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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1702868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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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第六章 毛泽东在共产党莫斯科会议独领风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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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1月，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聚莫斯科，举行会议并发表了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签署的《莫斯科宣言》和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签署的《和平宣言》。在国际共运史上，这是自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诞生以来，全世界共产党人召开的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甚至是空前绝后的一次盛会。很多人认为，莫斯科会议得以召开，是由于苏共的倡议，并得到了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党的支持和响应。[1]这个印象是错误的，最近披露的档案和回忆史料表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召开各国共产党协商会议，以及在会议上发表一个共同宣言的主意，都是中共提出来的。不仅如此，在会议准备和召开的过程中，毛泽东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独特的作用和影响，在莫斯科扮演了不是主人的主人角色，成为这次会议的幕后总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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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毛泽东主张开会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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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之后，如何稳定局势，把社会主义大家庭重新组织起来，莫斯科和北京都在用心思考。鉴于情报局浓厚的斯大林色彩，苏共中央主席团在二十大期间开会决定予以解散，同时讨论了国际共运今后的活动问题。米高扬建议成立一些区域性的情报局组织，并继续出版杂志或报纸，这个建议被多数人接受。赫鲁晓夫又提出了可以成立“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委员会”。会议委托赫鲁晓夫等人与原情报局成员国代表和中国代表会晤，听取意见。[2]3月29日赫鲁晓夫向南斯拉夫大使米丘诺维奇介绍了苏共中央关于建立四个区域性共产党组织的设想，并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组织起来，联合行动，还说目前欧洲各党正在协商，米高扬则到亚洲各国去商谈。赫鲁晓夫特别提到要去中国，因为“中国人有什么想法是十分重要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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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3月米高扬访问印度、缅甸后来到北京，他在会谈中说，苏共中央建议各国联合出版一个刊物，还提到要成立联络局。毛泽东明确表态：不赞成办刊物和设立机构。毛说，过去情报局搞刊物，结果并不好，第三国际和情报局给人的印象都太不好。如果现在搞联络局，那么害怕的就不只是西方，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也会害怕。毛泽东的建议是：“有事开会商量”，召集人当然是苏联比较好。“你们召集会议我们到，有事开会，无事不开”。[4]当然，没有中共的支持，建立联络局和创办刊物的设想都是无法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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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还没有商量好如何继续开展活动，但取消情报局是大家的共识。4月13日苏共向各国共产党发出了关于停止情报局活动的通报，通报中指出：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之间接触和联系的方式问题，应该在近期举行的会晤中得到解决。[5]18日《真理报》发表公报宣布：参加情报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在1947年成立的情报局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为此，经过相互协商后决定，结束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活动，停止出版情报局的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公报还提出，在新的条件下，能够和应该找出建立各国共产党之间“联系和接触的新的有效方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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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新的有效方式”，当然就不再是建立情报局或联络局一类的机构。对此，6月2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做出的决议说：“苏共中央认为，这种联系的形式可以是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定期召开会议，就他们工作中的共同问题交换意见，对具体的代表共同利益的党的问题和经济建设问题进行集体讨论。如果某个党为了交换意见、为了交流现有的经验，希望就他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集体的讨论，并就这些问题同相关国家的共产党协调行动，都可以提议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各党代表会议。会议召开的地点可以通过相互协商来确定。会议不需要一定都通过决议，但是可以提出得到与会所有代表都同意的建议。”至于联合刊物的问题，苏共中央认为，为了“解释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解释共产党和社会党合作的道路和经验，推广和发展马列主义理论”，刊物还是要办，但“这一期刊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机构，不必接受他们的指示”。[7]显然，毛泽东提出的“开会解决问题”的建议，原则上得到了苏共中央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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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于6月22～26日在莫斯科召开，会上讨论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相互接触的形式问题。[8]6月3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的《苏共中央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草案》也进一步强调了世界各国共产党之间建立联系的必要性：“在新的历史情况下，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情报局这样的工人阶级国际组织停止了自己的工作。但是，这绝不是说，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革命的兄弟政党的国际团结和接触的必要性已经失去意义。”恰恰相反，现在“各国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团结和兄弟般的团结尤其是必要的”。[9]然而，正在苏共中央紧锣密鼓地与各国共产党协商的时候，爆发了波匈事件，事情只得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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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的风暴过去以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团结和统一就更显得有必要了。这时，由于在波匈事件中发挥了特别的影响和作用，中共此时对于参与世界共产党事务就感到更有责任，其表现也更加积极主动了。1957年1月，周恩来到莫斯科帮助苏联处理匈牙利事件的善后事宜，在此期间，先后与苏共和南共商谈召开共产党国家代表会议的问题。[10]1月18日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招待会上，周恩来特意找到南斯拉夫驻莫斯科大使米丘诺.维奇，向他介绍了中共关于召开共产党国家代表会议的想法。周首先提出，应当组织一次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会议，目的是改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团结，消除妨碍合作和团结的因素。会议可以在2月底或3月初举行。周恩来希望知道，铁托认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是否有益，以及预定的时间是否合适。周提出，如果铁托同意召开并参加这次会议，他将对南斯拉夫进行正式访问。对于大使的提问，周恩来回答说：召开这次会议的倡议是中国提出的，更确切地说，整个这件事起源于毛泽东本人。周解释说，会议的目的不是要建立共产党人之间的新组织，会议也不会做出任何强加于与会者的决议。虽然不是很坚决，但周表明，如果南斯拉夫不参加，会议就不会举行。米丘诺维奇对周恩来如此直率的谈话感到非常意外，并感觉到中共对苏联以前的做法持批评态度。[11]此前，周恩来与正在南斯拉夫访问的彭真通电话，要求他临时拜访铁托，并指定由伍修权大使亲自担任翻译。在1月29日的单独会谈中，彭真向铁托转达了中共的建议，即由中共和南共共同发起，召开一次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以讨论和协调各国党的活动问题。铁托表示，这个问题很重要，南共中央要专门讨论。他个人的意见是进行双边或多边会谈为好，不赞成召开全世界各国党的会议。[12]南共的态度令中共进退两难，因为事前并未向苏共提到会议召集人的问题，回国途经莫斯科时，彭真只是含糊地向赫鲁晓夫通报说，铁托原则上同意参加各国共产党会议。[13]中共为何会想到拋开苏共，而与南共联手召集会议？就目前披露的档案文献看，对此还无法做出确定的解释。不过，铁托的态度很可能使中共感到这次会议目前还不宜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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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看来，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最重要的成员，第一是中共，第二是南共，而如今这两家的意见已大体一致，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为此，1957年2月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再次召开会议商议。会议提出，可以先分别与南共和中共协商如何召开会议的问题。2月7日主席团批准的赫鲁晓夫给中共中央的信函表示，苏共同意中共关于举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建议，认为应该由中共筹备和出面主持这次会议，并希望把有关筹备情况及时通报给苏共中央。信中还说，对于苏共领导人来说，会议在1957年3月底到4月初进行比较适宜。[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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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来信提出由中共出面召集会议的建议，着实令中共吃惊。按说，苏共并不知道中共曾建议由中南两党召集会议的情况，而来信却说“根据已经获悉的协议”，应该由中共中央主持会议的筹备工作。对此，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颇感疑惑，并追问缘由。当事人断定，可能是周恩来在莫斯科与彭真的通话被监听了。[15]面对如此被动的局面，毛泽东只得答复说：中共中央不准备筹备和主持这次会议，会议应由苏共中央筹备召开。但中共中央同时认为，会议应该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召开，建议不要匆忙地开会。[16]莫斯科只好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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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6月，苏共中央再次催促中共同意召开会议，并建议在7月就先召开一个秘密会议，同时提出，会议可以遵照南共的意见，不规定日程，由参加者自己来决定会议的性质和程序。这次，中共中央表示可以召开这样的会议了，并建议为开好这个会，应事先经过商量，可以先提出一个文件草稿，发给各兄弟党征求意见。草案要讨论、修改，一致同意后再开会。[17]然而，就在会议筹备工作开始进行时，苏共内部发生了六月事件。工作只得再次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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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对事件的处理得到了毛泽东的公开支持，中共的意见在莫斯科就更有分量了。7月9日，苏联代办阿布拉希莫夫约见刘少奇，转达了苏共中央关于尽快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的回答是：开这样的会应该取得大家一致同意的结果，要事先和各兄弟党商量，搞出一个共同的看法一致的文件来。[18]中共的答复给赫鲁晓夫吃了颗定心丸，苏共开始积极进行准备。只要得到中共的支持，其他党的意见似乎已经不那么重要了。8月19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致函毛泽东，正式邀请他赴苏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同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和若干其他国家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19]对此，毛泽东欣然接受。中共有意在9月初就向各兄弟党透露出毛泽东将亲自率团前往莫斯科的消息，在很多人看来，这是暗示将在庆典期间召开重要会议，并且希望各党“也派遣自己的第一号人物来莫斯科”。[20]10月6、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访苏代表团的问题。[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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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苏联大使尤金送来了赫鲁晓夫给毛泽东的私人邀请信及苏共起草的会议宣言草案。尤金称，这份宣言草案已事先送给南共中央征求意见，南共领导人不同意这份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将草案翻译后，毛泽东指定胡乔木动手修改，并指示，在文字上尽可能保留苏共中央的草案原稿，但重要的问题还是要表明我们党的观点。[22]10月29日晚，毛泽东会见尤金大使时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苏共中央送来的文件。总的来说，草案需要大量删减，只保留主要的、原则性的内容。草案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中共还有一些个别意见。第一，关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毛泽东主张要同时提出和平过渡和非和平过渡两种可能性。第二，关于对社会民主党的估价，毛泽东认为对这个问题的提法应该更一般性，不应当仅仅突出地提出同右翼社会党人团结的问题。第三，关于莫洛托夫等人反党集团的问题，毛泽东希望在宣言中就不要指名道姓了。至于莫斯科会议文件的形成问题，中共提出三个方案。一是经过事先充分讨论后通过并发表宣言，即使有一两个代表团反对，宣言也要通过。毛泽东倾向于这个方案，并说：这样“天下不会大乱”。二是经事先讨论通过一个简短的宣言式公报，其中只表述一些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问题。三是仅由中共和苏共两党发表声明。[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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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了尤金10月30日电告的毛泽东谈话内容。会议做出决议，接受毛泽东的第一方案，即使南斯拉夫人不签字，也要发表共同宣言。同时，也可以搞一个中苏两党的声明。最后，会议要求苏斯洛夫等人考虑中共的意见，于第二天提交修改后的宣言草案。[24]当天，毛泽东率领一个庞大的党政代表团抵达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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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苏携手领导社会主义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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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这次共产党国际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至少有一点是中共和苏共一致追求的，那就是加强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团结，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为此，中苏两党共同付出了努力。10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大家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把这次莫斯科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赴苏代表团的方针是：对苏共“以保为主，以批为副”，“以斗争求团结，协商一致，求同存异”。[25]苏共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对中共更是尊重有加，从大会宣言的起草，对中共代表团（特别是毛本人）的活动安排，直到毛泽东的起居习惯，赫鲁晓夫都是亲自过问，并给予了特殊的关照，尽量满足中方的要求。[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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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际情况看，莫斯科会议的整个过程，主要就是一件事：起草《莫斯科宣言》。从11月3日中苏两党开始交换意见，到10日基本达成一致，然后又交给各国党代表团讨论，成立起草委员会修改，直到会议的最后一天（19日）完成定稿，报告并签字。正如毛泽东所说，重要的问题是与大家商量搞出一个会议文件，“开会实际上只是一个形式而已”。[27]在这一过程中，中苏两党确实做到了反复协商，寻求统一，分头工作，共同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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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晚，中苏两党举行会谈讨论起草文件的问题。赫鲁晓夫说，苏方正在根据中共的意见修改宣言草案。毛泽东建议由中苏共同研究和修改宣言，并提出推迟会议召开的时间，以使宣言的修改时间更加充裕。赫鲁晓夫表示同意。会谈中，赫鲁晓夫再次提出要办一个指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刊物，还试探性地提到要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毛泽东仍然表示不赞成，认为还是用定期召开会议的方式交换意见，由苏共作为会议召集人。[28]11月6日，中苏两党代表团分别由邓小平和苏斯洛夫领头开始会商。讨论的结果，一致同意以中共代表团的草稿为基础，进行修改、补充。[29]8日中午，中苏双方代表再次会商，就宣言草案交换了意见。双方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但在和平过渡的问题上，分歧依然没有解决，决定各自再行考虑，10日继续会谈。[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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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莫斯科宣言》上签字。前排邓小平、毛泽东、宋庆龄、乌兰夫，后排右一为翻译李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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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服苏共，毛泽东决定主要做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工作。11月7～9日，毛泽东分别与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会谈一次，与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和总书记高兰会谈两次。毛泽东在谈话中反复指出，在革命道路的问题上，是否坚持十月革命的普遍原则，是否坚持和平过渡和革命战争两种可能性，这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根本区别。必须准备革命的两手，不宜过分强调和平过渡。这几个西欧共产党领导人基本上都同意毛泽东的看法，认为可以在宣言上提出两种可能性。其实，西欧各党的立场也是有区别的。法共倾向于武装斗争，意共更强调议会斗争，多列士和陶里亚蒂为此还在莫斯科吵了起来。英共则认为，在英国下一届政府可能是工党上台，这对和平过渡更有利。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谈话中没有强调武装斗争的问题，而中共提出的两种可能性的说法，则是各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折中方案。[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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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中苏两党再次会商。估计到苏共会坚持自己的立场，为了维护团结，又坚持原则，中共提交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书面的意见提纲，作为备忘录留存，而在宣言草案中，同意照顾苏联的观点。双方经过磋商，终于就全部草案达成一致意见，并决定以苏共和中共两个代表团的名义将草案提交各国代表团讨论。[32]在此期间，中苏两党代表团还商定，建议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不列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于14日召开的会议，以免增加他们国内工作的困难。经与各党交换意见，大家一致同意在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代表会议之后，再召开世界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会议。这个会议的文件，即《和平宣言》委托苏联和波兰党的代表起草。[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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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苏共的草案相比，会议最后通过的宣言，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按照中共的意见，有两点重要修改：第一，指出了过渡的两种可能性，并强调哪一种过渡方式具有现实可能性，决定于各国的具体条件。第二，在谈到取得议会中稳定的多数时，同时提出应在议会外开展广泛的群众斗争，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必要条件。[34]至于中共的书面意见提纲，当时只提供给了苏共，既没有在大会上公开，也没有提交给任何其他党的代表团。直到1963年中苏大论战时，这个文件才公布于众。实际上，中共《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在原则上与宣言的提法没有分歧，只是又增加了两点：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争取同社会党左派和中间派建立统一战线很重要，但不能模糊同社会党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原则界限。[35]中共代表团坚持反对在宣言中按苏共的说法表述，主要是不愿以此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对外政策的总方针，而忽视中国革命的主要经验——武装夺取政权。后来，因为各国党在起草委员会上再三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毛泽东不得不妥协，但在起草委员会上中共代表团还是声明：“中国党对这一段文字是有不同意见的，既然许多同志都表示同意，我们就不坚持了”。[36]宣言中提出两种可能性，这是求同，中苏两党分别强调不同的道路，这是存异。但恰恰是这种做法，为以后中苏论战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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