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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 第四章 辛亥时期的变政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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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时期，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广泛而深入，早已受到海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 Reynolds）的《新政革命与日本》（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93）一书指出，新政前后，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截然两分，此前为一套系统，大致延续了千余年；此后为一套系统，经过逐步的变动调整，一直延续至今。作者这样来表述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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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98年百日维新前夕，中国的思想和体制都刻板地遵从了中国人特有的源于中国古代的原理。仅仅12年后，到了1910年，中国人的思想和政府体制，由于外国的影响，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最根本含义来说，这些变化是革命性的。在思想方面，中国的新旧名流（从高官到旧绅士、新工商业者与学生界），改变了语言和思想内涵，一些机构以至主要传媒也藉此表达思想。在体制方面，他们按照外国模式，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建立的政府组织，改变了形成国家和社会的法律和制度。如果把1910年中国的思想和体制与1925年的、以至今天中国相比较，就会发现基本的连续性，它们同属于相同的现实序列。另一方面，如果把1910年和1898年年初相比，人们发现，在思想和体制两大领域都明显地彼此脱离，而且越离越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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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翻地覆的巨变，使得中国人百余年来的精神观念与行为规范，与此前几乎完全两样。今日中国人并非生活在三千年一以贯之的社会文化之中，而是生活在百年以来的知识与制度体系大变动所形成的观念世界与行为规范的制约之下。任达认为，这样的变动是以清政府和各级官绅为主导的具有根本性的革命，而日本的影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他过于强调日本方面的主动、积极与善意，以及清政府改革的革命性，引起不少的批评，指其未能揭示日方的用心和混淆不同政治势力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但所说近代知识与制度的根本转变及其深远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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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转型的历史进程远比任达所描绘的更为复杂和深刻。不仅涉及明治日本，还包括整个丰富多样的“西方”；不仅发生在新政时期，而是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受域外影响发生观念行为的变化，从来就有，如佛教和耶稣会士的作用，尤其后者，令西学早已东渐）；不仅政府主导的那些领域出现了观念和制度变化，全社会各个层面的各种知识制度体系，几乎全都根本改观；参与其事者不仅是清朝官绅和日本顾问，外国来华人士和广大中国知识人也纷纷介入其中。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革命性变动并不是照搬移植外国的知识与制度，今天中国人生存于其中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虽然来源蓝本多在外国，因而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大体相似，但还是有许多并非小异。这些千差万别，不能简单地用实际上未能摆脱西化的现代化理论来衡量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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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辛亥时期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以往的研究在层面上还有所欠缺，有待于进一步拓展视野，发现问题；在做法上则存在以后出外来的观念格义附会的偏向，对于前人本意和前事本相误读错解之处相当普遍。就此而论，辛亥时期日本如何影响中国，影响到何种程度，以及如何认识其影响，还有相当广阔的探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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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游学与游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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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强盛，并通过一系列军事、外交和政治活动展示其巨大成效，尤其是取得甲午、日俄两次以小搏大的战争胜利，充分显示了新兴东方强国的实力地位，成为亚洲各国竞相仿效的榜样。戊戌变法即是国人中的有识之士从甲午战败看到中国应当以日本为楷模，学习西方，变法图强，才能挽救危亡，朝野合力进行的政治变革。虽然不幸失败，变革的方向并不因此而改变，20世纪一开始就展开的新政改革，与戊戌变法实际上一脉相承。日俄战后，朝野上下进一步确立了必须通过日本甚至仿照日本来学习西方的信念。也就是说，甲午战后是以日本为榜样学习西方，日俄战后则是以日本为西方，学习日本就是学习西方，全面仿照日本进行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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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近代中日交流史，长期以来着重于中国留日学生，后来日本来华教习、顾问也受到瞩目，近年来取得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只是与他们的实际作用相比，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关于留日学生，已有的研究集中在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存在时，对于革命以及文化传播的作用，至于数以万计的留日学生归国后进入政府和社会各界，如何发挥相应的作用，虽然已有专书全面讨论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的关系（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指出了前人研究存在的问题，从预备立宪、兴学、练兵、变法制四个方面勾勒出留日学生在清末新政中的大概作用，可惜言之过简，仍有不少可以继续深入的空间。这样说并非如坊间的苛求于文采之类，而是强调，要想再现历史错综复杂的联系，尤其是历史的主体—人的思维言行及其相互关系，应当尽力还原丰富多彩的史事本相与前人本意。要征实数以万计的留日学生回国后的走向及作用，不仅需要掌握大量资料，进行认真细致的梳理，还要找到适当的取径和善用有效的办法。而要做到这一层，绝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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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举一例，清季推行新政和预备立宪，设置了许许多多的主持机构，任用了各式各样的官员，封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头衔，王公枢臣和封疆大吏兼了名目繁多的差事，可是真正具体办实事、实际起作用的，往往就是几位在各衙门之间“行走”来“行走”去的能员。其中风头最健的四位，汪荣宝、章宗祥、陆宗舆、曹汝霖，人称“四大金刚”。曹汝霖的《一生之回忆》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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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汪衮父、章仲和、陆闰生四人，每逢新政，无役不从，议论最多，时人戏称为四金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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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权位本来不高，之所以能够参与机要，且大肆议论，原因在于改制要学习外国，尤其是日本，而这几位刚好是留日法科出身，多少具备一些改制必需的法政知识，相对于外国当然有限，但在京师的官场，却是有数的知日法理专家。加之清政府聘请多位日本顾问，汪荣宝等人的日语能力和法政知识，可以在顾问与权臣之间沟通联络，更增强了他们地位的重要性。各部改制，那些对于相关事宜一知半解、无法言说、甚至束手无策的堂官司员，都希望他们前往议事，出谋献策，尤其是在草创之际协助或负责编制各种章程法规，也是不得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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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汝霖指他们四人被称为四金刚，是在宪政编查馆时期，实则四人从1904年修订法律馆开始，就一直参与新政机要，在考察政治馆（1907年改为宪政编查馆）、官制编制馆里，担任要角。此事原来仅在小说家言中有所体现（参见高阳《慈禧全传）。近年来有学人依据曹汝霖的回忆以及汪荣宝的日记等资料，以“试论清末京城立宪派”（王晓秋，《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为题，有所论述。由于后来中日两国长期交恶，而曹汝霖等人又成了臭名昭著的卖国贼，清政府的新政变制也得不到长期执掌政权的国共两党的认可，各种因素相加，使得相关史事乏人问津，相关史料也很少得到收集整理。学界间有所论述，只能点到即止，有待追究之事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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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曹汝霖等人参与的官制编制馆，究竟有无正式机构，其正式名称是局还是馆，是编定、编纂还是编制？目前坊间和学界众说纷纭。根据李家驹所奏，应是设立编制局，而按照清廷的上谕，则仅及派载泽等编纂官制，奕劻等总司核定，并无设局之说。[4]此事各种政书失载，只有《东方杂志》增刊《宪政初纲·立宪纪闻》记到：1906年9月6日在恭王府朗润园设编制馆，以孙宝琦、杨士琦为提调，下设起草、评议、考定、审定四课，金邦平、张一麐、曹汝霖、汪荣宝为起草课委员，陆宗舆、邓邦述、熙彦为评议课委员，吴廷燮、郭曾炘、黄瑞祖为考定课委员，周树谟、钱能训为审定课委员，另有京师各部、处以及各疆臣所派参与会议官员多人。[5]如此大事，官书典籍没有记录，至少不够正常。实情如何，还要进一步考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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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清廷的设想，改官制为预备立宪的起点，至关重要。由十几位少年得志的留日学生实际操纵如此重大决策，引起言官的强烈不满。赵炳麟奏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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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此次编定官制，虽经简亲王、大学士、军机大臣、政务大臣、各部尚书及直隶总督等公同编订，然主其事者不过一二人，而主笔起草亦只凭新进日本留学生十数人。此等留学生原无学问根底，亦未受普通教育，且率为其父兄不能拘管之人，乃纵之东渡。及至东京，粗习东文东语，遽受选科学业，不三数年，遂哀乞各该校校长，优予毕业文凭，或伪受修业文凭，以为内渡投入权势门户，猎取官资之地，敢为大言，以肆欺罔。此次编制率出其手，于本国国体、人情及数千年官制因革之故，并我朝开国以来成法精意之存，茫然莫解。即于东西各国官制，亦墨守一孔之言，罔知体要所在，是以此次编制随员中之文学生盖以日本职员录二本为秘钥，武学生则以日本陆军成规类聚一册为金科。夫职员录者，即日本每岁刊行之搢绅也，成规类聚者，即日本陆军省岁集之例案也。臣尝以此两种与所闻拟订官制逐节比对，其符合者凡十之九，即间有出入之处，盖亦承受一二。当道意旨，为推广其权力起见，即臣所谓权力又加甚焉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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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惟我国有大变革，有大制作，岂借一二部日本搢绅成案与十数名留学生所能订定？我皇太后、皇上仁孝为怀，不忍以圣祖高宗经营完善之天下，一旦乱于十数乳臭小儿之手，应请于该大臣等编定奏呈以后，其中宏纲所在，朝廷自有权衡。若其各部节目条分缕析之处，具体虽微，关系极重，应请饬令京外各大臣各举所知，须博通中外之故，谙习古今之变，名儒宿学，送入政治馆，令于现在所拟定官制各条，详为磨核推究，申明理由，悉心厘订，庶几切实可行。不得以一二留学生塞责，则于订定官制必有裨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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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炳麟虽然意在攻诋，所说却也并非无中生有。留学生能够大展拳脚，未必是他们新的知识水准如何高明，清季京师官场的变化和结构，才是他们赖以发挥的凭借依托。在南北、清浊相继化解之后，光宣之际朝局的枢纽关键何在，实情更为复杂，而今人的看法却反倒趋于简化，很难达到亲临其境的境界。可以说，对清政府的研究严重不足，而且研究的态度方法大有可议，是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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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发挥超强作用的背景之一，是官绅游历的普遍化。据曹汝霖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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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馆第一大事为起草宪法，公推李柳溪（家驹）、汪衮父为起草，另推若干人为参与，余亦为参与之一。柳溪与衮父都是新旧兼通之学者，他们两人特在红螺山赁一小寺，静心研究，参酌各国宪法，采用责任内阁制，总理钦派，阁员由总理遴请钦派，国会两院制，人民应享之权利，与各国宪法相同。另设枢密院，以位置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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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驹即官派游历的典型。李是汉军正黄旗人，光绪进士，授翰林。早在戊戌变法期间，他就由管学大臣孙家鼐奏派，和御史李盛铎、工部员外郎杨士燮等赴日，将日本的大学、中学的规制课程以及考试之法逐条详查，汇记成《日本东京大学规则考略》—书。1902年制订壬寅学制时，李家驹是主要参与者之一，该学制基本是以日本为蓝本变通而成。1907年他出任驻日公使后，又兼任考察政治大臣，率团听受伊藤博文、金子坚太郎、穗积八束等人所讲短期培训课程如日本宪法等，并用一年半时间坚持听完有贺长雄讲授的长期专业课。由此李家驹一举成为清朝官员中少有的法政专家，他主持编译编撰了各种关于制度变革的著作，其中包括通过达寿与伊藤博文、伊东巳代治等协商选择，为清廷专门编译了一套介绍现行日本官制及宪法的书籍。[7]根据所掌握的法政学理知识，依靠日本顾问和留日毕业生的帮助，他提出的各种改制方案，备受清廷赏识，奉命协理资政院事务，并被奏保为宪政馆提调，成为摄政王主政时炙手可热的红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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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保守的言官看来，李家驹却是“一意阿时，懵不晓事，徒袭东洋皮毛”。他在宪政编查馆一意孤行，不与同僚商酌，便提出行政纲目，刊行之后，人情汹汹，内外百官皆惴惴不自保。游历与游学相互结缘，掌握改制实权，天下堪忧，“宪政编查馆起草各员如汪荣宝、吴廷燮、章宗祥等，何一非丙午遗孽，又益以杨度，使实行革命于政治之中。故彼党谈新政者，皆言变法当从官制入手。盖官制既乱，倾去旧臣，援用私党，使布居要地，乃得尽逞其谋”。[9]如果任其发展，戊戌变法的一幕必将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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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历开始是指来华外国人周游内地的行为，后来兼指出洋考察的官绅。早期游历多赴欧美，人数有限，以官居多。光绪十二年（1886），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拟订《出洋游历人员章程》。戊戌变法期间，设制度局于内廷，又分设十二局于京师，其中位列第十的就是游历局。和游学一样，出洋游历逐渐成为一项重要的阅历出身。学制颁布以前，各地官绅多有出洋游历之人，开始着重考察军事技术及机器制造，了解风土人情，后来逐渐扩及学务、政治、工商实业、社会改良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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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时期，选派王公大臣及其子弟，并京外满汉大小官员轮派出洋，以便考察一切政艺，成为清廷的既定国策，而游历的重点转向日本。从京师到各省的各级各类部门乃至民间社会，从官僚到士绅，从官派到自费，人数至少以千计，考察的重点也由军事工艺主要转向教育、政治、法律、警政、实业、商务、传媒等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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