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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二十八 意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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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赛林军营的年轻英国士兵喜欢在周六晚上点披萨，困在军事基地的他们会给附近的多米诺餐厅打电话。[1]任何一个星期六晚上，多米诺餐厅都可能给军营派送20份不同的订单。这些士兵是不错的顾客。2009年3月7日，临近晚上10点，两名年轻士兵来到了基地入口的警卫砖房。他们身着沙漠迷彩，准备按计划于数小时后在深夜乘坐运输机飞往阿富汗执行为期六个月的任务。[2]不过，他们要先吃披萨饱餐一顿。一辆送餐车开了过来，接着又来了一辆——都是来自多米诺餐厅的订餐，两位派送员从不同的袋子里拿出热气腾腾的方形披萨盒。接着第三辆车开了过来，那是一辆绿色轿车，然后突然爆发出自动射击的枪声。[3]枪手有两人，他们穿着深色衣服，脸被面罩遮住。在最初的连续射击后，他们走近躺在地上的两名士兵，站在他们上方近距离反复射击。[4]在半分钟内射出60多发子弹后，两名枪手爬回车内逃离现场。[5]两名士兵被害身亡。帕特里克·阿金卡尔21岁，来自伦敦北部。马克·昆西23岁，来自伯明翰。另外两名士兵以及多米诺餐厅的两名派送员在袭击中受伤。[6]其中一名派送员是当地的一个小孩，另一名是来自波兰的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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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最后一名英国士兵在北爱尔兰丧生已经过去12年。[7]在给都柏林一家报纸的致电中，持不同政见的武装团体“正牌共和军”宣布为该事件负责。该团体的发言人声称，就连两名派送员也是正当目标，因为他们“用提供服务的方式勾结英国人”。[8]北爱尔兰警察局局长休·奥德在声明中表示：“这是一小群越来越绝望的人做出的举动，他们决心将这里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拽回他们不想去的地方。”[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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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展开了大规模调查，并逮捕了几人。然后，枪击案过去八个月后，一支全副武装的警察队伍闯入了安德森斯顿的一间住宅。[10]当局追踪了正牌共和军宣称为袭击负责时所用的电话。那是一部付费使用电话，在枪击案的第二天购于纽敦阿比的乐购超市。警方查看了超市的监控视频，发现了一名身穿厚重大衣的中老年妇女。当这个女人站在收银台从钱包取钱买电话时，她游移的眼神望向上方，直到视线正对监控摄像头。[11]这个女人是玛丽安·普赖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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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洛尔丝尽管厌恶《北爱尔兰和平协议》，但她无法投身任何致力于继续暴力行动的共和党分裂团体。她的妹妹则没有这样的愧疚。“不论现在还是未来，肯定有武装斗争的一席之地。”[13]玛丽安会说。她年近六旬，女儿们已经长大，且自己患有关节炎，但她并不准备放下武器。她因为军营枪击案接受了两天的审讯，随后被无罪释放。然而过了18个月，她再次遭到当局拘留，这一次他们没有放她走。玛丽安最终被指控“为恐怖主义目的提供财产”。[14]她还受到了另一项指控，她参加了德里的异见分子集会。[15]集会中，一位蒙面的正牌共和军宣读了一份威胁警方的声明。他说，作为一股侵略势力，警方“理应被处决”。当他读出声明的时候，玛丽安毫不掩饰地站在旁边帮他拿着文稿。[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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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两年里，玛丽安被关在监狱，包括几次长期的单独监禁。[17]她犯了银屑病，体重也开始下降。在她的脑海中，有时仿佛感觉又回到了英格兰的监狱体制内，仿佛过去30年并没有真正发生，仿佛她从未结婚生子，也从未享受过狱墙外的生活。杜洛尔丝为妹妹忧心如焚，她参加了监狱外“释放玛丽安·普赖斯！”的活动。[18]支持者们写过恳切的信件，也举行过小型集会。他们形容玛丽安是“心理折磨的受害者，而且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拘留”。[19]这一切显然让人们回想起20世纪70年代初解救普赖斯姐妹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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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次活动没有获得普赖斯姐妹几十年前在爱尔兰共和党人中收获的广泛支持。玛丽安也许没有向前走，但世界在进步，它经历了深刻而不可逆转的改变。战争造成了损失，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妥协与和解的新精神。就在玛丽安被拘捕的同一个月，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对爱尔兰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自一个世纪前的1911年以来，英国君主首次到访爱尔兰，当时整座爱尔兰岛仍然属于英国。[20]杜洛尔丝的前校友玛丽·麦卡利斯如今已经成为爱尔兰总统。[21]她对王室访问的历史性时刻表示欢迎，称这是“爱尔兰迎接女王陛下的绝佳时机”。[22]次年，当玛丽安还在监狱的时候，前德里枪手马丁·麦吉尼斯就任北爱尔兰第一副部长，他会见了女王并同她握手。[23]麦吉尼斯和格里·亚当斯似乎能与任何人找到共同点。他们甚至跟尖酸刻薄的伊恩·佩斯利握手言和，麦吉尼斯后来在政府中与他密切合作。“众所周知，政治如同人生，谁也不可能绝对得偿所愿，”佩斯利和麦吉尼斯一同出现在斯托蒙特时表示，“当人们相信自己已经获得足够的成就时，他们一定要做出决定。”[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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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因为其他所有人现在准备放弃斗争，并不代表玛丽安也一样。她欣然承认，她在这个问题上的顽抗从根本而言是反民主的——北爱尔兰只有极少数人支持以驱逐英国人的名义继续杀戮。“但是，做一个共和党人并不是要赢得人气，”她说，“从来不是这样。”[25]早在2001年她就宣称：“下一代必须接过共和主义的火炬继续斗争。”[26]然而，当玛丽安从父母手中接过火炬，正如他们从她的祖父母辈手中接过火炬那样，她自己的女儿连同姐姐的儿子，几乎丝毫没有表现出投身武装斗争的意愿。玛丽安养育了两个年轻的平民女性，她们不是动荡不安的20世纪的产物，而是全球化的21世纪的产物。她有一个女儿是记者，为英国广播公司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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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安的一些朋友担心她遭到了年轻异见同党的利用。他们担心这些自封革命者的人是为了普赖斯姐妹的身份而迎合她——因为在武装斗争最可怕的年代，她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海报女孩，她能间接赋予这些年轻的异见分子一定的可信度，尽管有些跟不上时代。[27]2013年，在被拘押两年后，玛丽安对两项指控供认不讳，并被判处入狱12个月。但是，由于她的健康每况愈下，加上她已经服刑的时间，法官延缓了判决。在听证会上，她看起来很虚弱，拄着拐杖走向了被告席。[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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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里，玛丽安每天聊以自慰的活动令她看起来不像典型的激进煽动者，而更像不关心政治的平庸退休妇女。她会玩《每日邮报》的字谜游戏，读斯蒂格·拉松的小说，而且花好几个小时看她最喜欢的电视节目——充满英伦风情的怀旧庄园剧《唐顿庄园》。[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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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安·普赖斯被释放大约一年后，她的老同志格里·亚当斯被捕。凭借波士顿学院的采访，北爱尔兰警察局当时已经逮捕了一些人，并审问了他们有关琼·麦康维尔的绑架案和谋杀案。[30]其中部分人在琼被绑架时住在帝维斯公寓附近。但在1972年，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青少年，所以如果他们在这一事件中扮演过任何角色，那也很可能是无关紧要的角色——他们当晚可能对带走麦康维尔的那群当地人提供过帮助。在接受警方的问话后，他们都被释放。实际上，只有一个人遭到指控：艾弗·贝尔。[31]根据休斯所言，这名共和党老兵提出，琼·麦康维尔不应该被失踪，而应该在处决后被抛尸街头。但休斯说，他的提议被格里·亚当斯否决。贝尔面临的指控包括协助和教唆谋杀，以及加入共和军——因为即使在北爱尔兰问题之后，你仍然可能因为曾经的准军事组织成员身份而被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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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非常清楚当局想要逮捕他。自2011年起，他一直是爱尔兰共和国的立法委员，因而享有一定的优待。警方通过律师提前联系了他，要求他去安特里姆的北爱尔兰警察局报到。亚当斯坚持按照自己的意愿前往，说他们可以在警局里面逮捕他：这个时候，他已经对政治操控驾轻就熟，他不想给警方在警局外的停车场逮捕他的机会，因为那里会有一群事先得到风声的媒体摄影师等着拍下他戴手铐的画面。[32]4月30日星期三，刚过晚上8点，亚当斯悄悄走进了警察局。[33]他的皮带、手表和领带都被脱了下来，然后被带到一个房间接受一男一女两名警官的密集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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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亚当斯经常被问及失踪者的命运，你可能认为他应该精心准备了无懈可击的辩词。然而，他在这些场合下给出的回答往往并不那么令人信服。当被问到布伦丹·休斯和杜洛尔丝·普赖斯的口述历史时，亚当斯总是不断声称，因为他们对和平进程表示愤怒和反对，所以必须全然否定他们的陈述。休斯和普赖斯心怀怨恨，这一点他并没有说错。有一次，普赖斯亲口承认，她接受波士顿学院的采访“是因为想秋后算账”。[34]然而，亚当斯似乎一直未能解释，为什么休斯和普赖斯各自讲述的关于他的故事在细节上如此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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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他们憎恶亚当斯；是的，他们被心魔所困；是的，他们愤愤不平；是的，这大概就是他们发出谴责的原因，埃蒙·麦卡恩在《爱尔兰时报》上写道。“但是，他认为这些感受导致他们编造恶毒的谎言来诋毁他，这显然站不住脚。至少同样可能的是，他们之所以打破共和军的沉默法则，是因为他们认为亚当斯和他的亲信采取的策略让这种法则变得毫无意义，”麦卡恩总结道，“他们被迫说出的不是谎言，而是真相。”[35]正如普赖斯自己所言：“我非常想让格里·亚当斯回到属于他的地方——那也是他曾经待过的地方。”[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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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失踪者的问题，亚当斯喜欢装出一副浑然不知的样子，这种无知和他于北爱尔兰问题初期在贝尔法斯特扮演的角色十分不符。乔·林斯基是“我的邻居，他住在街对面”，亚当斯承认。但是，当林斯基突然失踪后，他不记得自己发出过任何疑问。“过去40年有很多流言蜚语。”[37]亚当斯告诉《爱尔兰新闻报》，并指出有人说在伯明翰、曼彻斯特和澳大利亚看到过林斯基。亚当斯怎么会知道共和军杀害了他，还把他埋在了无名之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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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贝尔法斯特的调查记者达拉赫·麦金太尔向他问及四方洗衣行动后失踪的两名线人谢默斯·赖特和凯文·麦基时，亚当斯同样声称他对共和军杀害他们的决定一无所知。但麦金太尔指出，亚当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共和军发现四方洗衣一事大加赞赏。[38]他怎么可能了解这件事，却不知道临时共和军是在赖特和麦基供认他们的双重间谍身份后才发现四方行动的呢？亚当斯无法给出条理清晰的回答。麦金太尔追问道：“你一点也不好奇这两个年轻人的命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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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我就明白，”亚当斯回答，“只要你不问，你就不知道。”[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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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早在童年时期，亚当斯就十分擅长信口雌黄。2009年，亚当斯的侄女欧雅·蒂勒尔，也就是他的哥哥利亚姆的女儿，在一档新闻节目中透露，她小时候遭到了父亲的强暴，并且从4岁开始经历了父亲数十年的性骚扰。[40]在该节目的采访中，格里·亚当斯承认他了解欧雅的指控——也相信她的话——而且他22年前就知道了，但他从来没有报警。[41]事实上，利亚姆·亚当斯成了新芬党的活跃成员，专门与年轻人打交道。[42]他最后在格里自己的贝尔法斯特选区获得了一份为当地儿童提供咨询的工作。格里随后声称，他出面劝过利亚姆，这可能不是最适合他的环境。[43]但等到他这么做的时候，利亚姆已经在这个职位上干了一年多。[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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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曝光他很早就知道哥哥的禽兽之举后，亚当斯自己也抖出了一件事：他们的父亲老格里也是施虐者，他“在感情、身体、性行为上”都摧残过家人。亚当斯表示，他自己没有受到虐待，也不会具体说出他的九个兄弟姐妹中有谁遭受过这种伤害。此外，他强调自己直到成年后才了解父亲的施虐行为。亚当斯承认，爱尔兰生活对于性侵问题有一种“隐瞒文化”。[45]但他说现在他要公开自己的秘密，来帮助“其他身陷相同困境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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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这是个令人震惊的转折，也是一扇窗户，让人们窥见亚当斯为何城府如此之深：这是一个在隐秘的半封闭世界中长大的人，他养成了生存主义者那种敏捷而冷静的反应能力。与此同时，有些观察人士在这一令人不快的声明中发现了公关的巧手。欧雅·蒂勒尔后来指称，她称之为“大胡子”的叔叔敦促她不要将秘密公开，并动用所有权力阻止有关利亚姆的内幕流出。[46]当亚当斯主动说出自己成长于一个施虐家庭的故事时，他姗姗来迟地打破了助纣为虐的沉默法则。但为什么要选择现在，在他哥哥的事情刚刚曝光的时候，披露他父亲的行径呢？正如贝尔法斯特的一名政治记者所言：“他一定是知道，并且得到了其媒体顾问的建议，这样可以把注意力从利亚姆的事情上移开。”亚当斯对新闻媒体的运转机制了如指掌。新故事“将提供一个后续，给事情带来新的转变”，也许还能“为亚当斯赢得同情”。[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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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问及那些失踪者时，亚当斯往往断然否认他知道这种有争议的手段背后的决策。但是，这肯定是一种决策：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末那段怪诞而血腥的时期，在临时共和军严格的等级制度下，一个人不可能在没有高层批准的情况下对人们执行处决，更不用说让他们失踪。[48]把尸体抛在无名之墓并不是意外事件，而是一种政策。杜洛尔丝·普赖斯告诉埃德·莫洛尼，让人们失踪的决定是由贝尔法斯特旅做出的。该旅的成员“必须坐下来当机立断”，她说。[49]而格里·亚当斯就是贝尔法斯特旅的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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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特里姆警察局，警察向亚当斯问及波士顿学院的采访。[50]据推测，他们重述了普赖斯和休斯等人的声明，并详细说明了他们对贝尔法斯特旅的结构所了解的情况。但是，亚当斯对这一切有一个简单而无可更改的回答。他们的理论只有一个问题：1972年他不可能是贝尔法斯特旅的指挥官，因为首先他从未加入过共和军。说到熬过审问的最佳办法，亚当斯曾回忆他年轻时被关进“梅德斯通”号之前遭到逮捕和审问的经历。在那次审问中，他固执地坚称自己的名字不是格里·亚当斯。后来他承认，整个伪装显然是一场骗局，但也是“用来抵挡盘问的一种支撑”。[51]保持沉默是最好的策略，这是他年轻时就拿定的主意。“所以，尽管他们知道我是谁，这也无关紧要。我不能回答他们的问题，因为我不是他们所说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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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作其他地方的其他政党，如果从政者在涉及一桩臭名昭著的对有十个孩子的寡母进行谋杀和秘密埋葬的悬案调查中被捕，很可能会落得政治生涯迅速终结的下场。然而格里·亚当斯是特例。作为一个政治党派，新芬党不仅在北爱尔兰，而且在爱尔兰共和国蓬勃发展，并取得了远超其领导层最为雄心壮志的声望和影响。即便如此，该党派的命运似乎仍与其魅力超凡的主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新芬党不乏年轻世故的代表，他们是在北爱尔兰问题最糟糕的时期结束后长大的，没有准军事暴力有失体面的污点。这批新人并不缺乏抱负，但他们不愿，或者不能，将这些老共和军挤下政治舞台。当亚当斯有效阻止其恋童癖哥哥的真相浮出水面时，他所在的政党没有一个人在公开场合发表不支持的言论。[52]新芬党仍然保持着无与伦比的能力来呈现统一战线的表象，而其领导层现在辩称，逮捕格里·亚当斯无异于攻击新芬党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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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之间，一群艺术家在福尔斯路描绘了一幅新的壁画，画中的亚当斯面带微笑，旁边写着“和平使者，远见卓识的领袖”几个字。在为这幅壁画揭幕的集会上，马丁·麦吉尼斯宣称，这次逮捕“具有政治偏见”。他提到了未来几周即将到来的地方政府和欧盟选举，并表示警方在这个时候让亚当斯蒙羞，其目的在于损害新芬党的竞选前景。麦吉尼斯指责警察部门还存有“老皇家阿尔斯特警队愤怒的残余势力”，现在这些人准备“不惜一切政治代价算旧账”。[53]帝维斯公寓高楼耸立在远方，数百名支持者举着写有“捍卫和平进程，释放格里·亚当斯”的标语转来转去，下面是一张亚当斯的照片，与纳尔逊·曼德拉并排。[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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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麦吉尼斯发表讲话的时候，一个身材魁梧的人站在他旁边。此人头发灰白且剪得很短，前额很高，眉头紧锁。他嚼着口香糖，手里为麦吉尼斯拿着演说稿。这个人就是博比·斯托里——共和军的资深执行者。[55]在共和党的圈子里，他被亲切地称呼为“大博比”。有鉴于那些声称格里·亚当斯因为和平使者的身份而招致对抗的天花乱坠的言论，大博比在这个场合的出现显得很不和谐。20世纪70年代，他在青少年时期加入了共和军，最后蹲了20年监狱。[56]和平进程开始后，他成了贝尔法斯特的新芬党主席，但他经常被描述为共和军的头号间谍头目。事实上，据说他是2002年卡斯尔雷警察局盗窃案的策划者。[57]斯托里也被许多人认为参与了另一起抢劫案——北方银行抢劫案。[58]劫匪在这起案件中抢走了2600万英镑，这是当时英国历史上数额最大的银行抢劫案。[59]最重要的是劫案发生的时间：银行在2004年12月遭到抢劫，也就是《北爱尔兰和平协议》的几年之后。共和军已经不再需要钱来购买武器。事实上，劫案发生的时候，该组织正在放弃武器，由里德神父监督的解除武装的过程当时几乎已经完成。在新芬党的批评者看来，这起抢劫案巩固了共和军已经演变成黑手党组织的印象。“你可以说我陈腐，但以前是有规矩的，”杜洛尔丝·普赖斯在抢劫案发生后写道，“战争结束了，他们是这么告诉我们的……那为什么要抢这些钱？”[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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