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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1702864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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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第十三章 千古壮举与百年遗恨：中国留美幼童项目及其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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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自前221年秦朝建立到1871年清朝同治十年为止这整整2 092年间，官派出洋留学的事情，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主要是因为在现在被称为“东亚”的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和文化格局中，中国自身的文化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且通过与周边领土面积较小的国家之间保持历时长久的宗藩朝贡体系的外交构架，维系着自身的优越地位；对“中亚”地区的国家和政权，中国则长久以来视其为茹毛饮血的异域蛮邦，不屑与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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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的文化，在融入中国文化之后，皆被不同程度地中国化，最为明显的例子之一就是佛教。佛教在汉初自西域引进中原地区以后，逐渐发展出了相对成熟和独立的中土佛教体系，中国逐渐成了大乘佛教最大的根据地，并将其传播到了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家，纵然唐代时候出现了玄奘个人西行求法的千古流传的故事，但唐朝官方从未派遣学生赴海外学习梵文经典。待中国日后发展出天台宗（法华宗）、华严宗、唯识宗、净土宗、律宗和禅宗等本土流派，并流传到日本等国家之后，更进一步掌握了佛教法门的话语权，乃至于到今天谈及佛教，必然要谈中土流派。再如程朱理学，元明以来渗透到了朝鲜、日本、琉球、越南等周边国家，中国的文字、历法、司法、建筑艺术等也都被这些国家所采用和模仿，朝鲜等国家甚至以“小中华”自命。因此，在这一地域空间秩序内，中国历代王朝并不需要派遣人员出去留学以期从根本上来改造自身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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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到清朝中期，很多欧洲耶稣会士前来中国，带来了欧洲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比如佛郎机炮、红夷大炮（即红衣大炮）、天文观测、球面三角学和梯形制图法等等，也亲身服务于钦天监等机构，帮助中国制定历法和测绘舆图，中国虽然不断接收欧洲传教士和吸收海外的新技术，甚至允许俄罗斯学生长久地驻京学习，但并没有派遣学生赴欧洲直接学习任何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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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即同治十一年，清朝派遣第一批留学生30人赴美国留学，这是中国秦皇汉武以来的破天荒头一遭，按照曾国藩和李鸿章的说法，此事“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这也是中国这个天朝大国真正放下身段，去到别人家里做学生的第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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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中国人数较多的官派留学主要目的地有两个：一是美国，二是日本。就日本而言，主要是1895年甲午战争、1905年日俄战争和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以后，大批中国学生赴日留学，出现一个小高峰，收效也比较明显，鲁迅、宋教仁、蒋介石等人都是其中的受益者，后因日本侵华，赴日留学风戛然而止，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重新恢复。现在日本东京大学等地方，存留着大量留日学生的档案。就美国而言，自19世纪70年代到现在，先后出现了三次大规模的官方主导的赴美留学的现象。第一次是清政府主导的官派留学幼童，从1872年到1881年，共计四批120人；第二次是清朝灭亡之前的庚款留美学生，从1909年到1911年，共计三批180人；第三次是1979年邓小平访美以后开始的新一轮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潮。前两次都失败了，未能达成晚清中国富国强兵的目的；第三次依旧在发生之中，收效巨大，但也开始进入不算平静的时期。在本章中我们来看一下晚清中国的第一次官派留美行动是如何展开和失败的，以及为何为中国留下了千古遗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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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从广东南屏村到美国耶鲁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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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美国第三任驻华公使镂斐迪（Frederick Ferdinand Low，1828—1894）在其于北京公使馆所写的有关中国的长篇国情报告中，评论和批评了中国令人窒息的、和当时潮流不相契合的教育体制，尤其深刻的批评是中国学子所学的东西，和国家与社会之所需完全脱节（详情请参阅本书结语部分）。讵料转过年来的1872年，中国就开始派遣第一批30名幼童出国留学，而留学目的地恰恰是镂斐迪的老家—美国。推动这一留美幼童计划的，并非镂斐迪，而是从美国耶鲁学院（Yale College，今耶鲁大学前身）留学归国的广东人容闳（1828—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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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于1828年11月17日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南屏镇），这个村子位于北条岛之上，与南面的澳门只有三四千米的一水之隔，北距广州约一百千米，以占据澳门的葡萄牙人为主的欧洲商人已经在这一地带活跃了数百年，而容闳出生的时候，荷、英、法、美等国的商人更是络绎不绝，所以这里的中国人对西洋“夷人”并不陌生。这是容闳日后最终留学美国的一个重要的外部环境。假如容闳出生于孔子的老家曲阜，历史上可能没有人会知道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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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的父母都是农民，但希望儿子可以结识一些西洋人，以便日后在洋行中谋个差事，而机缘巧合的是，容家一位邻居恰好在澳门给欧洲来的传教士郭士立（又名郭实猎，即Karl Friedrich Gützlaff, 或Charles Gützlaff，1803—1851）夫妇做领班仆役。郭士立是原籍普鲁士的传教士，先在东南亚地区传教，后来抵达中国，曾主持发行过影响很大的中文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南京条约》的谈判中担任过重要的翻译角色，是一位在鸦片战争前后中西交通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历史人物。他的太太玛丽·纽维尔（Maria Newell）是英国人，热心传教，于1835年在澳门开办了一所女子学校，招收当地女孩子入学受教育，而此时广州的外国人社团为了纪念第一位到中国布道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设立了“马礼逊教育会”（Morrison Educational Society），旨在创办学校，招收中国孩子入学，学习英文并了解西方社会。在马礼逊学校正式建立之前，有一些年龄很小的男孩子被先送到了郭太太在澳门的女子学校借读，而容闳正是其中之一。从这个时候起，容闳开始成为英文里的Yung Wing，即他名字的广东话发音拼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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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年马礼逊教育会在澳门建成了一所男校，校长是美国传教士塞缪尔·罗宾斯·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1810—1880）牧师，毕业于耶鲁学院。当时容闳父亲亡故，他只好一边读书，一边在一家天主教牧师的印刷所内工作，但在一位英国医生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的资助下，于1841年转入这所男校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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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礼逊学校作为向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的窗口，在广州一带已经引起了中国精英阶层的关注。早在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身份到广州稽查鸦片烟时，其幕府中就聘用了一名马礼逊学校的男学生来翻译英文资料，后来都收录到了魏源的《海国图志》之中。容闳转入这所学校的时候，有另外五位中国男童在就读，即黄胜、黄宽、唐杰（即唐廷枢）、李刚和周文。按照后来为容闳率领的中国首批留美幼童著书立传的美国历史学者托马斯·拉法格（Thomas E. LaFargue, 1898—1968）的说法，这五名男童中至少有两名是流浪街头的孤儿，而这可能就是指的李刚与周文二人。1847年，布朗校长因身体欠佳而返美，容闳、黄胜、黄宽三人一起跟随其返美，后来黄胜因为健康原因先期返国，容闳和黄宽二人继续留美，在麻省的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即今日的Wilbraham & Monson Academy）就读，为进入大学做准备。后来在各自受到资助以后，容闳进入耶鲁学院学习，黄宽则前往英国学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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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以后，容闳和黄宽学成毕业，黄宽成为广州地区的名医，没有在国外读书的黄胜成为香港著名的报人，而唐廷枢逐步成为一代买办巨商与轮船招商局等洋务企业的领头羊。这些人个人的成功甚至飞黄腾达，都源自于在马礼逊学校所受的英文教育。当时的中国没有多少人认识英文和懂得西方文化，而这批英美传教士以及英美教育体系训练出来的孩子却懂得很多，是以在中国开始向欧美发展轨道靠拢之时成为举国不可多得的英才俊杰。从这个角度上看，晚清以来的中国自踏入所谓“近代化”的征程之时起，时刻面临的一个大的挑战就是数万万人之中了解外界和知悉他者的人一直都极少，这种供需关系一个多世纪以来因为种种因素一直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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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从耶鲁毕业的容闳，成为第一个在美国大学取得毕业证的中国人，此前两年，他已经归化了美国国籍。容闳本人完全彻底地接受了西方文化，或者说，他从小就没有接受过四书五经和孔孟伦理那一套东西的浸染，所以他的世界观和同龄的中国人存在根本的差异。但是，容闳从来没有放弃对中国的热爱，而自小出身于基督教学校的他也完全认同教会人士的那种以向中国传播西方文化为己任的使命感，因此他展开了推动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的前无古人的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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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的历史荣耀在于他要以一己之力振奋整个中国，而他的历史悲剧也恰恰在于此点。中国历史上自此以后再未出过第二个容闳。但容闳和他做的事业是非常伟大的，也是极为可敬的（图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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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 容闳1909年出版的英文自传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一书的内封面，左系容闳照片。此书汉译名为《西学东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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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讲求、徐图日强：决定派遣幼童留美和留学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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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最初回国的时候，先是担任了在广州行医的美国人伯驾的秘书，而后前往香港学习法律后，转入海关担任翻译。1859年11月时，容闳和两名美国传教士以及曾恒忠一起，从上海出发沿着苏州前往南京访问太平天国，他的目的是想弄明白太平天国究竟是否可以取代清朝。曾恒忠及曾兰生是新加坡出生的华人，曾经留学美国，不过因故未能完成学业，1853年来上海经商，逐步参与到了洋务运动中来，最后也参与了留美幼童计划。11月19日，容闳在南京会见了干王洪仁玕。早在1856年，容闳就在香港认识了洪仁玕，当时洪正在伦敦布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英国牧师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手下布道（理雅各也是将中国经典翻译为英文的著名汉学家，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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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向老朋友洪仁玕提出了七条富国强兵和重视教育的建议，包括成立一所军事学校和建立一种分年级的学校教育体制等等。洪仁玕本人是一个很开明的知识分子，而且当年4月他的《资政新篇》刚刚刊行，所以他十分支持容闳的看法，二人可谓惺惺相惜，但此时其他领袖都在外地征战，无法回来商议这些美好的建议，所以容氏的计划只好无限期推迟下去。洪仁玕本来要封容闳一个四品官衔，让他留下来效力，但为容闳所辞，容闳也很快发现了太平天国并非其用武之地。不过，容闳让洪仁玕给他发了一个能够在太平军占领区域内自由来往的路凭，也就是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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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南京的容闳认识到了欲速则不达的道理，决定先行个人致富。他经友人介绍入英商的宝顺洋行，凭借着洪仁玕给他发的一纸路凭，以芜湖为根据地，在太平军占领的长江流域采购丝茶，然后贩销内陆省份，赚了一大笔钱，这是容闳个人的发家史，也是他此后一直没有个人财政危机的主要原因。洪仁玕没有救得了他热爱的太平天国，但无意之间给了容闳一个大钱袋子（图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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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 1861年太平天国洪仁茂发给三名外国人的路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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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识容闳才华的伯乐，最终证明是当时正在极力镇压太平天国的清军将领曾国藩。1863年，曾国藩的幕僚、著名的算学家李善兰（1810—1882）将容闳引荐给曾国藩。在和太平军作战之中，作为“湘军”之父的曾国藩曾雇用过外国军官训练军队，对西式操练阵法和泰西洋枪大炮的威力均有切身经历，也看到了中国的大不足，所以赞成中国亟办洋务以自强，非常赏识从美国毕业回国的容闳。除了曾国藩这位“同治中兴”第一名臣之外，大力支持容闳办事的另一位大员就是曾氏门徒、“淮军”首领李鸿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