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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东亚同文会成为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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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亚细亚协会成立后，计划的各项活动虽然已在落实之中，[25]但还来不及展开，唯一可记的事，是“日本总会长过沪，同人公宴于张园，意极融洽”。据说俄、法等国领事“闻有中日协会，颇生疑忌”。不久，戊戌政变发生，亚细亚协会被迫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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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上海亚细亚协会举议员24人，“已任入会签名捐资者约百余位，皆官商名誉中人”。[26]影响范围不可谓不广。全体会员的名单尚未查见，据1898年4月26日在上海郑观应寓召开的沪上维新志士与日本人士共同筹办亚细亚协会准备会，中方与会者有郑观应（陶斋）、文廷式（云阁）、郑孝胥（苏龛）、何嗣焜（梅生）、志钧（仲鲁）、张謇（季直）、江标（建霞）、严信厚（小舫）、薛华培（次升）、盛揆臣、汪康年（穰卿）、曾广铨（敬贻）、经元善（莲珊）、陈季同（敬如）、施则敬（子英）、姚文焯（稷臣）、杨廷杲（子萱）、沈敦和（仲礼）、唐才常、李智俦（洛才）、李宝森（谷生）、吴瀚涛（广霈）等。[27]另外据说盛宣怀和蔡钧也赞成，因事忙未能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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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份名单，熟悉晚清史事者大都并不陌生。在19、20世纪之交，他们是东南乃至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分子。郑观应、文廷式、郑孝胥、江标、张謇、汪康年等人在近代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无须一一介绍。其余各人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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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嗣焜，江苏武进人，又字眉孙，历参张树声、倪文蔚、盛宣怀幕府事，分省补用知府，后总理上海南洋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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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钧，满洲镶红旗人，珍妃胞兄，进士，曾列名上海强学会。江南候补道，南洋大臣洋务局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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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信厚，浙江慈溪人，钱庄学徒出身，曾入李鸿章幕，署长芦盐务帮办，后从事商业，为东南巨商。官直隶候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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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广铨，湖南湘乡人，早年随嗣父曾纪泽赴欧，留学英国，后任驻英公使馆三等书记。1897年曾一路跟踪孙中山由欧美抵达日本。随即辞官归沪，参与创办《时务报》，又与汪康年等发起蒙学公会。1898年访日期间，又与孙中山有所接触。庚子在广州担任刘学询与孙中山的代表宫崎寅藏等人会谈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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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元善，浙江上虞人，上海电报局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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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华培，四川华阳人，湖北候补道，戊戌由湘抚陈宝箴保荐经济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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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则敬，浙江杭县人，道员用留直补用知府，其弟施肇基，为清季民初著名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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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廷杲，商董，主持上海电报总局收支所。黄遵宪曾函告汪康年：“昨见盛杏翁云：已订嘱杨子萱缮公函分寄各电局，凡有商局处均有电局，不必两岐云云。”[28]他和严信厚、施则敬等均为上海中国女学堂董事。[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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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焯，浙江仁和人，又字伯纯，进士，曾任云南学政、福建兴泉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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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敦和，浙江鄞县人，英国剑桥大学法科毕业，历任南洋大臣翻译官、金陵同文馆教习、鱼雷学堂提调、海防粮台委员、江南水师学堂提调以及南京、镇江、江阴、吴淞四炮台提调，后改江南自强军营务处总办。江苏候选道，与严信厚同为上海四明公所董事，编辑过《自强军西法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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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同，福建侯官人，福建船政学堂出身，留学法国，习国际法，历任驻欧各国公使馆参赞，甲午战争时任台湾民主国外务大臣。时为江南制造局翻译、《求是报》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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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智俦，江苏仪征人，字鹤侪，号乐才，监生，曾官湖南龙山知县，调署武陵等县，后充两江总督刘坤一幕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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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宝森，广东大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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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瀚涛，名广霈，字琴爰，晚号剑华道人，安徽诸生，驻日公使何如璋随员，后升任神户副领事，归国后任轮船招商局文案，直隶候补知县。1895年孙中山广州起义时，他和康有为、曾广铨等同被预定为统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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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揆臣，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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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人早就在清季官绅兴办的各种趋新事业中相互援引。1897年，经元善在上海发起中国女学堂，严信厚、郑观应、陈季同、薛华培、汪康年、文廷式、张謇、江标、吴瀚涛、沈敦和、何嗣焜、杨廷杲、施则敬等人积极支持。尤其是戊戌、庚子间，他们或明或暗的各种活动带有一定的组织性和连续性。而这些活动，均与日本亚细亚主义团体有着密切联系。可以说，促成上海亚细亚协会的各种因素，如日本主张亚细亚主义和保全中国、振兴东亚的对华团体日渐合流，中国各派趋新势力寻求合作与联合，以及中日双方民间人士积极谋求同盟提携等等，使得围绕庚子勤王事件的一系列组织和活动，均与上海亚细亚协会的精神一脉相承，组织与人员也有一定的渊源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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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处于衰退期的日本亚细亚协会出面具名作为中日民间同盟的组织形式，历史渊源之外，有一定的偶然性，东邦协会、兴亚义会（东亚会）等团体直接或间接起到促进作用。但是，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成立，并未使日本的亚细亚协会获得复兴的转机，而东亚会和稍后成立的同文会则发展顺利，并很快在1898年11月合组东亚同文会，1900年3月又与亚细亚协会合并，实现了日本亚细亚主义各团体的大合流。这样，日本方面，以东亚同文会为代表的对华团体，与此前几乎所有日本对华团体都有着一定的组织渊源。而这些团体与中国人士的各种联盟活动，也都陆续汇聚到东亚同文会的名下。亚细亚协会在此进程中，仅仅扮演了过渡环节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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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后，唐才常东渡日本，企图向日本借兵求援，在湖南发动勤王举义。尽管他前此对被称为“兴亚义会”的东亚会充满期待，希望该会与湖南的南学会共谋大业，但此行似乎未能从东亚会方面获得实际帮助。这时东亚同文会已在筹组之中，唐才常在康有为下榻处偶遇还属于同文会的宗方小太郎以及后来加入东亚同文会的柏原文太郎，两度发出求援呼声。宗方小太郎认为请求日本政府出兵不现实，表示“目前只有我辈能为义军增添力量，期望使诸君之志愿得以实现”。[30]后来唐才常担任了由宗方小太郎、白岩龙平等人组织的上海乙未会发刊的《亚东时报》主笔，乙未会据说是上海同文会的基础。而日清贸易研究所出身的白岩龙平与亚细亚协会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他立志继承荒尾精的事业，亚细亚协会的岸田吟香则是他的同乡大先辈，同时又可以说是荒尾精的师长。岸田吟香和长冈护美作为亚细亚协会成员，却参与了东亚同文会的组建，成为两会会员。所以1898年3月13日亚细亚协会在上野精养轩招待来访的姚锡光、吴敬英、张彪等人，白岩龙平也出席作陪。[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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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同文会的成立，与上海亚细亚协会有相当直接的关系。近卫笃麿日记附属的《同文会設立趣旨書》，（由白岩龙平撰稿）和《時論》第7号刊载的《同文会網目》，其内容同样有令人费解之处，即该会的事业主要集中在上海，包括设同文会馆、附属图书馆、附设翻译局、同文学堂，在上海、福州、汉口、天津、重庆、广东等地设汉字新闻、经营航海、贸易、银行、矿山等以及以上海乙未会《亚东时报》和东京精神社《時論》为通信机关等七项。[32]从1898年7月29日白岩龙平写给近卫笃麿的信，可知此事与上海亚细亚协会关系密切。从关系人的角度，白岩龙平认为，由福本诚欧游途经上海发端，小田切万寿之助领事专心奔走而成的上海亚细亚协会，网罗官商名士不少，内部也有不值一笑之事。我会有必要从中取其精华。小田切万寿之助领事到汉口与张之洞会晤，后者表示不宜用亚细亚协会之名，应改名为同文会。尽管这时张之洞还不知道同文会已经发端，白岩龙平还是建议尽早确定上海同文会的建设重点，以便向内外显示该会的实际。[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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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会最初注意的对象是康梁以及湖南的维新派，所以立会趣旨中明定允许辅佐光绪变法自强的康有为、梁启超入会，又以康有为的门生徐勤和罗普为该会倡办董事。随着形势的变化，其中部分会员如平山周等，与康有为一派的关系日趋紧张，转而以孙中山为支持对象。因此在日本对华团体尤其是东亚同文会内部，又分成体制外与体制内改革的不同主张和人脉。不过，总体而言，戊戌、庚子间日本各派对华势力的主导倾向是合流而非纷争，同时他们也希望中国的各派趋新势力能够联合行动，这一方面强化了本来就有意联合的中国各派趋新力量“必当合不当分”[34]，“必大合而后能办妥”[35]的意向，另一方面，也使得日本对华团体之间的分界变得相当模糊，中国人士同时与不同派系的日本对华人士进行联络甚至合作。白岩龙平的动向，不仅相当典型地反映了这样的趋势，而且与中国方面的对日结盟极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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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初汪康年和曾广铨访日期间，曾与白岩龙平在大阪会晤两日。[36]晤谈的内容之一，当是中日两国人士联络之事。后来白岩龙平致函汪康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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