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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1702868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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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第四章 国际共运分裂与中苏走向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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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人1965年后，中苏两党围绕莫斯科三月会议和援越问题展开了新的冲突。斗争的中心，前者涉及国际共运的领导权问题，以此次会议为标志，国际共运正式分裂。中苏两党关系藕断丝连，到1966年3月中共中央拒绝参加苏共二十三大，[1]两党组织关系中断。后者则关系到谁能掌握对越南问题的主导权。中国不能容忍苏联控制对越南问题的发言权，因此在援越问题上实际排斥苏联，双方在援越物资从中国过境等问题上矛盾冲突不断。而勃列日涅夫执政后调整对越政策，改脱身为插手，加强援越特别是武器援助，使得苏越关系趋向紧密，苏越结盟的前景使中国南部处于一种新的不安全的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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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文化大革命”运动渲染出浓重的反苏氛围。而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破裂后，随着边界问题的愈益政治化，领土纠纷作为一种新的军事冲突导因，成为两党两国领导人决策中的一个砝码，影响了两国关系的前途。中苏边界冲突逐步升级，1969年爆发了珍宝岛武装冲突，两国关系趋向紧张，一度濒临战争边缘。中苏双方在边界问题上，从谨慎、克制，逐渐发展到主动反击、军事对峙。毛泽东着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到1970年初中美关系解冻，中国开始联美抗苏，中苏两国关系最终转入敌对状态。中苏同盟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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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莫斯科三月会议与国际共运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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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毛泽东看来，在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了”，站在左派方面的只有很少数几个党、十几个党，[2]但是，随着中苏两党意识形态论战的展开，国际共运中几乎所有的党里都有毛泽东的追随者。由于毛泽东在处理党际关系时，主要是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的左派联合，依靠左派党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支持各国的革命斗争，支持世界革命，中共实际已成为另一个政治中心。加之左派队伍不断壮大，粗具阵营的规模，国际共运由此呈现分裂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已下定了另立门户的决心。对他来说，既然苏共是修正主义政’党，世界上大多数共产党也已经变修，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同流合污了，那么国际共运的内涵实际也已发生变化，中国党应该转而率领左派党支持亚非拉国家的反帝革命斗争，开辟国际共运的新天地，确立起中共作为世界革命领袖的地位。以此，正式向赫鲁晓夫对国际共运的领导权提出挑战，并且将分裂的责任推给赫鲁晓夫承担，只是时机的选择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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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中共中央在1964年2月29日答复苏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来信提出的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建议时，不同意在当年秋天召开国际会议，主张先举行阿尔巴尼亚等17个国家兄弟党代表会议，为全世界兄弟党代表会议做进一步准备；后又在5月7日复函苏共中央，反对其3月7日信函中提出的扩大筹备会议的成员，即由1960年莫斯科声明起草委员会的26国党共同参加的意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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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苏共中央6月15日复函指责说：你们提出的反对召开会议的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你们断言，国际会议以及中苏两党代表的会谈，只会“吵架一场，无结果而散”，“公开分裂，各走各的路”。而只有自己决心把事情引向分裂的人才会这样提出问题，才会事先预言会议将导致分裂。复函强调：生活完全证明了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确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动，召开新的国际会议，补充和发展宣言和声明的思想，分析和解决新的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因此，中共中央长久推迟会议的建议，令人不能接受。复函认为中共推迟召集会议的真正原因在于打算拼凑一个顺从北京的集团，指望在此期间增加支持者的数量，为自己在将来的会议上的条件。复函并批评中共中央把参加会议的成员问题也变成了分歧的课题，表示坚决反对中共领导人要求在国际共运中占有特殊地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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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中共拖延举行国际会议的真正目的是否在于为获取更多同盟者争取时间，苏共的评论起码反映出了一个事实：如果按照苏共中央的思路召开新的国际会议，以中苏两党所拥有的支持度来讲，其结果必然是继续以苏共纲领为国际共运各党所共同遵循的总路线。在毛泽东看来，这样的会议必将重演各党代表谴责中共的历史，甚至采取集体措施，把中共开除出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5]这种情况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的。既然他已做出了另立门户的抉择，也就自然而然地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策略，即我们现在要采取激将法，激他开，激他承担公开分裂的责任。[6]随即，毛泽东部署中共中央予以答复。而在7月28日回复苏共中央之前，他不仅多次修改复函，而且还在信的结尾处特别加写了两段话：“你们既然下定了决心，大概就得开会吧。如果不开，说了话不算数，岂不贻笑千古吗？这叫做骑虎难下，实逼处此，欲罢不能，自己设了陷阱，自己滚下去，落得个一命呜呼。不开吧，人们会说你们听了中国人和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劝告，显得你们面上无光。要是开吧，从此走入绝境，再无回旋的余地。这就是你们修正主义者在现在这个历史关节上自己造成的绝大危机。你们还不感觉到吗？我们坚信，你们的所谓大会召开之日，就是你们进入坟墓之时”。“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愿意再一次诚恳地劝告你们，还是悬崖勒马的好，不要爱惜那种虚伪的无用的所谓‘面子’。如果你们不听，一定要走绝路，那就请便吧！。”[7]赫鲁晓夫这个人脾气暴躁，一触即跳。果然，事隔一天，如毛泽东所估计的，7月30日苏共中央即做出回应，复函强调指出：1957年莫斯科会议已一致通过决议，委托苏共在与各兄弟党协商的条件下负责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通知中共中央：考虑到绝大多数兄弟党已经明确表示的意志，将于12月15日召开26个兄弟党起草委员会会议。复函强硬地表示：即使26个党中任何一党在上述期限之前不派出自己的代表，委员会也应该开始工作。在毛泽东的激将下，赫鲁晓夫摆出了决心开会的架势。尽管苏共继续声明召开会议的目的不是为了对谁进行谴责，把谁革除出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而是找出使所有兄弟党联合起来的共同的东西，寻找克服分歧的途径，但是对于中共来说，目前的问题已不是要克服分歧，而是应该把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政党从国际共运中清除出去。于是，中共中央旋即回函，坚决拒绝苏共的意见。毛泽东并在8月19日召集会议，再次讨论此事。面对与会者表达的即使只剩下中国党和阿尔巴尼亚党两个党，中共也绝不参加26党筹备会的态度，毛泽东说，我党采取这样坚决的立场，可以使左派兄弟党更加坚定。若欲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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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处于僵局的时候，克里姆林宫发生政变，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下台。如前所述，毛泽东率先提出与苏共新领导人进行接触的建议，并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共中央举行会谈，试图利用苏方这次政权更迭的机会，一方面推动勃列日涅夫等人彻底否定赫鲁晓夫的路线纲领，一方面以主动寻求新的团结的姿态，摆脱中共与国际共运分裂的干系。但是，马利诺夫斯基事件，以及中共在会谈中所坚持的要苏共改弦易辙的立场，使这次谋求改善关系的两党会谈以失败告终。事实上，就毛泽东而言，这次对苏共领导集团进行的以推其向中共方针靠拢为目的的火力侦察，与其说是尝试寻求达成新的和解，不如说是在为中共继续沿着传统的国际共运轨道前进做最后的努力。即如果苏共新领导人能够拋弃赫鲁晓夫的包袱，使国际共运出现以中共纲领为指导的前景，则中共将留在共运内，引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沿着毛泽东认为的正确路线前进；否则，中共将退出国际共运，另起炉灶，领导亚非拉人民从事世界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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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苏中两党会谈中周恩来表示的坚决反对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及其筹备会议的强硬立场，以及会谈破裂后中方舆论宣传中所传达的封死这次会议的信息，[9]勃列日涅夫也无可避免地陷入了当年赫鲁晓夫曾经遭遇的两难境地：如果因担心再次触动中国而决定取消开会，那么苏共作为国际共运首领的形象就会大失光彩；可倘若继续召集会议，便要冒中共大发雷霆，联合一些党共同抵制会议，令国际共运陷于分裂的风险。由此，解决的办法似乎只能是继续召集会议，同时降低调子，向中国暗示苏中两党的分歧既非致命，也非不可弥合。于是，苏共领导人决定将原定12月15日举行的26党起草委员会会议推迟到1965年3月1日举行，同时建议把会议改为协商会晤，会晤的性质和任务更改为各党代表团不再担负起草委员会的职能，不从事起草未来国际会议的文件草案，不确定未来会议召开的期限。会晤的目的是相互协商，呼吁参加1960年会议的所有兄弟党集体努力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行动。随后，苏共先同保、匈、波、德、捷东欧五党在华沙讨论通过了三月会晤的新方案，随后又征得澳大利亚等十国兄弟党代表的同意。古巴、意大利、英国三国党同意与会。越南劳动党领导人声明，他们对于此次会晤“没有看到任何不好”，但还是不能参加。朝鲜劳动党领导人也表示不同意参加会议。罗马尼亚工人党领导人则没有表示希望参加会晤。苏共中央并向参加过1960年莫斯科会议的所有兄弟党的领导人通报了有关情况。[10]总之，苏共作为国际会议的召集人，避免国际共运的分裂，回避为召开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制定纲领的惯例，以平等协商的态度征求各兄弟党意见的表面文章，还是做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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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11月27日契尔沃年科大使向中国外交部刘晓副部长转递苏共中央11月24日致中共中央函，通报推迟会议的决定时，却不啻是在向中共下达最后通牒。针对苏方关于举行会议不是苏共中央坚持，而是苏共中央在同兄弟党协商后表达他们的意见的说法，刘晓和参加会见的中联部副部长王力以论战的激情予以驳斥，指责苏共新领导继续强加于人，继承了赫鲁晓夫分裂主义的政策。[11]毛泽东则在翌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表态说，他们要开就开，让他们去开，我们正盼他们开，让他们掉到深渊，自掘坟墓。[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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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2月11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苏联总理柯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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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2月初，柯西金在访问越南前后两次在北京逗留。周恩来同柯西金举行会谈，双方为避免国际共运的分裂做了最后的努力。而毛泽东在2月11日会见柯西金时说：我们周总理同你谈过，他劝说你们不要开3月1日那个会。我倒赞成你们开，但我们不参加；并劝苏方不要再将会议改期，不要把起草委员会会议改为协商会晤，说：如果你们再改期，或者说不开，对你们不利，丧失威信。你们索性开起草委员会吧。这个会一开，那就有文章好做了。你们老是不开，老是延期，这样做，对苏共形象不好。我是顺着你们的，我是赞成你们开会的。毛泽东并提出要反修正主义、教条主义一万年。针对柯西金关于中苏两党如果常见面，有些问题可以提前解决，用不了一万年的看法，他表示，可以从一万年减到九千年，这是我们最大的让步了。关于召开兄弟党会议的问题，毛泽东的实际态度是：过去我们讲过要迟四年五年再开，现在看来不行，还要往后推迟，加一倍吧，要过八年十年再看。现在时机不成熟，因为问题还没有展开争论，要把是非讲清楚才能开会，这得有准备时间。[13]毛泽东这个表态，在勃列日涅夫看来就是要继续坚持让所有兄弟党无条件接受中共1963年6月提出的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25条建议，直接向莫斯科显示了要与苏共在国际共运领导权问题上一争高低的决心，从而最终打消了苏共缓和同中共关系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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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在美国将侵越战争升级的背景下，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举行，被邀请与会的26个兄弟党中，有19个党到会，中国、阿尔巴尼亚、越南、印度尼西亚、朝鲜、罗马尼亚、日本等7个党拒绝参加。[14]会晤中各党之间存在分歧，有的要求苏联立即和共产党中国和解，有的申斥苏联对共产党中国采取犹豫不决的态度。[15]在讨论起草公报时，关于举行世界各国兄弟党国际会议问题，意共代表主张只应提为未来国际会议的召开创造有利的条件；英共代表则坚持说准备召开国际会议的最重要条件是苏中两党举行会晤和关系正常化。意共代表并对公报提及莫斯科宣言和声明保留意见，认为这些文件的某些原则已经过时。与会者主张，为了讨论新的会议的召开问题，应先进行预备会议，参加者是参加过1960年莫斯科会议的81国党的代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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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会晤最终还是一致通过了两个文件：关于越南事件的声明和会晤公报。在对当前形势看法和反帝斗争问题上，与会者一致表示声援越南人民和越南劳动党，声援同帝国主义侵略进行斗争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会晤公报号召各国共产党人要把注意力集中到反帝的“迫切任务”上来，“支持越南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支持各国人民革命”，“团结反帝”、“共同行动”。公报指出：“在为共同目标而斗争中，即使在政治路线和许多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存在分歧，也能够而且必须做到统一行动”；并宣称“主张停止对兄弟党具有不友好和侮辱性质的公开论战”，“反对一些党干涉另一些党的内部事务”。会晤并制定了关于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提案，规定：通过集体努力改善各党之间的相互关系，利用双方会晤和多方会晤以及其他的政党之间相互联系的形式，停止相互攻击和非同志式的公开论战。[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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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晤对于新的苏共领导人来说，最基本的成果就是参加会议的共产党都表示决心为在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确定的路线基础上加强国际共运的统一和团结，做出自己应做的一切。[18]通过这种表态，苏共看到了保住自己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的前景。而对于中共来说，这次会晤则产生了影响中共在国际共运中形象和地位的几点不利的因素：其一，会晤选择于美国加紧侵略越南步伐之时召开，形成了支援越南抵抗美国的共同文件，号召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采取一致行动援越抗美。苏共由此率先在最直接现实的援越行动中打出了反帝、支援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的旗帜。这就把中共推到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要么响应苏共的号召，服从苏共的领导；要么继续与苏共论战，把中苏两党分歧置于国际共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共同利益之上，使自己的反帝旗手的形象大打折扣。其二，会晤不再承担起草委员会的任务，而是制定了加强团结的提案和具体办法。莫斯科借此既造成了国际共运总路线继续以苏共纲领为核心的事实，又渲染了苏共的平等协商作风，进而将促进国际共运团结的旗帜掌握到了自己的手中。中共由此陷入被动，实际背负起了违背自己所接受的共同纲领、分裂国际共运的名声。这种状况，使中共做出了强烈的反应，给莫斯科三月会晤戴上了“非法的”、“分裂会议”的帽子，并部署撰写文章进行批判，紧锣密鼓地展开了与苏共新的意识形态上的激烈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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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下午，在会晤于3月3日公开发表反对美帝侵越的《关于越南事件的声明》不到24小时，以及苏联政府同越南政府讨论实际步骤之时，莫斯科亚非拉国家留学生和苏联学生在美国驻苏大使馆附近举行反对美帝武装侵略越南的示威游行，与维持秩序的苏联军警和马队发生冲突，一些学生被逮捕和打伤，其中中国学生被捕1人，被打伤30余人，重伤住院者9人。中国驻苏大使馆于5日向苏联外交部发出抗议照会，《人民日报》迅即报道此事件并全文发表了照会。[19]消息传至中国国内，各地群众纷纷要求对苏联镇压留学生事件采取抗议行动；中共则借这次事件，攻击苏联是假反帝，是在迫害参加反美斗争学生的同时，奴颜婢膝地向美帝国主义赔礼道歉。[20]由此，迅速掀起了一波反苏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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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在会晤结束的3月5日，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又发出了对此次会议如何表态的通知，明确提出，在对外谈到这个问题时可表示：其一，这个会议就是赫鲁晓夫原定召开的那个分裂会议，尽管改换了名称，它的实质丝毫没有改变。其二，这个会议是非法的，中共决不承认。苏共片面召开这个会议，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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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的公报》公开发表。[22]3月12日，苏联《真理报》发表题为《走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重要步骤》的编辑部文章，高度评价三月莫斯科协商会晤的成果。德、波、捷、匈、保、蒙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法、意、英等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也在3月11～17日纷纷发表社论、文章，肯定这次会晤及会晤公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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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苏共掀起的加强共运团结的宣传声浪，中国加紧了继续反击的步伐。3月11～18日，毛泽东亲自修改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提出：苏共领导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软硬兼施，七拼八凑，总算是开了一个支离破碎的会议。这个会议，充满着凄凉和零落景象。它是一个分裂的小小的会议。苏共新领导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出的某些口号接过去，企图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他们已经有了变化，似乎已经不同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了。这种情况，同美帝国主义将苏共领导的一些主要口号接过去，何其相似乃尔！毛泽东强调：必须继续揭露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本来面目，最大限度地把现代修正主义者孤立起来，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24]毛泽东并于19日在武汉会见爱泼斯坦等外国专家和一些亚洲兄弟党代表，就这篇文章征求意见时，赞成他们提出的，文章还可以多讲一些团结的话，把团结的旗帜拿在我们手里，要更多地强调团结大多数，强调亚非拉美人民的革命团结的意见，指示文章修改时突出强调一下团结问题。此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这篇文章。[25]中央办公厅等则于3月12日联合发出通知说：即将由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的评论莫斯科分裂会议的文章，是中共中央指名批评苏共新领导继续执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文件，要求中国驻外机构、全国各地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以及部队组织学习和讨论。[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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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人民日报》以《评莫斯科三月会议》为题发表了这篇文章。文章强调指出：三月会议“是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文章集中揭露苏共领导所谓“三假三真”的面目，即“假反帝、真投降，假革命、真出卖，假团结、真分裂”；并将出席会议的代表分成几类，评论说：参加分裂会议的19个单位也是矛盾百出，四分五裂。文章奉劝苏共新领导，“何必要把赫鲁晓夫遗留下来的枷锁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呢？为什么不可以改弦更张呢”？文章明确提出了实现国际共运新团结的条件，那就是：公开宣布一切关于召开分裂会议的命令都是错误的、非法的，公开承认非法地召开分裂会议是错误的；公开地、郑重地向全世界共产党人，向全世界人民承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都是错误的；公开承认在赫鲁晓夫主持下，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修正主义路线和纲领是错误的；公开承认苏共领导反对中国、阿尔巴尼亚、日本共产党和其他马列主义政党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公开保证今后决不再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错误，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上来，回到1957年宣言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轨道上来。不解决这些原则性的问题，去掉这些设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道路上的严重障碍，什么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停止公开论战、兄弟党国际会议，全部是空谈。与此同时，中国广播电台用多种语言，包括俄语播出了这篇文章。[27]中国党的矛头所向已不再是国际共运不能以苏共纲领为各党共同遵循的准则，而是直指其内政，要求苏共承认自己的党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大政方针是错误的。苏共只有自己打自己的脸，才能换来共运团结的新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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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当莫斯科把三月会晤看作对国际共运的团结和一切革命力量的团结事业的重大贡献，希望借此重树苏共对国际共运的绝对权威时，中共的强硬态度，及其对苏共新领导集团的猛烈攻击，也不啻于在下“最后通牒”。三天之后，苏斯洛夫即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所作的协商会晤总结报告中，谴责这篇文章说：中共领导人完全丧失了理智，他们要求我党承认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决议中和苏共纲领中集体提出的总路线是错误的；对兄弟党充满了侮辱性的词句，指责它们是“修正主义”、“叛徒”、“两面派”等。这只能被看作想重新发动激烈的反对苏共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冷战”。苏斯洛夫表示，苏共中央、全党和全体人民坚决反对中共的这种蛮横态度。全会通过了《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总结的决议》，指出：会晤是在加强国际共运团结道路上迈出的重要的一步。苏联共产党同意会晤参加者的结论，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削弱了它的团结，给世界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事业带来了损失。在当今形势下，特别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恢复它的队伍的统一。[28]只是，苏共及其支持者根本不可能接受中共开出的恢复统一的条件；特别是会晤既然主张新的国际会议预备会要由第二次莫斯科会议的81国党代表参加，其结果就必然是只要中共等党不出席，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就无法举行，只能无限期地拖延，等待中共的同意。这其实已造成了决定召开世界兄弟党大会的不是苏共，而是中共的既成事实。故而，会晤关于重新整合队伍的呼吁和规定注定了只能是一纸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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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莫斯科三月会晤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式分裂的标志。从这以后，以中共为首的左派队伍同以苏共为首的队伍展开了新的意识形态论争。中共再也没有参加过由苏共召集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国际共运也再也没有出现过世界近百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举行统一大会的盛况。一年以后，1966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回复苏共中央的邀请，拒绝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中苏两党的组织关系中断，两党彻底分道扬镳。此后，中苏之间的联系再也没有党际关系的痕迹了。这种情况就一般国际关系而言，可以说是回归正常；但是，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和国际共运运行机制的角度看，便显得十分“不正常”了。总之，事实正如西方媒体所评论的，“共产党人可以高喊‘团结，团结’，但是现在并没有团结，也没有团结的前景”。[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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