共和军的女囚犯强调要把牢房打扫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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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姐妹俩介绍给了艾琳·希基，她是监狱内部的共和军指挥官。不苟言笑的艾琳是出了名的令人敬畏，连狱警都听她的。[7]不过，阿马的看守比杜洛尔丝·普赖斯以前遇到过的任何看守都要放松。她们会待在一边，懒洋洋地站在窗台旁，给犯人们留出足够的空间。[8]有个女囚犯煎了一些土豆，杜洛尔丝津津有味地吃完了。她很久没有尝过这么美味的东西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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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这个现成的社区显然比布里克斯顿更加友好。但这同样是因为，在两年的监禁和绝食抗议的努力及此举被曝光之后，普赖斯姐妹准备从激进的政治态度中有所收敛。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们对前线革命的欲望已不似从前那般。此外，在竭力争取调回阿马，以及从最开始便表示对爆炸行动不抱任何歉意并将乐意服刑之后，她们觉得自己赢了。1975年3月，她们被准予了特殊类别身份，这意味着她们不必像其他犯人一样按要求做洗衣和缝纫的活。[10]她们有权穿自己的衣服，还住进了收容特殊类别犯人的新建区域。[11]这片区域被叫作C区，相对比较宽敞。里面的布置就像旅馆的套间，有一个看电视的房间和一个能进餐的厨房。[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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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警负责人是一个长着龅牙的女人，囚犯们叫她大苏西，她不像英格兰的看守那样冷漠。[13]这里的守卫要宽松许多，监狱并未强迫犯人长时间待在牢房里。[14]白天，杜洛尔丝会画画写信。[15]她和玛丽安还能上函授课程。[16]她们做过手工艺品，这些工艺品能送到监狱外售卖，为共和军的事业筹钱。[17]杜洛尔丝做过皮革制品，不过她并不喜欢。[18]芬纳·布罗克韦是英国上议院的一名议员，普赖斯姐妹在布里克斯顿服刑期间，他是姐妹俩的支持者。在写给芬纳的一封信中，杜洛尔丝描述了她为其92岁生日制作的一个钱包。她开玩笑说，钱包寄出以后，他可不要因为看到一个“来自爱尔兰的小包裹”而感到恐惧——那不是炸弹。[19]夜里锁门后，囚犯们在各自的牢房里互相交谈。有人会用爱尔兰语带领大家念诵《玫瑰经》，偶尔会有人讲鬼故事。[20]对杜洛尔丝而言，阿马监狱就像没有老师的寄宿学校。[21]在这段时期的一张快照里，姐妹俩在一群微笑的狱友旁摆出姿势。虽然身在监狱，但她们却显得魅力四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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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安和杜洛尔丝（左）在阿马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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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眼前的新生活比之前的更好，但这仍然是监狱生活，很快就变得索然无味。日子一天天过去，杜洛尔丝开始凝视透过监狱窗户看到的天空——那一小块蓝色。[22]阿马的有些女性发起了自己的“邋遢抗议”，不过普赖斯姐妹没有参加。[23]她们开始在细微的方面从这场运动中抽身出来。“事情开始变得不太对劲，你也开始有了疑惑。”[24]杜洛尔丝后来说。1978年2月，共和军袭击了贝尔法斯特城外的拉蒙之家饭店，当时里面挤满了平民。[25]爆炸造成12人丧生，几十人重度烧伤。“发生这种事后你不得不问，这到底是怎么了？”杜洛尔丝回忆道，“我这么做是因为想把人们烧死吗？我这么做是因为想让他们化成灰烬吗？”[26]当共和军命令杜洛尔丝远离其他那些选择回避“邋遢抗议”的共和党女性时，她因为无法服从命令而退出了组织。杜洛尔丝和玛丽安都因为她们做出的牺牲而在共和军中获得了传奇地位。不过，用杜洛尔丝的话来说，从那以后，她成了“一个自由共和党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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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芬纳·布罗克韦的去信中，杜洛尔丝表示，她还开始重新思考暴力的功效。“杜洛尔丝和妹妹玛丽安一样，认定共和军的暴力行为大错特错。”[28]布罗克韦在给新任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汉弗莱·阿特金斯的信中如是写道，“我对杜洛尔丝和玛丽安都说过，如果她们在否定自己过去行为的情况下出狱，她们很可能会遭到共和军枪杀，所以待在监狱里更安全。”但那个时候，普赖斯姐妹正在应对一个比政治更加直接而紧迫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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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无法正常对待食物和吃这件事。”[29]杜洛尔丝后来说道。在英格兰经历了数月的绝食和强制进食之后，她们和食物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十分复杂，无法逆转。杜洛尔丝指出，在绝食抗议期间，“你的身体告诉你，它想吃东西。而你却告诉身体：‘不，你不能吃……要是我给你吃的，我们就没法赢得这次抗争。’所以你要建立一种非常艰难的思维模式，它必须绝对可靠，否则你就会忍不住吃东西。因为这是身体的本能，这就是我们的天性。我们要吃东西才能活下去”。杜洛尔丝继续说道，在经历过这种自我克制以后，强制进食更是令这种痛苦雪上加霜，因为“它使我们对进食的过程，也就是把东西吃进肚子里的整个过程更加疏远”。她总结道，结果，“最后我们都对食物的功能产生了极度扭曲的认识，而且发现很难和吃这件事重新建立恰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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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闭的阿马监狱内，可能有一些不良的社会因素在作祟。有几名女囚犯最近因为厌食症去世。[30]普赖斯姐妹虽然没有再进行绝食抗议，但她们现在也停止了进食。玛丽安的体重开始急剧下降，一项机密的政府评估最终得出结论，“把她关在监狱里无异于置她于死地（而其罪行并未导致任何人死亡）”。[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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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4月30日，玛丽安被释放出狱，她使用化名主动前往贝尔法斯特的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就医。[32]政府发言人称，“过去三年她一直在接受强化治疗”，但她无法继续留在阿马治疗。[33]5月1日，她从医院出院。[34]这条消息引发了强烈抗议。英国小报暗示，这是她精心策划的一场越狱——厌食症不过是共和军的最新伎俩。[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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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妹妹重获自由，杜洛尔丝欢欣鼓舞。玛丽安一度危在旦夕，现在她可以活下去了。但在内心深处，杜洛尔丝充满矛盾。“一直以来，我都有些希望并且认为，因为我们自始至终患难与共，那么这次也将会共进退。”她后来表示。两姐妹向来形影不离——不论是作为艾伯特的女儿，还是参加学生抗议，或者加入“无名氏”，又或是一起服刑并发起绝食抗议。现在，有生以来第一次，她们分开了。对杜洛尔丝而言，这感觉“就像和我的连体双胞胎骨肉分离”。[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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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布伦丹·休斯一样，信仰天主教的博比·桑兹在新教徒街区长大。但桑兹7岁时，他的邻居发现了他和家人的天主教徒身份，结果他们从自己的家里被赶了出来。[37]最后，桑兹加入了共和军。1981年3月1日，他开始停止进食。[38]他吃的最后一样东西是监狱定量分发的橘子，尝起来很苦。[39]“我正站在另一个世界的门槛，它震颤不已，”这是桑兹于绝食之初在一张厕纸上写下的话，“愿上帝怜悯我的灵魂。”[40]两周之后，第二名抗议者发起了绝食，又过了一个星期，第三名抗议者加入。直到最后，朗·凯什一共有十名抗议者加入了绝食抗议的行列。谁也没有理由认为，撒切尔夫人对这次绝食的态度会比上一次更富同情心。“面对他们名誉扫地的失败事业，暴力分子在最近数月选择打出可能是他们手上的最后一张牌。”[41]撒切尔夫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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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桑兹发起绝食的四天后，一位名叫弗兰克·马圭尔的政客去世，并引发了一系列戏剧性事件。[42]马圭尔是一名民族主义者，他作为弗马纳郡和南蒂龙郡的代表在英国下议院占有一席之地。他的突然离世使得下议院必须举行补选。最初，马圭尔的哥哥考虑参加竞选接替他的位置。但有几名共和党人找到了他，敦促他重新考虑。一个不太真实但也许很巧妙的计划正在酝酿之中：博比·桑兹将以囚犯的身份参加此次竞选。这无疑是一种宣传噱头——但会引起共鸣。还有什么比让绝食抗议者参加竞选更能为抗议活动博取关注和支持呢？假如桑兹赢得选举，绝食抗议的权力格局将会被颠覆：英国政府也许不会在意某个不修边幅的毛毯抗议者死在监狱里，但如果将死的是议会议员呢？[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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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举措标志着临时共和军对自身原则的彻底背离。[44]历史上曾有过共和党候选人竞选公职的时刻，但共和党运动长期以来对议会进程持怀疑态度。几代人以来，许多共和党人一直坚持“弃权”的传统——完全和政治撇清关系。人们认为，一个人的革命热情极易被体制冲淡。这也是正式共和军与临时共和军在1969年分裂的部分原因——后者认为前者变得过于政治化，而政治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和解。[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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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北部，共和党人不投票的传统已经延续了几十年。”格里·亚当斯会说。不过当他开始表明共和军和新芬党需要建立更大的政治组织时，他第一次看到了一种新型共和党政治的可能。他立誓：“总有一天，新芬党会成为这片土地的一支政治力量。”[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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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一直在想方设法使斗争更加政治化，对他而言，桑兹参选代表了一次非同寻常的机会。许多北爱尔兰人或许不支持共和军的暴力行动，但会乐意投票让一名共和党绝食抗议者当选公职。亚当斯开始跟《共和党新闻》的编辑丹尼·莫里森合作，塑造一种表面看来有所矛盾的新哲学：一方面，新芬党会让候选人竞选公职；另一方面，共和军将继续向英国人发起血战。最后，莫里森用一句名言抓住了这一战略的精髓，他在新芬党的一次集会上问道：“如果我们用一手拿选票、一手拿枪的方式在爱尔兰获取政权，在座的有谁反对吗？”[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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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4月10日，博比·桑兹当选议会议员。[48]他已经41天粒米未进了。但即便如此，他的要求仍然没有得到满足。桑兹的身体每况愈下，撒切尔夫人眼前面临着一场危机。4月25日，她和爱尔兰事务大臣汉弗莱·阿特金斯进行了谈话。[49]“桑兹显然很坚决。”阿特金斯告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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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剩几天时间了。”撒切尔夫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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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可能两三天，”他说道，“但老实告诉你，玛格丽特，他们一点把握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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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撒切尔夫人用恼怒的语气尖锐地表示，“因为没有谁对这种情况有多少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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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金斯指出，由于抗议者被错开，即便他们能在桑兹死后经受住公众的强烈反对和负面报道，几周之后很可能会有第二个绝食者丧命。“人们肯定非常希望我们能阻止这种事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他说，“我认为绝食队伍里肯定会有薄弱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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