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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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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第四章 战争威胁下的中苏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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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支持的中共反抗国民党的斗争中，日本军人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和对中国东北三省的占领，极大地打乱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既定方针。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入侵，把始终视日本为最危险敌人的苏联，拖入到随时可能与日本开战的危机之中，这迫使苏联不得不适当调整对华政策。而德国法西斯的上台，则带来了更加不可预测的危机局面，迫使苏联政府不能不放弃前此援助各国革命的做法，转而通过外交向西方各民主国家示好，以便取得集体安全的相互承诺，抑制德国狂热的反苏分子挑起对苏战争。正是在这种种危机的压迫之下，苏联政府改变了以往的孤立政策，开始主动和各国资产阶级政府，也包括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打交道了。外交的需要，自然会影响到依赖于苏联而存在的共产国际的政策方针。新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与推行，包括推动中共与国民党进行妥协，都成为不可避免的一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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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与中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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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阴谋炸坏铁路，栽赃东北军，然后一举夺取奉天，进而开始夺取整个东北三省。事变发生两天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就发表宣言认为，日本侵占东北，第一是为了进攻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的祖国、世界革命的大本营苏联；第二是为了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第三是要实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太平洋帝国主义战争，以瓜分中国。[1]一个多月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更清楚地反映出这场事变丝毫没有使这个时候的中共临时中央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有丝毫的改变。不仅如此，鉴于俄国十月革命利用当时国家因对德作战陷于危机成功夺取政权的经验，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人显然对利用这一机会来推倒国民党统治寄予了极大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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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28日，上海事变爆发，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及奉命增援的第五军奋起抵抗日本海军的进攻，得到了广大上海市民和国内舆论的广泛支持。然而，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却相信，“国民党各派军阀及中国资产阶级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充其量不过是在玩弄“各种各样的把戏来愚弄劳苦群众”，乘机“来侵吞民众的捐款”。这个时候，恰好是发动民众起来革命，号召士兵“杀掉你们的长官”，号召近郊农民武装起来，夺取土地，“进行游击战争”，进而“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民众自己的政权”的最好时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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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在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国民党军队官兵奋勇抵抗之际，中共临时中央却明确要求上海地区的各级组织在战区内积极发动兵变。他们公开发表告上海民众书，宣称：“国民党及十九路军的长官是帝国主义的清道夫”，“国民党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派别、任何军阀，都是帝国主义的奴隶，南京政府、广东政府、马占山、蔡廷锴，都是一样的东西。”他们为此号召前线的士兵们：“反抗国民党军阀的撤兵命令，枪毙反动的长官，持枪到闸北、吴淞、南市去，与民众一起继续与帝国主义决战到底”。[3]共产国际执委会虽然不主张提出反对蔡廷锴等抗日军官个人的口号，但也一样看准了这样的机会，来电要求中共乘机在全国各大工业城市，“首先在闸北、吴淞、上海与南京”，“创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逮捕国民党军队的投降的高级军官及卖国贼”，“推翻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自己为革命的民众政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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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公开发布了对日作战宣言。这一宣言的目的非常清楚，根本上仍旧是号召民众“积极进行革命战争，夺取中心城市，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因为它坚信：“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是“顺利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实行对日作战的必要前提”。[5]但是，这样一种方针在实践中很快就被证明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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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这时在东北的武装首先就遇到了这样一种极其尴尬的局面。日本正在一步步吞并东北三省，东北军主力虽然退出了东北，但国民党以及其他党派留在东北各地的武装大多采取了抵抗的态度。按照中共临时中央的方针，中共武装不仅必须同时面对日本和国民党两大敌人，而且还必须把抗日的国民党武装视为首要敌人来打击。这样做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使本来就十分弱小的中共东北抗日游击队，遭到严重挫折。这种情况，直到1932年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召开，提出在满洲要实行与关内不同的政策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变。紧接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提议，提出了“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的方针，主张在东北不仅要实行下层统一战线，而且应该联合其他抗日武装一致抗日。[6]只是在这一新的指示精神的影响之下，中共在东北的抗日武装才渐渐地开始有所发展，从最初的十几个游击队，逐渐发展为东北人民革命军6个军，并成为当时东北各种抗日武装的核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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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并且很快扶植起一个伪满洲国，这使苏联的处境变得异常微妙。毫无疑问，苏联方面确信日本占据中国东北，“是进攻苏联的序幕”。[7]由于苏联的政治经济重心在其欧洲部分，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交通线过长，防御力量较弱，十分容易受到攻击，因此，苏方的态度是除非迫不得已，绝不主动挑起与日本之间的冲突。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过程中，苏联方面始终保持一种中立的态度，就是证明。也正因为如此，莫斯科大胆支持关内中共反对国民党的斗争，力图帮助中共推翻国民党，从而达到根本牵制日本北进的目的；对关外各种抗日力量，包括中共的抗日武装，却绝不给予支持。大批战败的中国军队退入苏联境内，均被缴械后送至其中亚地区，然后通过新疆遣返回国。中共在东北的地下党组织及其抗日武装几度主动出境联系苏军，要求援助，也都遭到拒绝。1933年冯玉祥在中共北方党组织的帮助下，在察哈尔地区组成抗日同盟军，向苏联求援，同样被苏联拒之门外，使得这支武装也很快归于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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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尽管中苏两国政府之间依旧互不信任，苏联方面也并没有放弃对中共的支持，但由于日本入侵东北，对两国的安全都构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出于牵制日本的考虑，中苏两国在1932年底正式宣告复交。这种情况很清楚地显示，因为日本威胁的加剧，苏联的对外方针其实已在发生某些重要的变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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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苏联外交转向的连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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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苏联高度警惕日本侵略阴谋的几乎同时，1933年1月30日，高唱反苏反共的德国纳粹党魁希特勒取得了国家政权，并很快开始在全国实行法西斯制度。鉴于在欧洲除了苏联外最大的共产党——德国共产党轻易遭到禁止，且毫无还手能力，斯大林显然开始意识到单纯凭借共产国际的力量，已不足以阻遏德国法西斯迈向反苏战争的步伐了。由于法西斯德国的崛起远比日本在远东的威胁对苏联严峻得多，联共（布）中央迅速开始调整其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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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注意到日本这时与美国关系紧张，日苏之间容易引起外交和军事争端的主要只是中东铁路，因此，为了减少与日本发生冲突的危险，保持远东的平静，苏联政府不顾中国方面的抗议，于1933年5月2日公开向日本提议让售中东铁路，并于6月26日在东京与伪满洲国的代表开始进行正式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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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为了尽可能地安抚中国政府，并且确保中国不会成为制造麻烦的策源地，苏联政府于8月6日正式通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同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很快向中国方面提交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草案，开始了同南京国民政府的正式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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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苏联为了摆脱政治上的孤立状态，于1933年12月正式决定提出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主张在国际范围内签订区域性的防止侵略的相互保护协定。很快，苏联一改过去抵制的态度，主动加入了国际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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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外交政策的调整，不可避免地直接影响到共产国际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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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德国法西斯上台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也遭到禁止，社会党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率先提出了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基于这种形势，从1933年3月起，共产国际也一改过去极端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做法，开始尝试着与各国社会党建立统一战线，以共同争取世界和平。1934年7月，新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正式提出：“必须抛弃那种认为统一战线只能在下面实行的观点，同时必须不再把向社会民主党领导发出的一切呼吁看成是机会主义”。今后，共产国际将只“在基本的政策和策略问题上给予各国共产党以指导”，根本改变“那些不顾各国、各党和各个组织的特点”的千篇一律的革命纲领和革命口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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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政策的这种调整，最终促成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1935年7～8月间的正式召开。大会正式宣告了以争取和平和捍卫苏联为中心思想的新的统一战线政策的确立。依据这样一种中心思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明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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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7月，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第一次提出：在坚持“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的旗帜下，还应该提出“神圣的民族战争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的口号。[9]8月3日，中共代表团在给中央政治局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根据目前国际和中国形势，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根据广大群众的迫切需要，根据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策略原则”，来制定反对目前革命最主要敌人的策略。9月16日，中共代表团明确将此种策略确定为“反日反蒋”，主张：“利用一切可能反蒋的力量，即是军阀国民党内一切反蒋的力量，我们都必须尽量利用”。[10]11月14日，中共代表团进一步解释这一策略的主旨称：“必须估计到这一件事实，就是在中国目前条件之下，蒋介石是中国人民及其红军底最主要敌人，蒋介石对任何反蒋派别底每一个胜利，都会加强蒋介石反对中国人民和红军的力量；同时蒋介石对红军底每一个任何胜利，也同样会增加蒋介石反对中国人民和一切反蒋派别底势力。”“因此，我们的党不应当对反蒋派别底反蒋军事行动采取旁观态度”，“应当在一定战线上实行最积极的军事行动”去支持这种战争，直至把这些反蒋军事行动转变为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强盗和本国卖国贼的民族解放斗争之一部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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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利用矛盾的角度出发，把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策略看作“有利于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发展”的一种斗争手段，把同反蒋派别的关系看成一种统战关系，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直接影响了中共的苏维埃革命的政策。1935年6月3日，中共代表团在给东北地方党组织的指示信中，即提出了实行全民的反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在随后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中共代表团则进一步代表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了实行“反帝人民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一政策的实质，就是主张联合除了蒋介石以外的一切党派团体、军官士兵，乃至于“国民党、蓝衣社中一切真正爱国爱民的热血青年”，主张大家选派代表，共同加入统一的抗日国防政府，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一致“抗日反蒋”。[12]据此，中共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在重申了“抗日反蒋”方针的前提下，提出了“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和“为领土完整而战”等一系列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口号。[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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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以及中共代表团提出的统一战线新政策，因为与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没有电讯联络，未能及时传达到中共中央。但是，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再以华文报纸的方式加强宣传，同时并经常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残存的组织发布指示，因此，这一政策转变的消息，还是或多或少地传递了出来。1935年11月下旬，中共代表团8月间派出的代表张浩（原名林育英），化装成商人，经过外蒙古等地，辗转抵达了中共在中国这时唯一的一个根据地——陕北苏区。而恰好长征到川康地区的中共中央，因为与以张国焘为代表的红四方面军分裂，单独北上，于偶然间发现了这一根据地，已于10月抵达了陕北苏区。这样，中共中央在损失了90%以上的部队和根据地，只剩几千士兵、几百干部，正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关头，意外地得到了共产国际政策转变的政治指示，立即恢复了政治上的活力。这是因为，中共此前的劣势与失败，在相当程度上恰恰是放弃统一战线，自我孤立的极端政策造成的。面对国民党军的持续不断的围追堵截，继续前此僵化的苏维埃革命策略，势必会重演南方根据地失败的悲剧。共产国际新政策的到来，无疑给了中共极大的政治灵活性，从而增强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继续生存下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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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苏军事同盟的秘密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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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苏联逐渐调整其外交政策的同时，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也在采取相应的步骤改善与苏联的关系。特别是由于中共南方根据地被一一摧毁，红军已经不能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构成重要威胁，蒋介石也不再特别担心苏联利用中国红军来威胁国民党的政权了，因此，1934年秋，即夺取中央苏区的几乎同时，他就试探性地派蒋廷黻作为自己的非正式代表赴苏访问，以了解苏联对他的态度。[14]蒋廷黻此行得到了苏联方面的肯定，莫斯科并且表示出愿意与南京政府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的意愿，故蒋介石对借助于苏联来牵制日本侵华明显地开始有了新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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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35年，蒋介石一直担心的情况出现了。日本军队发动了华北事变，不仅先后逼迫国民政府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甚至开始威逼国民党和中央军退出平津与河北地区，再明显不过地表现出试图将华北五省变成第二个“满洲国”的意图。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蒋介石的高度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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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蒋派孔祥熙秘密拜会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首次提出：在目前这种形势下，“苏联政府是否打算同中国签订互助条约？”[15]三个月后，即10月18日晚，因为日本方面进一步提出要求中方屈从日本旨意的所谓“广田三原则”，蒋介石亲自秘密会见了鲍格莫洛夫，明确提出希望与苏联签订秘密军事协定。[16]将近两个月后，苏联政府肯定地回答说：“苏联政府不反对协议，并准备同中国方面具体讨论这个问题。”[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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