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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1702868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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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第二章 两党关系破裂与两国关系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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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召开。这次会议对中共触动最大的有两个问题；一是曾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支持过中共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被拒绝与会并遭到指名批评，一是中共认为是集修正主义之大成的新的苏共纲领获得通过。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状况的逐步好转，中共从维护阿劳党入手，开始准备与苏共进行新一轮意识形态斗争。中苏关系友好、缓和的局面由此结束。进入1962年后，中苏关系中大事不断，新疆中国边民外逃苏联的伊塔事件、中苏在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界战争期间的外交较量，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中共中央对中苏关系的认识，影响了两党两国继续务实地寻求具体的共同利益，在意识形态上求同存异，保持关系的基本稳定。但是，促使中共迈出破裂与苏共关系步伐的关键，还不是中苏两国在国家利益上的冲突，而是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估计的变化，启动了中国外交政策“左”转的行程，以及中国党在世界左派队伍壮大的新形势下，强化了对做国际共运领袖目标的追求。中苏两党一场意识形态大论战，从思想和感情上斩断了这对兄弟之间保存的最后一丝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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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在苏共二十二大上的明争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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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同处巴尔干半岛，在历史、民族、地缘政治等诸多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甚至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就是在南共的一手扶植和帮助下成长起来的。1948年苏联与南斯拉夫之间发生冲突，铁托被逐出共产党情报局，恩维尔·霍查及时转变立场，积极追随斯大林，加入了对铁托的讨伐行列。[1]此后，苏阿两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955年华沙条约组织成立，阿尔巴尼亚是成员国之一。苏联在阿尔巴尼亚发罗拉建立的海军基地，成为华约组织在地中海上的最重要的据点。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随着苏联调整对南斯拉夫的政策，一贯敌视南斯拉夫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开始严重不满赫鲁晓夫与铁托进行政治调情。1961年2月，阿劳党四大召开，阿领导人在苏共代表团与会的情况下，指责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和独裁分子。赫鲁晓夫则于3月在华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指责阿方对发罗拉海军基地苏军的态度不好。苏阿关系急转直下，斗争日益尖锐，赫鲁晓夫相继做出了停止对阿无偿经济援助和撤出发罗拉基地苏联海军的决定。[2]同苏联关系恶化的阿尔巴尼亚转而与中共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旗帜下迅速团结到了一起。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和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上，阿劳动党成为中共最坚定的支持者。中阿关系趋向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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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时，巩固与苏联的团结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中共不能为过度维护阿劳党而牺牲刚刚用让步妥协换来的中苏关系缓和的新局面。因此，中共对阿尔巴尼亚的方针，一方面是“不要中苏关系好了使阿尔巴尼亚感到冷落”，“要照顾到跟阿尔巴尼亚的团结”；一方面是“也不要去包了，苏联压阿尔巴尼亚，我们就全部把阿尔巴尼亚包过来”。“不要把文章作绝了。但是也不要去批评它不策略”。[3]对苏阿矛盾始终保持了一种谨慎的态度，小心翼翼地避免卷入苏阿争执。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中共实际上一直在向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做劝说工作，竭力调和苏阿矛盾。既劝阿同苏联搞好关系，表示中国不插手对阿军援较好，应后发制人，要针锋相对地斗争，也要留有余地；又致函苏共中央，认为苏联从发罗拉海军基地撤退舰队“不适当”，“极不利于共同对敌斗争”，希望苏共中央改变这一决定，苏阿关系应通过协商途径得到解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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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苏两党之间的信息交流稳步进行。1961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召开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确定由赫鲁晓夫报告新的苏共纲领草案。2月，契尔沃年科大使向刘少奇通报了这次全会的情况。[5]接着，陈毅应苏共中央的邀请，在7月21日参加日内瓦老挝问题会议回国途经莫斯科时做短暂停留，与苏共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意见。契尔沃年科则在24日，苏联公布苏共新党纲草案一周之前，将厚达112页的俄文党纲草案连同中文译文一并交给了彭真和杨尚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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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纲领将苏共二十大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纲领路线进一步系统化，并且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新理论。在中共看来，这份文件可以说是苏共“修正主义形成完整体系的一个里程碑”了。[7]几个月前，中共中央听说赫鲁晓夫要搞新党纲后，为了拖住他不要在修正主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曾通过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向苏共二十大的纲领发起过一轮攻击。但是事态的发展不仅没有“挽救”赫鲁晓夫，反而是中共自己先搁置分歧、做出了让步。面对这个将会被拿来指导国际共运的完整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中共中央开始酝酿重开与苏共的意识形态斗争，只不过其切入的形式是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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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在华沙条约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第一书记会议上，以观察员身份列席的刘晓受中央委托发表口头声明，反对苏方拒绝阿代表团出席会议的做法，呼吁改变此项决定，遭到赫鲁晓夫的拒绝及指责。[8]中苏两党关系缓和的脆弱基础被触动。不过这只是碰碰而已，属于正常的矛盾冲突，中共对苏的既定方针并没有就此改变。故而，尽管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新的苏共纲领持否定态度，在苏共二十二大召开之前却一直没有公开说明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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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约见陈毅，提出：中国报刊没有对苏共纲领草案做出评论，这在外交使团里被看作中共领导人对此有自己独特的立场。陈毅当即反驳说：“这是无聊的谎言，没有任何根据。我们已经全文发表了纲领草案，并出版发行了单独的小册子。”陈进而解释道：“中共代表团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即将发表贺词，而在会议召开之前我们还有时间，可以更好地学习这份严肃而重要的文件。召集记者写几篇关于纲领的文章——这并不是难事儿，瞬间就能够办到，但是，没有经过分析和思考而仓促写出的文章，有什么价值呢？对于苏共党纲草案我们可能有的只是支持。此外，还应该考虑到，目前，中共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发展农业上，中国领导人几乎长期住在各省里，我们简直是没有时间处理其他重要的事情”。[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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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的解释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个托词，其实在8月23日至9月16日的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着重研究工业、粮食等问题的中共领导人、与会者及理论家们，也曾多次讨论苏共的新纲领。[10]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赫鲁晓夫全民国家、全民党理论的提出，无疑是公开打出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苏共已面临着从无产阶级政党蜕化成为资产阶级政党，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蜕化成为修正主义政党的严重危险。只不过，这时的中共中央仍然希望回避意识形态争论，在毛泽东的认识中，依然是只要不妨害原则的坚定性，一切策略的灵活性都是必要的，一定的妥协都是许可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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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既表示原则的坚定性，又维持策略的灵活性，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二大实际采取了一种迂回战略，即在这次大会召开之前、会议期间及其后，只正面阐述中共中央的认识和立场，对苏共纲领不做公开直接的批判；与此同时旗帜鲜明地维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反对苏共对阿进行政治制裁，以显示对阿劳党的支持，间接表明中共对苏共纲领的态度。而赫鲁晓夫似乎与毛泽东的思路不谋而合，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借攻击阿劳党代表团之名，行批评中共之实。结果一个是“挺阿射苏”，一个是“打阿射华”，手段不尽相同，反映了此时中苏两党的初衷还都是想将缓和的局面继续维持下去。于是，一场明争暗斗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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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末，邓小平在会见契尔沃年科大使时，为调和苏阿关系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他表示：苏阿双方“都不应该把事情做绝，应为调解留下某种余地”，说“中共和苏共之间也有大量争论，好在无论是你们，还是我们，都没把事情做绝”。但是，契尔沃年科通报的阿尔巴尼亚的一系列行动已经危害到华约成员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安全利益的情况，以及苏共破例不邀请阿劳党参加会议的做法，[12]已预示苏阿关系发展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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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苏前夕，周恩来在会见胡志明等越南劳动党领导人时谈道：这次我们去参加苏共二十二大，是去祝贺，我们的贺词除致贺外，还准备强调团结，强调反帝，这样强调对敌斗争有好处。[13]在代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同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赫鲁晓夫谈到斯大林时不仅措辞激烈，而且还用了一些粗鲁的形容语，如“斯大林是个坏蛋”，是个“白痴”、“傻瓜”、“刽子手”等。周恩来专注、耐心地听完这番谈话后并没有反驳，只是绵里藏针地说：“我们早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前就对斯大林有很大的意见。这些很大的意见是与他对一系列中国革命问题的评价有关的。在揭露斯大林的严重错误时，我们并没有把这些错误归咎于他，而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党的错误。我们把所犯的一切错误认为是我们自己的错误。所以我们不去谈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应对这些错误负责的问题。”[14]通过这次谈话，中共代表团应该对二十二大可能要对斯大林做进一步否定，有了精神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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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31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17、18两日，赫鲁晓夫先后做了苏共中央总结报告和关于苏共纲领草案的报告，阐述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问题；严厉批判斯大林，并点名批评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15]19日，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并宣读了毛泽东签署的贺词。他在讲话中指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的团结，是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义务。把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态度。这种态度，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16]周恩来的讲话赢得全场大多数人的掌声。而主席台上赫鲁晓夫等人没有鼓掌，受到全场注目，赫鲁晓夫为此“面红耳赤，表情沉重”。[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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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10月15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二大，赫鲁晓夫亲临机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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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扩大会议，由邓小平报告政治局常委对苏共二十二大的方针。[18]其具体内容目前尚未见有材料详尽披露，但据中共代表团在会议期间采取的迂回、暗中斗争的举措，可以认为这是一种灵活、克制、软中带硬的斗争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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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在中国国内，由《人民日报》同时摘要报道赫鲁晓夫的总结报告，全文发表周恩来的致词，既表示中共对苏共报告的重视，又申明中方强调团结的立场；[19]在莫斯科，21日由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拜谒列宁、斯大林墓并献花圈，上面分别写道：“献给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弗·伊·列宁”和“献给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约·维·斯大林”，以此对赫鲁晓夫在会上对斯大林的攻击做出回应。另一方面，周恩来在22日与苏共主席团负责人赫鲁晓夫、科兹洛夫、米高扬、安德罗波夫等人进行长达九个多小时的会谈中，只正面阐述中共对苏阿关系、苏共二十大、评价斯大林、苏共党内反党集团等问题的立场和态度，有限地批评苏共对阿劳党的做法，而不直接批评苏共纲领，不就意识形态分歧问题做面对面的争论。周恩来在分别会见胡志明、黎笋、金日成等兄弟党领导人时，也只是批评赫鲁晓夫对阿党的做法，不评述二十二大的报告和新党纲。[20]总之，注意避免为此与苏共发生正面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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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苏共方面也试图缓和中苏两党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的尖锐冲突。在同中共代表团的会谈中，苏共一方面表示：二十大后，中共的“声音对我们有很大的意义”，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好了”，“我们要走自己的路”；另一方面又保证苏共领导层重视维护苏中友谊和苏中两党的团结。赫鲁晓夫还利用22日的休会时间，邀请中共代表团共进午餐，两个小时中不谈政治问题，摆出息事宁人的姿态。会议期间，苏方虽然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对中共进行影射攻击，但在用语上还是注意分寸并留有余地。[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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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苏共二十二大提出的纲领路线毕竟与中共的立场观点差距太大，周恩来在会上发言后，对中共的指责声不断，于是，周恩来决定提前回国，以示表态。中共采取的这种回应措施，其主旨还是要在回避正面尖锐冲突的同时，表示中共依然坚持在重大理论问题上的原则立场。23日，周恩来以要回国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由向苏方提出提前回国的要求，并指定彭真为代理团长。赫鲁晓夫对此虽心中不快，却也只能按照国际惯例去机场为周恩来送行。[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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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周恩来乘专机回到北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人到机场迎接，以此政治色彩浓厚的行为，向苏方表明中共领导人的不满情绪和态度。苏达利柯夫临时代办就此事向莫斯科通报说，与此前类似的迎送惯例不同的是，这次苏联大使馆的代表没有被安置在机场的政府休息厅里，而是被礼貌地送到只有中国外交部官员余湛所在的房间中。迎接周恩来的仪式异常隆重。周恩来显然没有料到毛泽东会亲往机场迎接，当他走下飞机看到毛泽东时感到吃惊，毛泽东极其热情地向他问好。在同到机场的苏联官员打招呼后，毛泽东没有说任何在这种场合应该说的，哪怕是一般性的话，只有刘少奇说了几句礼节性的话。苏达利柯夫评价说：众所周知，毛泽东很少在人民中间露面，几乎没有迎接和欢送过任何人。他能够到机场迎接周恩来，被人们认为是打算显示对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的行为的支持，这给周提前回国的行动赋予了特别的意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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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周恩来回国后，中共代表团虽然在会上与苏共代表团进行了一般性辩论，但在参观活动中，继续避免涉及两党的政策分歧，主要还是讲友好团结。彭真认为向群众讲话应和会议讲话不同，气氛要和缓一些。[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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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会议的决定，《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20日发出的谴责赫鲁晓夫的声明。而赫鲁晓夫随即在27日的大会总结发言中指出：周恩来同志在讲话中对在大会上公开提出阿苏关系问题表示不安。据我们的理解，他主要的是担心苏阿关系的现状可能影响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我们对中国朋友们的不安具有同感，珍视他们对巩固团结的关心。如果中国同志们愿意出力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同各兄弟党的关系正常化，那么，未必有谁会比中国共产党能更好地促进这一任务的解决。[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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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赫鲁晓夫在大会闭幕词中就和平共处、帝国主义性质等问题不点名地与中共进行辩论，驳斥中共领导人的指责，以批评“不可救药的教条主义者”、“顽固的莫洛托夫分子”影射攻击中共。[26]大会通过了新的苏共纲领，并在通过的《关于弗·伊·列宁墓的决定》中提出：“在墓中继续保留约·维·斯大林的水晶棺是不适宜的”。[27]针对这种情况，10月30日，毛泽东在钓鱼台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还是决定对此默声抗议，不写文章。[28]彭真也在离开莫斯科回国之前指示刘晓说：尽管两党争论很激烈，但两国关系还要保持友好，应多做一些友好工作，不要把形势弄得太紧张，使得没有回旋余地。中苏关系还在变化中，改善关系的因素仍然存在着，因为两国都有此需要。[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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