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871219
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1702868522]
1702871220
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第七章 “大跃进”、人民公社与中苏对内政策分歧
1702871221
1702871222
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在中苏关系演变中所起的作用，许多国际关系史论著有过提及和评论，如祖伯克和普列沙科夫提到，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的最初反应是困惑和反省；[1]艾伦·惠廷认为，“大跃进”使得中国对苏联的需求日益增长，而苏联官员对此极为不满，因而加剧了中苏同盟的摩擦；[2]张曙光也强调，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寄予很大期望，但莫斯科担心和提防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没有满足中国的要求，从而导致双方结怨。[3]陈兼则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作为毛泽东自鸣得意的“继续革命”思想的具体表现，并注意到赫鲁晓夫对此采取的沉默和反对态度使毛泽东颇为不满。[4]不过，这些论述大多语焉不详。中国学者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历史更为关注，并早已经进行过比较深入的探讨。[5]但是，从中苏关系角度研究这一问题的论著很少见到，至多是在讨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形成的原因时，论述了毛泽东如何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的过程。[6]
1702871223
1702871224
那么，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上，究竟中苏之间有什么分歧？苏联对此是否持反对态度？是怎样反对的？苏联做何反应？这种反应与中苏走向分裂又有什么直接关系？对于这些问题，根据目前已经披露的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应该可以做一个大致的回答。
1702871225
1702871226
第一节 中国的实际目标是赶超苏联
1702871227
1702871228
毛泽东说过，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7]看起来，他不仅早已有“大跃进”的想法，而且从一开始就是以苏联为竞赛对象的。当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提倡“以苏联为首”的时候，又一再谦称中国在经济上还是个小国，没有资格领导社会主义阵营。在赫鲁晓夫提出15年超过美国的口号以后，毛泽东再也憋不住了，便迫不及待地提出中国要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超过英国。[8]从莫斯科回来以后，毛泽东感到压力很大，性情也显得急躁起来。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难道比打败蒋介石的800万军队还困难吗？我不相信！”[9]于是，一场名为超英赶美、实则赶超苏联的经济“大跃进”运动便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开始了。
1702871229
1702871230
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主题是批判反冒进，批判右倾保守。1958年3月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大讲照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害死人，大谈斯大林压制中国革命，而对未来中国走自己的道路充满自信。他认为，“我们人多，政治条件不同，我们可以比他们快，有客观条件”；指责党内那些对“大跃进”持怀疑态度的人说，“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到了东方而不自觉”。[10]掌握了真理，又懂得发动群众，中国的赶超速度自然应当不断加快。在南宁会议要求加快工业发展速度的精神鼓舞下，冶金部部长王鹤寿3月20日向毛泽东报告，只要“从我们自己的教条主义学习方法中解放出来”，中国的钢铁工业“苦战3年超过八大指标（1050万吨～1200万吨），10年赶上英国，20年或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三次表扬王鹤寿的报告，在5月2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更称之为“一首抒情诗”。于是，毛泽东在4月15日宣布：“我国的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毛还解释说：“10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10年可以赶上美国，说‘2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5年到7年的余地。4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11]但这个口号很快就改变了。
1702871231
1702871232
在5月5日到23日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李富春发言说，这次提交大会讨论的“二五”计划指标，是以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为目标的。王鹤寿则论证了钢产量指标的依据，认为1959年可以达到1200万吨，5年就可以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毛泽东的情绪立刻上来了，但他的眼光是盯住莫斯科的。毛在5月17日发表讲话说：我们不提“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这是斯大林提出的，也不提“苏维埃加电气化等于共产主义”的口号，这是列宁提出的。我们的口号是多些快些好些省些，是不是高明些呢？我看我们的口号是高明些，因为是先生教出来的学生，应当高明些，后来者居上嘛！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比苏联提前到来。5月18日毛泽东又在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明确讲：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做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还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同一天，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正式提出：“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12]一个月后，赶超的速度再次提高。6月21日，毛在军委扩大会议说道：“1962年，我们要达到6000万吨钢，接近苏联。至于超过英国，那不要多久，不要什么15年，明年就可以了”。“我们3年基本超过英国，10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13]第二天，毛泽东在薄一波提交的国家经委汇报提要上批示：“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年到3年，2年是可能的。”他并将汇报提要改题为《两年超过英国》。[14]6月23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的小组长座谈会上，直接提出了在钢产量上赶超苏联的目标：“到1962年，可以达到7500万～8000万吨。赶上英国不要5年，2年、3年就可以了。5年可以赶上苏联，7年最多10年就可以赶上美国。”[15]
1702871233
1702871234
赶超苏联自然不只是一个钢产量，更主要的是加快改变生产关系，提前过渡到共产主义。1958年初，毛泽东就开始构想未来中国的理想蓝图，3～4月间，先后同刘少奇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陈伯达谈过“乡社合一”和公社的问题，并由中央正式提出“小社变大社”的意见。7月1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做《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讲演，首次公开了未来中国社会的总体方案：“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个讲演随即便发表在《红旗》杂志上。在8月初参观河南、山东的人民公社时，毛泽东向报社记者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之后，转瞬间全国就开始公社化了。当时全党从实践到理论都这样认为：只要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公有化程度，便可以不断加快速度，大大提高生产力。[16]在毛泽东看来，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同时又可以进一步推动更大的跃进，一直把中国推向共产主义。
1702871235
1702871236
到8月的北戴河会议，已经把人民公社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联系起来了。8月29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17]此后，毛泽东非常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11月在郑州，毛泽东对比中苏的情况提出：“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什么叫过渡到共产主义？要搞个定义。”谈到中国，毛泽东坚定地说：“苦战3年，再搞12年，15年过渡到共产主义。”对比苏联，毛泽东则认为，斯大林只完成了第一个过渡，即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至于第二个过渡——从按劳取酬到各取所需，苏联只是在吹，“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而中国“现在已开始第二个过渡，吃饭不要钱”。[18]中国的人民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产物。目前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即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将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是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最好的基层单位。”[19]因此，毛泽东断定中国开辟了走向共产主义的新途径：“如何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如何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斯大林没有找到适当的形式，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有了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且将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20]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1958年9月，中共徐水县委会发表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以后在国家计委、中央有关部和河北省委的具体领导下，又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修改和充实，于11月提交了规划草案的综合部分，其具体要求是：到1960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从1961年到1963年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21]
1702871237
1702871238
到1958年底，毛泽东不仅坚信中共已经找到了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正确途径，而且感觉到，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将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社会。他意气风发地说：过渡到共产主义，“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法。”“苏联已经搞了41年，再搞12年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的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22]毛泽东认为中共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指出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自然希望得到各同盟国特别是来自莫斯科的认可和支持。果然如此，也就等于承认了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
1702871239
1702871240
第二节 苏联的支持、怀疑和反对态度
1702871241
1702871242
1958年7月26日新华社自莫斯科发出一篇通讯，综合报道了苏联社会对中国“大跃进”和总路线的反应，其中有人表示相信并全力支持总路线和工农业并举的方针，也有人对具体的目标和任务表示怀疑，如1962年生产5000万吨钢，试验田亩产小麦7000多斤等。[23]从苏联当时的报刊来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八月扩大会议后，苏联加强了对“大跃进”运动的报道。《真理报》从8月19日到31日刊登了4篇关于“大跃进”的报道，都是以二栏或三栏标题放在第三或第四版，标题为“人民首创精神的源泉”、“人民的创造力无穷无尽”等。[24]在9月1日到7日又刊登了4篇有关“大跃进”的消息。[25]苏联军方的《红星报》9月4日载文说，“大跃进”这句话表现了中国6亿人民今天生活的主要情况。这就是努力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建成社会主义，使国家进入世界先进工业强国的行列。文章特别指出，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劳动成就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欢欣鼓舞的源泉。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更加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这就是中国经济建设的巨大国际意义。[26]据新华社统计，仅1958年10月，塔斯社即“发出了约50条关于中国工业、农业和文化大跃进的消息”。[27]
1702871243
1702871244
虽然对一些具体做法和指标表示怀疑，但总体上苏联对总路线和“大跃进”是持肯定态度的。[28]7月26日苏联使馆在一份长篇报告中说：“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急剧增长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这个政策在党研究制定和实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过程中得到了反映。”尽管报告认为，对于中国提出的大量经济发展指数“不能被看成是有充分的经济依据的”，但仍强调，“这些设想应该被看作是那种热情的反映，即在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而斗争的过程中，充满着整个国家的那种热情。”[29]甚至赫鲁晓夫也称赞说：“中国同志提出的计划，连我们这些见过世面的俄国人也不能不感到惊讶。虽然我们不懂你们的方块字，但如果你们能够完成这个计划的话——对于你们能够完成计划，我们是丝毫也不怀疑的——这对你们亚洲的邻国将是一个很大的震动。”[30]
1702871245
1702871246
1702871247
1702871248
1702871249
苏联帮助建设的洛阳邙山工地（1958年）
1702871250
1702871251
对于“大跃进”，除了宣传报道，苏联也给予了实际的支持。当时几乎所有苏联的经济区都承担了为中国生产订货的任务，接受中国订单的企业数以千计，帮助中国进行设计的有上百个单位。在为中国制造设备的工厂和车间里，常常可以看到“提前为人民中国完成订货”的鼓动标语。对于一些重要建设项目，如包头钢铁联合企业、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丰满水电站、北京热电站等，苏联有关的企业准备提前完成订货。[31]实际上，苏联在“大跃进”期间同意增加援建的项目已经超过了前期投产的项目。据国家计委统计，苏联援建的项目，在1959年以前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产的有113个，而从1959年开始，除了已经签订协议的项目外，仅按照1958年8月8日和1959年2月7日两个协议的规定，苏联还要帮助中国建设125个企业。[32]
1702871252
1702871253
但是，随着“大跃进”的浪潮不断高涨，特别是在人民公社运动也融入这股浪潮以后，苏联的态度就发生了改变。[33]
1702871254
1702871255
对人民公社的态度，苏联从一开始就显得很谨慎。最初，苏联社会对这一新生事物感到新奇，希望增加对公社具体内容的了解。人民公社的问题见诸报刊后，苏联使馆立即向国内建议，应“组织苏中之间交换双方在农村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报道和看法”。[34]访问中国的苏联代表团都对人民公社问题甚感兴趣，希望了解更多的情况。[35]苏联国内的干部和群众也有极大兴趣。苏联科学院中国问题研究所曾专门就人民公社进行了讨论，非常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有人甚至认为，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超过了集体农庄。许多苏联读者希望更多地介绍人民公社的具体情况。[36]9月6日苏共中央联络部在一个专门报告中指出，“人民公社被视为中国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佳形式”。“考虑到中共对人民公社非常重视，我们应该从中苏友好的精神出发，首先利用中国各方面的材料和提法，在我们的报刊上介绍这个问题”。同时，应“深入地、全面地对中国的人民公社问题进行研究”。[37]
1702871256
1702871257
经过仔细的研究，苏共中央认为，中共在人民公社问题上犯了急进盲动的错误，但鉴于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苏联不宜就此发表意见。政治局的一个研究小组提出了如下两种非此即彼的抉择：“或者是为了苏中关系正常化而赞成人民公社，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会欺骗国际工人运动；或者是为了维护真理把人民公社评价为一种‘左’倾政策的表现，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会走上一条加深苏中两党分裂的道路。”其最后的结论是：“为了保持苏中关系的稳定，应当暂时不去注意人民公社问题，就是说，对它既不称赞，也不批评”。这个意见得到了苏共中央政治局的赞同。[38]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事后报告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我们不是今天才看到的。但由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属中国内政，所以我们做得很有分寸，有礼貌，认为不能在我们的报刊上公开批评这些错误。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这些问题是中共内部的事，我们不打算干预它的国内政策。中共领导人实际是想让我们在自己的报刊上宣扬他们的错误观点，以便把他们未经生活检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强加给其他国家。我们当然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转载类似的材料会造成混乱，把我们的人民搞糊涂。我们没有与中国同志在这些问题上展开论战。”[39]于是在苏联报刊上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发表有关人民公社的报道和评论文章。直到1958年底，没有任何苏联领导人谈起过中国的公社。在莫斯科电台为了纪念中国国庆而广播的215篇评论中，只有3篇提到了公社，而在北京举行的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的招待会上，尤金大使的演说竟对方兴未艾的人民公社运动只字未提。[40]
1702871258
1702871259
尽管如此，人民公社运动还是对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在莫斯科流传着这样的话：在全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一个理论家、哲学家，这就是毛泽东，而赫鲁晓夫只是一个实干家，是一个种玉米的实干家。还有许多人认为，中国搞人民公社是真正找到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而苏联还没有找到这条道路。[41]有些东欧国家开始学习中国“大跃进”的经验，甚至效仿人民公社对本国集体农庄进行改造。捷共第一书记诺沃提尼说：“人民公社将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胚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波特赛说：“人民公社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形式”，中共“造性地应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蒙古劳动者月刊》载文提及建立人民公社时写道：“不仅仅是中国人民应该坚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都应该这样”。越南《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表明，越南正在和将要模仿中国推行“小规模地方工业”，并广泛运用中国“试验田”和“密植”的经验。朝鲜则在“千里马”运动中大量合并农业合作社，并仿照中国建起了群众公共食堂和托儿所。保加利亚甚至依照“人民公社的模式”建立了自己的公社。[42]就向共产主义的目标迈进而言，似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承认，北京已经走在了莫斯科的前头。这不能不引起赫鲁晓夫的担心和恐慌。
1702871260
1702871261
当时在苏共中央工作的杰留辛回忆说：如果说有什么事情曾经把赫鲁晓夫激怒过，那么，首先是中国宣布要比苏联提前进入共产主义这件事。[43]为了给人们“打预防针”，免得大家都对中国“盲目效仿”，赫鲁晓夫感到不能再沉默了。[44]1958年10月赫鲁晓夫对来访的哥穆尔卡说：“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只有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共同的事业下同心协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才能够迅速而有效地得到执行。对于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依靠自己来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将是困难的”。[45]这个批评显然是针对中国的。在1959年1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一大上，赫鲁晓夫又指出：“社会不能不经过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就从资本主义跳到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会突然出现是不正确的”，“平均主义并不意味着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是在破坏共产主义的声誉”，“过早地过渡到按需分配的原则，就会损害共产主义建设事业”。[46]这明摆着是在含沙射影地指责中国的人民公社。苏联的影响发生了作用。1月17日胡志明在回答西方记者的问题时说：目前，我们不准备建立“人民公社”。日夫科夫在1月19日的经济发展报告提纲中解释说，保加利亚农业合作社的扩大，是“按苏联的例子”进行的。[47]
1702871262
1702871263
特别是在7月18日访问波兰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当听众提到如何看待中国的公社时，赫鲁晓夫没有正面回答，却对苏联在1920年代曾经出现的公社大发了一通议论。赫鲁晓夫说：“曾有人下了大致是这样的论断：‘既然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让我们来建立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赫鲁晓夫总结说，公社的道路走不通，苏联才建起了集体农庄。[48]如果只是这样说说，就算了，而且波兰报纸在发表时也删去了其中有关公社的一段话，但7月21日的《真理报》偏偏予以全文发表，看来赫鲁晓夫是有意要同毛泽东唱对台戏。[49]正是这个讲话，激怒了正在庐山上的毛泽东，他决定公开对赫鲁晓夫进行反击。
1702871264
1702871265
第三节 毛泽东在庐山向赫鲁晓夫宣战
1702871266
1702871267
1958年8月初毛泽东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50]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确实是毛泽东认为值得骄傲的事情。在12月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了一些令他兴奋不已的材料：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载文说，大跃进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真正革命的意义”，“中国巨大的革命发展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于全人类都有着重大的意义”。瑞士劳动党书记范桑著文说，中国向人们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的“新的时间表”。还有文章写道，中国发动广大群众参加生产建设，“是一个真正的发明、一个有革命性质的技术发现，它将完全改变不发达国家的前景”。对于这些材料，毛泽东批示：“印发。极好看。请小平即刻处理。”[51]在这种情绪下，对于赫鲁晓夫在二十一大报告中隐晦的批评，毛泽东轻松地说，“我们可以暂不理会，看看以后再说。我们之间是有分歧的，但现在不要说。”[52]结果，毛泽东等来的不是人们的理解和支持，而是1959年经济形势的逆转和各级干部普遍的检讨。
1702871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