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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124 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1702868534]
1702875125 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第四章 走向“正常化”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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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127 1985年是中苏关系正常化关键性的一年，其标志是当年秋季中国领导人在三大障碍问题上做出重大的决定。首先，中国领导人将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作为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条件，这凸显了中国领导人贯彻安定南疆战略的决心，以及他们对苏联威胁的认知趋向缓和。其次是邓小平将两国领导人高层互访作为正常化的标志。这些表明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都在发生重要的变化，中苏关系正常化政策的重点已经转向追求地缘政治的目标，具体地说就是明确地利用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为根本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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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129 戈尔巴乔夫上台导致苏联内外政策出现巨大变化。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在涉及对外政策部分中的不少内容与中苏关系有关，这些内容回应了中国方面关切的几乎所有基本问题。其中反映苏联领导人思考中苏关系的深度和高度最为关键的一句是：“首先我们是邻国，我们之间有世界上，最长的陆地边界，因此就决定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要‘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戈尔巴乔夫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表达了对中苏关系带有根本性的认识。这是中苏关系正常化最基本的动力，也是中苏关系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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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131 中苏高层在中苏关系问题上认知的逐步接近，最终导致双方在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和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上终于达成协议，从而清除了两国关系正常化中最后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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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133 第一节 打破政治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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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135 1985年是中苏关系正常化关键性的一年，其标志是当年秋季中国领导人在三大障碍问题上做出重大的决定。从目前中国公布的一些间接的历史文献中可大致看出，邓小平有可能是在1985年春开始考虑有关问题的。是年4月18日，邓小平在与英国前首相希思会谈时提出，在消除三大障碍的问题上，苏联可以先做说服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一条。他说：“苏联人比较容易做而无任何损失的是，让越南人从柬埔寨撤出去。”[1]从目前可以看到的直接或间接的历史文献中可知，这是他首次亲自表达苏联可以先从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做起。如前所述，中方在副外长级政治磋商的首轮会谈中即提出这个建议，不过后来中方在两国不同层级的交往中，对这个问题曾有过一些不同表述。这表明最初提出该建议未必是最终的决定，或者未必有明确的战略优先考虑。包括邓小平本人在谈到三大障碍时，曾经将苏联在中苏和中蒙边境地区大规模驻军放在首位，而且在谈到苏联消除三大障碍可以分几步走时，并没有提出确定的顺序。[2]此次邓小平本人亲自提出这一问题，表明中国领导人对有关问题的思考在发生变化。当然，这些依据间接文献的分析都需要档案公布后才能最终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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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137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他在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就表示，苏联希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能有重大的改善，并且认为，只要双方都愿意，这是完全可能的”。[3]中方很快就做出回应，派遣副总理李鹏前往莫斯科，参加契尔年科的葬礼。中国领导人在代表团行前已经决定，李鹏争取在适当场合会见戈尔巴乔夫。根据李鹏日记记载，3月12日晚，他在从机场到下榻旅店的途中，向前来迎接的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罗高寿表明，如能见到苏联领导人，他将有信息转达。值得一提的是，李鹏到莫斯科后，拒绝了当时也到莫斯科的美国副总统布什和国务卿舒尔茨的会谈约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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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139 3月14日下午，李鹏会见了戈尔巴乔夫等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会谈中说，中苏关系改善不能只局限在经济，要谈政治，提高对话的级别。李鹏则表示中苏不可能成为盟友，但可以成为好邻居、好朋友。中方参加会谈的人回忆说，戈尔巴乔夫还说希望中苏关系能获得“重大改善”。根据李鹏日记的记载，双方此次会谈并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共识。[4]客观地看，如果与其前任相比，戈尔巴乔夫此次谈话的内容并无特别之处，不过接见李鹏这一行动表明，他将继续遵循安德罗波夫时期的比较积极的对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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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141 如果按照时间的顺序，前述邓小平4月与希思的谈话可以看作对戈尔巴乔夫表示希望改善中苏关系的一个回应。不过，邓小平在发表这番谈话的前一天，还在同到访的比利时首相弗里德·马尔滕斯谈到苏联对欧洲的威胁。邓小平在与希思的谈话中明确表示：消除三大障碍可以有先后，但都要消除，因为那样做“就是要解除对我们的威胁”。[5]中国领导人当时很有可能认为，苏联还没有改变扩张政策。可以说，在推动中国领导人调整对苏政策方面，苏联政局变化和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所起的作用是间接的，而且也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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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143 中国领导人终于迈出新的一步是在当年秋天。10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时，请后者给苏联新任总统戈尔巴乔夫带口信，进一步提出在三大障碍中苏联只要在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与中国达成具有可信性的谅解，他本人或胡耀邦总书记愿意同戈尔巴乔夫举行峰会。他说他甚至可以破例，到莫斯科去与戈尔巴乔夫会见。[6]邓小平的这个口信还显示了中国有关政策的两个重要变化，即将正常化进程与苏联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直接挂钩；以及以中国最高领导人访苏作为对苏联协助解决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的回报，以增加促使苏联做出决定的压力，也可以说是增加对戈尔巴乔夫改变政策的诱惑力。在时隔三十年后实现中苏首脑峰会，对任何有欲望成为伟人的政治家来说都是值得向往的，对戈尔巴乔夫这样个性的人恐怕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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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145 中方将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作为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条件，一方面凸显了中国领导人贯彻安定南疆战略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从逻辑上分析也表明，中国领导人这时已经基本确定，苏联在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的军事力量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中国直接面临的安全威胁，至少他们不认为苏联有入侵中国的意图，所以他们不再视苏联威胁为中国的首要安全关切。这种看法何时开始成形值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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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147 在贾丕才1983年9月访华期间，国际舆论便分析指出，贾丕才曾经向中方提出双方可谈判解决双方军队从边境地区各自后撤的问题。这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安德罗波夫在贾丕才访华前发表的有关谈话即提出，可以同中方谈判“共同制订和实施在苏中边界地区的信任措施”。[7]当时一些分析家也注意到，蒙古领导人泽登巴尔在谈话中表示：“苏联在蒙古暂时驻军”并不是通向改善中苏关系之路上的障碍。[8]这被认为是苏联政策的一种反映，即蒙古并不反对苏联从中蒙边境地区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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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149 安德罗波夫提出这个建议很可能是为了改善中苏关系，选择性地回应中方的部分关切，因为双方军队在边境地区脱离接触这类信任措施最初是中方在1969年9月两国总理机场会晤中提出的。当时周恩来建议：“在有争议地区，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柯西金当场表示赞成，但后来柯西金在回函中唯独未就此建议做出书面承诺，甚至连说明都没有。[9]这一次是中方并不打算松动立场。《人民日报》在贾丕才离开北京的当天即发表评论，要求苏联撤出在亚洲部署的SS-20导弹。评论指出，中方所说的撤退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的军事力量“当然也包括导弹在内”，因为这些导弹“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构成了威胁”。[10]中方这时提出苏联销毁在亚洲部署的导弹，显然是为了贯彻反苏国际统一战线，配合美方在欧洲中导谈判中的立场。至于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到底是何种程度的威胁，并不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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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151 此外，邓小平将两国领导人高层互访作为正常化的标志，从以往的情况看，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为苏联消除三大障碍开出的具体回报。这时戈尔巴乔夫上台时间不长，在国内和党内的政治地位并未稳固，可以设想中方提出这样的建议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是值得向往的，因为如果能如此大幅改善中苏关系，有利于巩固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权力。总而言之，按照邓小平的这个口信，妨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即苏联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越南可以做到，邓小平本人甚至以访问莫斯科作为条件，敦促苏联新领导人做出政治决断。这一明显而且巨大的变化表明，中国领导人有意更加积极地利用中苏关系正常化，达到结束印度支那地区冲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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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153 中国政策发生如此变化的原因需要深究。从消极的方面看，在中苏关系持续改善的情况下，中国方面的确已经有必要突出“正常化”的政治含义，以避免关系到中国战略利益的三大障碍问题被边缘化。当然，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表示愿意进一步改善中苏关系，也是一个因素。不过导致中国领导人决心进一步调整对苏政策的最主要原因仍然是在中国的内部，主要是中国发展战略的新发展，特别是中国领导人对涉及对外政策的重大问题的思考在这个时期出现了飞跃式的变化。这些思考自1978年以来从未中断，积累到1985年夏季出现了重大的转折。1980年代中期，邓小平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个主题的思想。[11]这是中国领导人在认识“时代”问题上的一次巨大变化，它彻底否定了中共在所谓“时代”问题上长期坚持的主要观点。与此相联系的是，继1983年军队精简机构之后，中国决策层大致从1984年春夏开始，酝酿实施规模达百万人之众的大裁军。是年11月1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宣布裁军一百万的决定，并为此阐述了不可能爆发大战争的观点。[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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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155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百万裁军方案和精简后的军队改革和编制。这样内容和规模的会议，不大可能是在戈尔巴乔夫上台的1985年3月才开始筹备的。这次会议做出了三个至关重要的决定：（1）国防建设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考虑其轻重缓急，意即军费在国家预算中总的比重将进一步下调；（2）对解放军进行精简，即实行百万人规模的大幅裁军；（3）在对外政策方面，彻底放弃反苏国际统一战线的方针，并确定不再以“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为基础设计中国的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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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157 会议期间，邓小平明确地概括了一段时间以来中国领导人的重要思考和结论，其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和这次会议的决定，对中国的对苏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邓小平在6月4日与有关领导人的谈话中说，经过几年仔细观察和思考，中国决策层已经完成了“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这句话可以被合理地延伸为，苏联的威胁也并不像以往被认为的那么严重。第二个转变是放弃反苏国际统一战线政策，不在所谓“美中苏战略大三角”的思维框架中制定中国的对外政策。[13]邓小平的这次谈话意义重大，它可以被看作中国退出冷战的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其实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实行国家战略的根本转变后，中国的对外政策一直纠结在为所谓两个目标服务的矛盾中，用当时人的话讲就是“既服务于消除现实威胁、反对霸权主义的战略，又有利于为实现现代化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这一战略目标”。[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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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159 差不多从这个时候起，中国领导人越来越频繁地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已经放弃以反苏国际统一战线作为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并希望在建立多元世界政治秩序的认知的基础上改善中苏关系。邓小平在会见奥地利总统鲁道夫·基希施莱格时明确承认，毛泽东后期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也有缺陷”。[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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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161 另一个需要重视的因素是，在这个时期，中国领导人大致形成了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基本规划，即争取经过七十年的努力，在21世纪中期使中国的发展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邓小平说中国“希望有七十年的和平”。[16]这种对未来的思考很有可能是促使邓小平本人下决心根本改变中国的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关键性动力。以上所述可以说是根本性的认知变化，必然会影响中国领导人对中苏关系的思考，后来的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尽管迄今还无法得到足够的历史文献来更深入完整地分析和呈现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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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163 除了上述中国内部的变化，中美关系的发展和印度支那形势的变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是中美关系这个时期的变化与发展产生了复杂的影响。1982年夏季中美签订“八一七”公报后，中美关系并没有立即稳定下来，双方在诸如第二个纺织贸易协议、湖广铁路债券案、胡娜政治庇护事件、美台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不断发生纠纷和冲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3年秋季。安德罗波夫执政期间中苏关系有所进展，很难说与同时发生的中美关系动荡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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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165 1984年初到5月，中美两国高层领导人实现了互访。中国领导人利用中美高层互访的时机，促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进一步明确的承诺，从而为中美关系进一步扩展创造了更宽松的政治环境。美国总统里根5月访华后，中美关系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特别是双方的军事合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根据前述钱其琛回忆的逻辑，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会使中国领导人相信，中国正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可以更加主动和自信地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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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167 不过，中美关系对中国处理中苏关系的影响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方面，中国领导人相信，中美关系逐步趋于稳定并开始向更为全面的领域快速发展，为中国处理中苏关系造成了有利的条件。他们相信已经有条件更加积极主动地处理中苏关系。另一方面，中美关系的发展也对中国领导人处理中苏关系形成了牵制，至少中国领导人认为可以更加从容不迫地与苏联打交道。从实际情况看，中国领导人更为坚定地要从中苏关系正常化中获得战略利益，因为当时从苏联那里确实也得不到其他什么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东西，何况过于积极地快速改善中苏关系，还要冒损害中美关系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领导人一再向美方解释，中苏关系不可能再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状况，中国不会再同苏联结盟，也不是在美苏之间搞平衡政策，而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方面会继续同美国合作。顺便指出，牵制中苏关系使之不要发展太快，本来也是里根政府决定调整对华政策和改善中美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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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169 1985年夏，中国对外政策转变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也反映在中国政府开始调整对印度支那的政策上。从目前公开的文献看，这一政策调整可能是以“安定南疆”为主要目的，争取尽快结束越南侵略柬埔寨的战争和恢复印度支那地区的稳定与和平。这同中国发展战略的内在需求是协调一致的，中国不可能在全力以赴地追求现代化目标时，继续无限期地接受印度支那的战争状态并使自己卷入其中。“安定南疆”的战略思考会直接影响到中国领导人对三大障碍问题的态度，邓小平请齐奥塞斯库向戈尔巴乔夫转达的口信凸显了中方要尽快彻底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迫切愿望，毕竟中国同越南的边境军事冲突仍在持续，这不仅在干扰中国的发展战略，而且柬埔寨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中国长期被拖在其中会损害自身的国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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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171 中国的政策调整并不是一相情愿的，印度支那地区形势在1985年夏季的确出现了重大的变化。首先是越南因为深陷侵略柬埔寨的战争，给国内经济和其他方面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困难，越南领导人已经显露出通过外交和政治途径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意向。当时国际舆论对越南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做了相当悲观的分析，甚至认为越南由于入侵柬埔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从黎笋去世后越共中央很快开始在党内检讨和批评黎笋在世时的经济政策这一情况看，越共内部很有可能已经存在严重的不满和矛盾。正是在柬埔寨陷入绝境与中苏关系缓和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促使越南领导人不得不开始考虑并公开表示希望缓和同中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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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5173 1985年3月25日，越南提出了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五点建议。这一方案看起来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但在越军全部撤出柬埔寨这个关键问题上，文字表述还是出现了一些变化。[17]当时有关国家对越南的这个声明普遍持否定的评价，认为越南的立场并没有实质性改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声明发表在契尔年科逝世两周以后，越南这样做很难说不包括向莫斯科的新主人做姿态的目的，这也是分析这个声明的价值所在。6月下旬，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访问莫斯科，以便同苏联新领导人加强联系。在莫斯科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戈尔巴乔夫竟然在致辞中说，苏联和越南都希望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认为这有利于地区和世界和平。黎笋不论是否情愿，也在致辞中表示，要恢复中越的“传统友好关系和正常的睦邻关系”。[18]6月28日，苏联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苏越领导人在会谈中“涉及到了中苏关系问题”，他们相信“苏中以及越中关系的正常化将符合加强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宗旨”。[19]在黎笋访问结束时，双方发表了《苏越联合宣言》，其中专门有一部分谈到同中国的关系，即“双方认为，苏联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将符合加强亚洲和平与国际安全的目的”。[20]目前还无法看到有关的历史文献，因此也无法分析和判断苏联在越南领导人就中越关系做这种表态方面起了何种作用，不过可以推断，戈尔巴乔夫要求越南领导人在对华政策上与苏联保持步调一致的可能性是很高的。黎笋访苏期间出现苏越向改善对华关系的方向协调对华政策，这很可能是推动邓小平请齐奥塞斯库转达口信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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