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878157
第一节 了解与警惕
1702878158
1702878159
辛亥时期戴季陶对日观的变化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清末任《中外日报》、《天铎报》编辑时期，民初主持《民权报》笔政时期和1913年随同孙中山访日之后。
1702878160
1702878161
戴季陶与日本的关系由来已久。1902年，他进入成都东游预备学校学习日语，两年后便在川北中学堂担任日籍理科教习小西三七的翻译。1905年赴日留学，直到1909年归国，前后滞日5年。他自称：“天仇之游日本也，六历寒暑，于其国之内容虽不敢谓为详悉，然大概亦有心得处。”[3]戴季陶长于学习语言，口语尤佳，这使他在留学期间得以和日本人士广泛交往，并颇受优待。他入居的东京松滨馆，一般不接纳中国留学生，对他算是破例。[4]当时正值革命、立宪两派在留学界大张旗鼓地开展活动，戴季陶虽然担任过留学生同学会会长，却并不热衷于派系政治，甚至认为那些积极从事政治活动者多属见识肤浅，品性轻薄，不屑与之为伍，因而专心学业。除学好法学专业外，对明治维新后的政治法律制度建设以及日本的历史、文学、社会、时政也十分关注，阅读了大量有关著作。
1702878162
1702878163
凭借对于日本认识的深入，戴季陶往往能够指陈近代中日两国各方面的联系和影响。归国后，在发表于《江苏自治公报》的第一篇文章《宪法纲要》中便指出：清廷的宪法纲要“取法日本者颇多。重言之，即谓为翻译之日本宪法亦无不可”。[5]这时日本文学鲜为国人注意，戴季陶却先后发表过《日本文学之鳞爪》（1910年8月13日《中外日报》）、《片片的日本文学观》（1910年11月7日、8日《天铎报》）等文章，对日本的小说、和歌，如《源氏物语》、《平家物语》、《三镜古事记》、《万叶集》、《古今和歌集》、《枕草子》、《徒然章》等以及日本文学的基本特征加以评介。由此可见其对日认识的全面与深入之一斑。
1702878164
1702878165
由于日语好，社会接触面广，戴季陶对日本国情的了解体会也较为深刻。这种深刻性体现于两个相反相成的方面：
1702878166
1702878167
其一，赞叹日本近代文明发达及其禀性美的一面。戴季陶对日本印刷出版业的兴盛印象极深，认为“国家之兴衰，视乎出版业之盛否。日本以区区小新进国，既入其都，则大印刷厂也，大书店也，连轩毗户。每年所出书籍，不知几千万种，故文明进步为东洋冠”。[6]推而广之，“即以社会事业而论，日本之改革迟于吾国，而今则工商业已足加入欧美市场，其学术如医科等，且为欧人所不及，发达如德国亦既派学生留学于其医科大学矣。战斗力则足以胜强俄矣，国力则已并韩侵满矣”。[7]在他看来，“东洋之国，以中国为最大，以日本为最文明”[8]。不仅如此，在举国的反日仇日情绪普遍高涨以及传统倭夷观念依然作祟的背景下，尽管他明知“若非深知日本历史者，必痛诋此论之非也”，还是不顾瓜田李下，公开肯定“日人为最有美的性质之民族”[9]。
1702878168
1702878169
其二，憎恶日本的专制与蛮横。他指责日本和清朝“政府之专横无道则一也”[10]，“尝痛斥日本风俗坏乱为世界之最”[11]，甚至称日本为“卖淫国”[12]。他认为：“日人所以成为一等国者，以所乘之势与所遇之时甚优故耳”，并非“其民族之英锐聪明而至于此”。“至其民族在世界中以程度而论，亦不过与马来、朝鲜之种族等耳。”[13]尤其令他厌恶的是日本人的岛国习气，所谓：“岛国之民日受海潮之冲击，其人必狡而易迁。且日人赋数种民族之历史性，故人民之争斗性及融合性皆走极端。盖其历史上本无独立之价值，侵略而胜则肆其凶淫之野图，争斗而败则又曲尽其谄媚之态。日本之强也以此，日本永无大国民气度也亦以此。”[14]归国后，他在公共场所常常目睹来华日本人“自命为东洋文明国”，言行中一股“横暴”、“嚣张”的可憎可厌之气，感到怒不可遏，有时竟至当面“以日语詈之”[15]。
1702878170
1702878171
1909年，戴季陶辍学归国，在苏州江苏地方自治公所任教职。次年，因评论政事，得罪当道，被迫赴沪，先后任笔政于《中外日报》和《天铎报》，同时为《民立报》撰稿。这时列强彼此协调利益，加紧争夺在华权益，英、德、日、俄等国在滇藏、山东、满蒙等地不断制造事端。作为有法政学功底的国际问题专家和目光敏锐的新闻记者，戴季陶对列强的侵华言行十分留意。从1910年8月到1911年4月，他发表于上述报刊的400余篇专论、时评、短评中，这方面内容占了很大篇幅，对日本朝野的动向尤为关注，举凡其内政、外交、军事、国民性格、人事变动，无不一一加以评论。
1702878172
1702878173
总括来看，戴季陶这一时期的对日观主要是围绕中日关系展开，重心在于日本的对华态度与政策。他始终强调日本推行侵华大陆政策的必然性，认为：“日本国小民贫，非扩张殖民殖产之范围，不足以图存。而其扩张之范围，又舍中国而外无他策。”[16]这是日本的国情及中日两国所处地位使然，“世界无两胜之国家，利害关系愈深者，其相忌之心亦愈甚，侵夺之事实亦愈多。此自然之趋势也”。所以，日本朝野上下，“对于吾国，其学者则造论主张并吞，政府则以强硬手段夺我主权，个人之来游吾国者，则每肆意逞横，蔑视我国法”。[17]就连德富苏峰这样著名的民权运动家和社会民主党人片山潜，也或开始转向国家主义，或“变为政府之鹰鹯”[18]。日本政府的若干人事更替变动，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趋势。
1702878174
1702878175
然而，戴季陶并不因此而感到悲观。他一再指出：“吾国今日诚弱，然日人欲以一国之力而亡吾国，则未见能达其目的也。”[19]这一方面因为日本虽强却小，另一方面则由于“日本以一黄色种族立足于世界白皙人种之势力圈中”，凭一国之力，不能争自存及雄飞世界。不仅如此，他还断言日本如果“只以侵略为心，恐将来之国仇愈多，国难日急，亡国之祸亦将不免矣”。[20]
1702878176
1702878177
至于中国方面如何才能遏制日本的侵略势头，戴季陶有根本解决与权宜对策两种打算。所谓根本解决，即“力图自强之道，谋发展之策，以养成我之实力，则天理循环，今日之彼，即明日之我也”。[21]而要实现自强，首先必须改革内政。他在比较了中日两国的改革进程后指出：“夫以其四千万之民族，三千余里之土地，而其进步如是之速。吾人民至多，地土至广，物产至富，而于国民事业则不及其什一，且受其欺侮侵凌而不敢一应，是尤无能之至者矣。”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国民的无能。因此，“吾国欲改良政治，非先破坏此现今恶劣腐败之政府不可，欲使社会进化，则非除去此软弱无能之国民气习不可。前者不可不变换旧政府之人物，后者不可不注意于民力之增进。非然者，则除亡国外无他策”。[22]视革命变革为御侮图强的先机和根本。
1702878178
1702878179
所谓权宜对策，即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牵制日本。戴季陶分析国际局势，认为东洋已成欧美各国争夺的重心。日本以东亚后起强国，欲参与争夺，“此于各国之东洋政策实为一大妨碍，欧美之人所以不能不排斥日本者也”。英、美、俄等国的排日情绪因而日见强烈。日本国力不敌欧美列强，“欲求扩张其国力于世界，于是以联合者为侵略之手段，以维持实业者为发展国力之手段方针”，对英、美、俄妥协退让，协调利益，借机侵吞中国权益，增强国力，最终实现全面侵华的野心。
1702878180
1702878181
1911年初，日英、日美间订立新条约，戴季陶敏锐地感到：此“为东洋问题之一大关键，即为中国存亡之一大关键也”。[23]前此日俄、日德协约同盟成立之际，他同样忧心忡忡。他支持筹议已久的中美同盟主张，认为：“吾国果与美同盟，则对外交涉可以多一形式上之援助，而尤足以牵制日本之势力。”[24]眼看中美同盟不成，外交无所凭借，处处失着，则感到痛心疾首，斥责外交官无能，指破坏中美同盟者是“卖国奴”、“丧心昧良之民贼”[25]。戴季陶其实对美国并无幻想，纯粹从相互制衡的国际关系的实际出发。他曾经明确指出：“夫同盟本为国际间进行手段之一，并非真相亲善而然也。”并且担心清政府无力收罗美国以为我用，徒然多移植一势力于国内，“于吾国前途，未见其有好结果也”。[26]当有人问及日美间如爆发战争，何方胜利于中国有利时，他答道：“无论何国皆为侵略主义，则无论何国皆于我无利益。不过美国胜，我国可以趁机整顿内治而已。”[27]
1702878182
1702878183
此外，戴季陶还寄希望于日本民众的反抗。他认为，中日两国虽文明程度有别，政府专横无道却如出一辙，人民均未进入文明先进行列，对于日本政府迫害幸德秋水，日本报界助纣为虐，日本朝野无视劳动者利益要求等，均予以严斥，并且呼吁：“吾甚愿吾国民学日人之向上精神，而毋效日人之服从根性。”[28]明治后期，日本国权主义盛行，自由民权运动遭受压制。戴季陶尖锐地指出：“社会不平，而后平民愤，政府专横，而后革命起”，“残忍专横者，是暴君恶吏自杀之道而已。吾观日政府杀幸德秋水事，吾深为日政府危”。[29]“区区之野蛮手段，实转足速专制政府之覆灭耳。”[30]希望日本国民起而革命，改变对内专制对外扩张的国策。这可以说是戴季陶的一贯主张。在对俄问题上，他也曾明确提出利用俄国革命内乱之机与俄决战的策略，借以弥补中国军队战斗力不强的缺陷。[31]
1702878184
1702878186
第二节 日本正吾人当头第一大敌
1702878187
1702878188
1911年4月，思想已转向反清革命的戴季陶再度因文字罹祸，辗转于日本、国内间，后亡走南洋，加入同盟会，参与《光华日报》笔政。由于迄今所见1911年8月以前的《光华日报》未署撰稿者姓名，无法确认其间戴季陶究竟写了多少有关日本问题的文字。武昌起义后，戴季陶由南洋归国，先是密谋东北反清起义，继而积极参与政事。虽然自1912年3月起主持《民权报》笔政，关注重心集中在瞬息万变的内政方面，较少对国际局势、特别是日本问题发表评论，直到1912年6月，日本问题才再度为其笔锋所向。到1913年访日止，他先后在《民权报》上发表了《今日之外交界》（1912年6月5—7日）、《公道与人道》（6月19日）、《瓜分之实现》（7月25日）、《机会均等之结果》（7月30日）、《四十五年之日本》（7月31日）、《日本政治方针之误》（8月4—5日）、《日俄与内外蒙古》（8月9日）、《中国之军事问题》（8月15—16日）、《征蒙与拒俄》（10月29日—11月3日）、《日本内阁辞职观》（12月5日）、《内阁辞职后之日本政局》（12月12日）等一系列重要文章以及大量短评。
1702878189
1702878190
与辛亥前相比，戴季陶这一时期对日本问题的评论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视日本为中国的头号外敌，二是提高对军事问题的关注。
1702878191
1702878192
当时最严重的主权危机为俄国挑唆外蒙独立，在举国一片抗俄声中，戴季陶反复强调：“吾人在今日，所急宜以全力预防者，非止外蒙与俄国。彼东方之日本，正吾人当头之第一大敌也。”[32]他还进一步从一般国家原理、东亚局势、日本近代历史及政府方针等几方面加以论证。就一般原理言，“盖扩张者，国家之自然发展也”。明治以来，日本人口迅速增长，内部秩序整齐，军事力足以维持国势，“则其向外之侵略，非其政治家之野心也，国民之自然殖民性使之然耳”。[33]从东亚局势看，中国的外敌为英、法、俄、德、日五国，“今日在中国利害关系之最深者为日、英、俄，而日、俄之进行尤急”。[34]由于德国在巴尔干半岛加紧扩张，“诸国关系皆受欧洲国际间之牵制，而不能专事东方”。“由此观之，则可知今日与中国存亡关系最切者，厥为日本。日本者，东方之德意志也，其国力既足以自给而有余，而以人口增殖，地方限制之故，绝不能不为对外之扩张也。”[35]
1702878193
1702878194
近代日本发展的历史进程也表明了这一点。明治维新以来的半个世纪，“东亚之国，灭亡者凡四，而其二并于日；大战者二，皆归日本胜利。是此半世纪中，中国以世界第三位之大国，而陷于无可立足之悲运，东海岛国，一跃而升世界头等之强国”。[36]日本既已吞琉球，占台湾，并高丽，“则其势力之所趋，必进而侵略中国内部”。加上日本政府目光短浅，不能审时度势，实行南进海上扩张方针，而图北进的大陆侵略政策，而“亚洲大陆，日本可着手者，除中国之外，盖全无之”。[37]因此，“日本与吾国，以今日日本之政治方针观之，决无丝毫可不冲突者”。[38]“是中国与日本，无论何时，皆立于一极反对之地位也，中国与日本之利益冲突，绝无时可以了也。”于是戴季陶断言，中日间必将爆发“大冲突”[39]。而且这一趋势不会因为日皇之死或内阁更替等偶然事件而改变。
1702878195
1702878196
作为对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有全面了解的政论家，戴季陶敏锐地察觉到欧洲形势变化对东亚的影响。一方面，欧洲列强依据其在欧洲的利益关系重新协调东亚格局，对日本实行妥协，对华政策即由戴季陶所谓“夺羊”变为“分羊”。尤其是日、俄两国，对满蒙加紧共同侵略步伐。另一方面，由于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中国对某一具体侵略行动的抵抗，可能不致引起其他列强趁火打劫，这种局部对抗使国力贫弱的中国有机会争取相对主动。
1702878197
1702878198
当库伦活佛在俄国支持下宣布独立时，戴季陶力主大举征蒙。此举目的不仅在拒俄，更有遏制日本侵略满蒙的意向。因为“日、俄之政治方针，既互相融合，俄甘让步于日本，俄并外蒙，日人必不反对之。日人苟并满洲及内蒙之东四蒙，俄人亦必不反对之”。“蒙古之所以敢于独立者，恃有俄也。俄之所以敢迳以独断之力，夺吾外蒙而去之者，以与日人互为侵略也。”[40]有鉴于此，“征库所以拒俄，保内蒙所以防日也。彼日本以增兵朝鲜为侵略满蒙之预备，而吾人则宜以重兵保内蒙，为防日人侵略满蒙之先声。俄人以侵略外蒙为唆使日本之暗示，而吾人则征库以戢其野心”。可见，“征库保蒙卫满救国”[41]，锋芒所向，主要还是虎视眈眈的日本。
1702878199
1702878200
早在辛亥前，戴季陶就指出：“此刻吾国与日、俄二国间所以尚无战争者，以中国之战斗力实不足与二国战故也。”“吾民之在今日，虽不能遽言战，然固一刻不能忘战者也。”[42]既然“吾国之势，万不能不用兵”，就必须探讨如何用兵之道，力求知彼知己，争取立于不败之地。在了解列强的军事力量及其具体配置方面，戴季陶不仅分析列强的军费、战略、陆海军兵力等问题，还广泛收集资料，着重介绍分析日、俄等国在远东、特别是韩国及满蒙的兵力部署，以为用兵参照。
1702878201
1702878202
不过，对于弱国兴师，戴季陶的确顾虑重重。总体上，他受当时欧美流行的军事战略思想的影响，强调军事力量对比是维持国际均势的要素，而军事力量又取决于以经济为主导的综合国力。在《中国之军事问题》（《民权报》1912年8月15—16日）一文中，戴季陶提出：中国“扩张陆军，必其力足以敌日、俄、英三国陆军之总数，或且驾而上之，然后可以固国防，而维持国际间之均势也”。据此，则中国须常备军150万，战时动员更要达500万人才能开战。要编练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首先必须有独立的武器制造系统，“武器独立之日，即中国兵力充足之日，而后可以言国防，而后可以言交涉。此盖中国军事上之一大关键也”。因此，他虽力主征蒙，却“不敢徒作快心论也”[43]。
1702878203
1702878204
与日本问题相关联，戴季陶还极为关注韩国的兴灭存亡。在他看来，日本侵略压迫下的韩国的今天，很可能成为满洲乃至整个中国的明日的先兆。
1702878205
[
上一页 ]
[ :1.70287815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