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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日本对华团体与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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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亚细亚协会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进展明显，藤谷浩悦、菅野正、易惠莉和狭间直树从不同角度予以推进。藤谷浩悦的《戊戌変法と東亞会》（《史峰》第2号，1989年3月31日，第41—62页）依据《対支回顧録》、《郑观应集》、《東京朝日新聞》、《湘报》等中外文献，从东亚会的角度考察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成立。易惠莉的《郑观应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36—548页）则利用《郑孝胥日记》等新出史料，着重考察了郑观应、郑孝胥等人对于上海亚细亚协会的观点和立场的差异，并订正了该会成立的时间。菅野正的《戊戌維新期の上海亜細亜協会をめぐって》（《奈良史学》第16号，1998年12月）是以该会为主题的专文，利用了日本外务省的相关档案。狭间直树教授的《初期アジア主義についての史的考察》）（《初期亚细亚主义的历史考察》，（《東亞》第410—416号连载，2001年8月—2002年2月），在系统梳理日本早期亚细亚主义各团体渊源脉络的基础上，对上海亚细亚协会的缘起、归属等问题进行辨析，所掌握的中日双方文献以及先行研究相当周全，认识较前人大为深入。[1]与此同时，廖梅的《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则从汪康年的角度论述了上海亚细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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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上述各位学人接续不断的研究，以现有资料，关于这一为时短暂的组织已经剩义无多。不过，仔细推敲，各人在一些重要环节的认识上还存在差异，一些推论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而这些都与一项重要判断相关联，即上海亚细亚协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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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亚细亚协会成立于1898年6月16日，按照章程，将展开各种事业。“忽季夏京中有变，人心震恐，故即解散，人多惋惜。”[2]存在的时间相当短暂，也未留下什么具体活动的记录。研究者因此认为：“亚细亚协会与维新运动时期其他的一些团体一样，并未产生什么具体影响，其存在的历史意义大约在于它是中国知识界、绅商界第一个受日本影响、有明显亲日倾向的民间团体。”[3]就亚细亚协会的组织本身而言，这当然也是事实。不过，团体的影响力有时并不完全以组织的存废而生消，如果不拘泥于组织的形式和名称，从前因后果看联系，上海亚细亚协会的影响其实相当深远。或者说，由上海亚细亚协会体现出来的日本各派兴亚势力合流、中国各派趋新势力的联合以及中日两国民间人士合谋同盟的潜流，更加值得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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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日本亚细亚主义团体的渊源脉络看，到1898年，由兴亚会改名而来的亚细亚协会，已经处于颓势，会员人数减少，组织规模大幅度缩小，几乎没有什么活动。[4]中国人士选择和这样的团体联盟，甚至名义上还是作为其海外分会，承认日本的亚细亚协会为总会，似非得策。这一方面固然因为中国人士与兴亚会渊源较深，联系较多，主张较近，另一方面，则由于日本各派对华势力都在寻求与中国民间人士的联盟，暂时可以将在两国联系方面有较长历史的亚细亚协会作为桥梁。而中方人士则将该会视为日本联华的象征，对于其他持相似态度的组织，也表现了同样的向往和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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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成立的兴亚会，是明治日本时期较早出现的对华团体，其宗旨是联合日、中、朝各国人士，挽救亚洲的颓势，进而振兴雄起，因此有意识地积极争取中国朝野官绅的赞成支持，“一时中华公使及使员游士多入其会”，[5]先后加入该会的中国官绅至少有何如璋、王韬等数十人。改名为亚细亚协会后，不仅主旨未变，而且在某些方面有进一步以东亚为中心的趋向，如重视和强调使用汉语等。这或许是导致该会在日本活动不利的原因之一，可是对于中国绅士而言，却增加了一些亲近感甚至信任感。先后加入或支持者有黎庶昌、王韬、郑观应、李凤苞等人。这样的历史渊源自然成为中日两国民间结盟的最好凭借。此外，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成立，还得益于亚细亚协会的日方会员小田切万寿之助和中方会员郑观应都在上海，前者担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后者则是沪上绅界的核心人物，双方均有意促成联合。结盟的最终成立并确定以亚细亚协会的名义，与他们两人有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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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上海亚细亚协会成立的机缘可能不止一端，还是有一些线索未能相互连贯。其中之一，便是1897年底、1898年初汪康年、曾广铨两人的日本之行与上海亚细亚协会成立的直接关系。有传闻说此次游历日本时汪康年加入了兴亚会。《汪康年师友书札》（一）吴以棨来函之七：“闻兴亚会已入公名，条例如何，能示大概否？”[6]是函写于汪康年返回上海不久。廖梅认为此兴亚会即改名后的亚细亚协会，有意识地推断汪康年加入的应是亚细亚协会。[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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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可能性是汪康年本人东行的目的即酝酿与日本亚细亚协会联盟。《汪康年师友书札》保存的若干函札透露出相关信息。行前黄中慧建议：“亟与日本联攻守相助之盟，告以瓜分中原，固我之不幸，然亦非日本之福，动之以利害，彼必乐从。”[8]高凤岐说：“执事东游，自为兴亚要计，彼中贤士大夫怀此久矣。得吾国有心人一鼓其机，当更奋发，惜吾政府之不动耳。”[9]1898年1月23日张元济致函汪康年、汪诒年，其中提到：“农学、兴亚二事，兴会如何？日人肯为出力否？其兴亚会会章能否见示？至盼。”[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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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目前的认识，仅仅从小田切万寿之助、郑观应，甚至福本诚的角度看，这时组织上海亚细亚协会一事尚未提上议程。1898年6月17日，孙淦致函汪康年，谓：“前者面谈之事，有日友冈本谓能说其政府每年津贴保护金数千金，俾专主东亚联络之说，弟未经请命，固不敢擅嘱往东京。”[11]孙淦担任过浙江留日学生监督，当时在日本邮船会社供职，是汪康年日本之行的重要协助人，1898年4月又到沪与汪康年会晤。冈本即善邻协会的冈本监辅，他与吾妻兵治同为亚细亚协会的重要成员。苏州的江瀚等人通过汪康年了解亚细亚协会，也说明后者在上海亚细亚协会的筹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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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1898年3月25日，汪有龄致函汪康年提到：“近闻神户将开兴亚会、华报馆，阁下已闻知否？”[13]华报馆应为《东亚报》馆，为神户华商所办，兴亚会则不知是否同为华商组织，与其他同名组织有何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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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年东行，除了直接与亚细亚协会发生联系，还为稍后转向东亚会和同文会开辟先机。鼓动汪康年等人东游与日本人结盟，宗方小太郎起了不小的作用。早在1897年2月，宗方小太郎就在上海与李盛铎、罗诚伯、梁启超、汪康年等人商议兴亚之策，认为清廷依赖俄国，整个清国上层完全腐败，而下层愚蠢无知，只有中间士子可以成事。他日动摇天下者必此一族。因此在野志士都盼望日中联合。无论两国政府方针如何，志士互相提携为当今急务。梁启超则认为中国的天下被满人破坏，要想挽回国运，必须脱离满人羁绊。[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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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占领胶州湾事件发生，宗方小太郎即函告汪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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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法既与德有默契，一朝决裂，彼三国者皆我之敌也！英则持满未发，日本则跃跃欲试，隐约之间，彼我争衡之形既成矣。此诚亚洲浮沉之所系，干系决非小少也。穰卿先生阁下，天下滔滔不足道，独我辈有心之士，有不忍旁观此大难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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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建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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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今第一策，只在中东盟。中东盟已熟，中原可争衡。盟之最所贵，始终在一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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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表示：“从此中原定多事，与君连辘好偕行。”[15]希望在中日同盟之路上和衷共济。他专门赶去胶州查探，希望汪康年暂缓东行，与之详细面商有关事宜。[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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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藤谷浩悦注意到，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成立，与福本诚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因为1898年3月底到4月中旬，福本诚旅欧途中在上海滞留半月，先后会见了文廷式、志均、王仁东、余思诏、唐廉、江标、费念慈、罗贞意、汪康年、曾广铨、陈季同、姚文藻、洪述祖、董康、杨模等人，认为无论朝野官民，均寄希望于日清同盟论，因此全体同意在日清人士之间筹划东邦协会的乃至亚细亚协会的一大协会。[17]也许藤谷浩悦的叙述给人以强调福本诚促成上海亚细亚协会的印象，特别是他在注释中说兴亚会的计划由于福本诚的斡旋而实现，[18]狭间直树教授特意指出，是年3月以前，上海亚细亚协会的联络筹组活动已经展开，而东邦协会与创立上海亚细亚协会渊源的痕迹尚未发现。[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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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海亚细亚协会而言，应该说的确与福本诚关系不大。可是从东亚会的角度看，福本诚的活动却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联系到后来事态的发展，这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过了筹组上海亚细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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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3月，在东京牛込赤城神社境内清风亭举行的福本诚旅欧送别会上，政教社的陆实、池边吉太郎、三宅雄次郎等人提议结成新团体，以研究东方尤其是中国问题、匡正时局为目的，并选出香川悦次、井上雅二为干事，被称为“东亚会的滥觞”。4月16日，在合并了江藤新作一派后，东亚会正式成立。[20]藤谷浩悦认为，东亚会的迅速告成，福本诚发自上海关于中国绅士拥护中日提携的报告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虽然日中同盟提携论发自日本，但具体到1898年的行动，则中国趋新士绅的愿望更加强烈，要求更加迫切。1897年底汪康年和曾广铨前往日本，目的就是与日本朝野各方磋商中日同盟挽救危局之计，结合两国民间势力，救亡图存。此次福本诚到上海，本来只是路过，按原定日程，4月4日就应乘法国邮船离沪。之所以滞留多日，正是有感于中国有志之士接连不断地陆续来访，并多次安排聚会，对于中日同盟抱有极大的热情。[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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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报》刊登《东亚会简明章程》时，特意标明“即兴亚义会”。狭间直树教授推断，“兴亚义会”除了说明东亚会的性格外，还有作为别名的意思。[22]根据《知新报》的报道，“前报日本名流思创兴亚义会，联合中国，今悉其会定名曰东亚”[23]，则该会最初曾想取名为“兴亚义会”。所以和《东亚会简明章程》刊登于同一期《湘报》的唐才常那篇有名的《论兴亚义会》，完全没有提到“东亚会”的名字，通篇都是“兴亚义会”甚至“兴亚会”。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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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友有徐勤者，客日本，主讲横滨之大同学校，则飞函告曰：日本处士，仁哉侠哉，日日以亡中国为忧，中国亡则黄种瘠；黄种而瘠，日本危哉！于是上自政府，下逮草野，群有心捄世之人，创立兴亚义会，冀扶黄种，保亚东，毋尽为俄、德诸雄蚀。又日日宣言于国中曰：支那受创后，能毅然举新政、设学堂、谋国是者，首湖南。其士民忠诚勇猛之气，甲于十八行省，足与策支那，足与谋亚东。乃以勤介于湘，丐湘人有志行者联百数十人，入兴亚义会，其能联名千，益济乃事；幸而万焉，吾中日相臂指必矣。于是举勤会员，主联中国，尤措意湘，凡湘人游日者，先达名兹会，会之友幸为东道主毋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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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诫湖南人“吾湘弗餍外人望，或孤其兴亚之心”，进而提出“长策”十条：第一条为“南学会急派人至日本办兴亚会事，一二年后，挈其政学归，新吾中国”。第二条为“立兴亚分会于湖南，与日本时其消息，灵其脑筋”。第九条为“《湘报》与《兴亚报》彼此分派，以拓见闻”。也就是说，唐才常在撰写《论兴亚义会》一文时，还不知道该会确定的正式名称是东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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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亚细亚协会成立，《湘报》报道的标题是《兴亚大会集议记》，与《大公报》、《新闻报》、《集成报》等以《亚细亚协会》为题明显不同。亚细亚协会的前身叫兴亚会，而唐才常是上海亚细亚协会的发起人之一，无论他是有意将兴亚义会与亚细亚协会相混淆（在唐才常看来，亚细亚协会的方针可能过于稳健，显然不如“兴亚义会”来得痛快），还是不大能够把握两会的联系与区别，造成的客观效果，就是在兴亚会与兴亚义会之间形成联系，这样一来，此兴亚会与彼兴亚会的界线，自然变得模糊起来。不知内情的人看来，兴亚义会与兴亚会一脉相承，甚至可能就是同一团体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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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新闻报道似乎也有将二者混为一谈的迹象。1898年5月21日，《東京朝日新聞》刊登5月13日的上海通信《亚细亚协会》，一方面说日中两国朝野人士为了振兴东方，团结设立亚细亚协会，上月发起相谈会，当地有力的中国官民同意举为会员，下月召开成立大会，一方面又说两湖人士也纷纷赞成并加入。[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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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上海亚细亚协会的参加者中的确有唐才常这样的两湖人士，不过唐才常呼吁湖南人大规模参加的，是东亚会的“兴亚义会”，而不是上海亚细亚协会。从这一意义上说，上海亚细亚协会虽然奉日本亚细亚协会为总会，中方人士更加看重的是兴亚的主旨，是中日两国民间人士的结盟，而不是组织的归属。因此，至少在他们看来，作为中日民间结盟的载体，上海亚细亚协会是超越某个具体组织之上的桥梁。这对他们将目光逐渐转向东亚会和东亚同文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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