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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一 毛泽东急于取得莫斯科的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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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目标十分清楚：越是接近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就越感到需要苏联这个盟友。从国家利益和民族主义出发，苏联此时的支持和帮助显然具有关键意义，从意识形态和国际主义考虑，中共期待已久的“国际援助”也应该到来了。为此，他不得不把以往的怨气压在心中，而对斯大林表现出无比的谦恭和顺从。从1947年初开始直到1949年初，毛泽东三番五次提出请求去莫斯科晋见斯大林，希望广泛听取联共（布）中央的建议和指导，以便使中共的政策方针与苏联保持完全一致。但斯大林此时还在犹豫和观望。尽管冷战已经在欧洲爆发，斯大林构造的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自然也把中共及其武装看作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斯大林最初的设想战略是外线防御、内线进攻，即对美国和西方采取保守和防御的策略，而集中力量对阵营内部进行整肃，统一思想和步调，以稳定与西方抗衡的阵脚。斯大林拒绝正在领导国内武装斗争的希腊共产党参加共产党情报局，日丹诺夫在关于两个阵营分析的著名报告中对如火如荼的中国革命斗争轻描淡写，以及斯大林因铁托在巴尔干联盟和援助希腊问题上的鲁莽行动而最终决定将南共赶出“教门”，这一切都表明苏联的冷战战略不具进攻性，且希望避免和推迟与美国的直接冲突，特别是在亚洲。[8]正是在这样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斯大林对于如何处理与中共的关系产生了一种矛盾心理：既想详细了解、全面掌控，又不便直接接触、公开支持。面对斯大林的犹豫不决和一再推托，毛泽东虽然极为不满且小有发作，但最终还是不得不忍气吞声，一再表明急于前往莫斯科接受苏共指导的迫切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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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中国局势和国际格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中国，国共内战的局面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1947年初国民党对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甚至一度占领了延安，但仅半年之后，中共便渡过了难关，并在军事上开始转守为攻。到年底，中共军队已经在战场上取得了明显优势。[9]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从现在起到明年一年内，国内形势还会有很大的变化，有利于我们的变化。中国革命已经进入高潮，将来还会更加高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要把战争“不间断地进行下去”，并准备反对蒋介石的和谈阴谋。对于苏联的援助，中共历来的方针是不能依赖，但不是不要。[10]1948年9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到中国未来的发展时说，“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会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因为中国要“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11]所以，无论当前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还是将来恢复经济稳定政权，中共都需要苏联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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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泽东与斯大林会面的问题最初是如何提出的，中俄两国当事人有不同的说法。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回忆的情况是，斯大林听信了西方通讯社消息，以为中共在内战中“损兵折将，溃不成军”，甚至贺龙、江青都已被俘，于是决定派飞机接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去苏联避难。[12]时任苏联驻华使馆参赞的列多夫斯基则认为，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要求最初是由中方在1947年初提出来的，而原因是中共“在所有的战线上都遭到了严重失败”，中共中央总部延安也被敌人占领，“为了避免全军覆灭，毛泽东非常需要苏联给以更积极、更广泛的帮助”。[13]列多夫斯基和其他俄国学者在后来的研究中转向了师哲的说法，即毛泽东访苏是斯大林主动提出的，其目的就是要他到苏联去“政治避难”。[14]然而，这些说法很值得怀疑。当时莫斯科与延安和南京的电报联系非常频繁，斯大林随时都可以通过在中共中央的联络员和驻华使馆了解中国局势，根本不可能相信西方报纸的传言。考虑到后文将要提到斯大林屡次推迟毛泽东访苏日期的情况，也很难想象斯大林会在这个“危机”的时候引火烧身。至于毛泽东为避免“全军覆灭”而向苏联求救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中共对国民党的全面进攻早有准备，并做了周密部署，撤出延安也是主动做出的策略性安排，又何必要去莫斯科搬救兵。况且，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应该明白，如果中共真的到了这种地步，苏联是不会插手的，即使给予援助也是于事无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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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看到的档案文献尚无法对这一问题做出具体判断，不过，笔者倾向于认为，当时中苏双方都有实现领导人直接会面的愿望。中共无疑需要苏联的援助和支持，其根本原因应该是担心中国局势的变化引起美国的干预。当中共感到胜利在望的时候，不会不考虑可能阻碍这一前途的各种因素，而其中最有可能帮助蒋介石起死回生的就是美国的直接干涉，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唯一可以借助的当然是苏联的援助。[15]而以毛泽东的性格来说，只有在取得一定优势的情况下他才会请求帮助。如前所述，1944年毛泽东对美国的态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四平保卫战中，毛泽东要求林彪拼死奋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做给斯大林看的，以求得莫斯科的援助。[16]而要取得苏联的支持和援助，首先必须得让斯大林了解和信任自己。因此，毛泽东需要亲自去莫斯科。斯大林当然也需要了解毛泽东和中共，特别是在欧洲已经分裂为两大阵营的时候，亚洲的局势是莫斯科不得不考虑的重大问题。1948年5月，当斯大林收到毛泽东一封请求援助的电报后，对即将去中国修复东北铁路的科瓦廖夫说：“我们当然要给予新中国一切可能的援助。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我们的一些国家也将走上这一条道路，那就可以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有了保障，我们就不会受到任何偶然事件的威胁。因此，为了援助中国共产党人，我们不能吝惜力量和金钱。”[17]不过，斯大林的顾虑要多一些，因为苏联的目标是既要保证东方战线的安全，又不能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冲突。无论如何，斯大林在1947年6月第一次表示同意毛泽东访问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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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在毛泽东身边的苏共中央联络员捷列宾接到莫斯科来电：“请转告毛泽东，联共（布）中央认为，关于他前来莫斯科的事情不可走漏任何风声。如果毛泽东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那么，我们认为最好取道哈尔滨前来。如果需要，我们可以派飞机前往。”[18]得此消息后，中共中央立即开始准备，命令迅速在山西的临县、兴县和岚县等地设法修整或新建一个简易机场，以便迎接苏方的飞机。[19]然而，未等机场修好，7月1日，捷列宾又接到另一封电报：“您有关毛泽东事宜和有关前线形势的报告已收到。鉴于目前进行的战役，毛泽东离开可能会对战事带来不利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毛泽东的来访是适宜的。”[20]斯大林这样说当然是一种托词，恐怕还是担心毛泽东访苏会走漏风声，这很可能与马歇尔计划有关——此时莫洛托夫正率领一支庞大的代表团，在巴黎参加有关援助项目的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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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后，9月1日，毛泽东通过捷列宾向斯大林转交了一份电报，其中报告说，至1947年6月，中共已歼灭敌军112万人，这一胜利“为彻底粉碎敌人的力量和夺取胜利奠定了基础”。[21]11月30日毛泽东在另一封电报中说：7月至10月，人民解放军又消灭了国民党正规军38.5个旅，包括非正规军在内共歼灭敌军45.2万人，并俘虏了53名将军。“我军已将主动权掌握到自己的手中。人民解放军以50个旅40万人挺进到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地区。我军在这个区域赢得了当地居民的拥戴。”[22]12月，毛泽东又给斯大林发了一封电报，强调中国形势将发生根本变化，革命战争已经转入反攻阶段，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23]这一连串的捷报显然打动了斯大林，看起来是需要尽快与毛泽东见面谈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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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莫斯科通知捷列宾，关于毛泽东访问事宜请转告他，“苏联政府欢迎毛泽东前来苏联访问”，并会保证他与国内的通讯联络。[24]以苏联政府而不是苏共中央的名义邀请毛泽东，说明斯大林很看重这次会面。第二天捷列宾回电说，他早上7点30分向毛泽东本人转告了电报的内容。毛听后“十分满意”，并说：“很好，现在我可以在那里待上3个月、半年”。毛泽东说，他54岁了，早就想去苏联，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已经去过那里，如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叶剑英、王明等。至于动身的日期，毛泽东认为，解放军占领平绥路后就可以出发了，现在要击溃蒋介石，不能让他有喘息的机会。捷列宾还报告说，毛在谈话时显得“十分活跃，非常满意”。[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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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3月15日毛泽东向斯大林报告说，中共将在东北开展大规模战役，以攻占沈阳和长春，在华北则已经形成了以石家庄为中心的新解放区。在军事上，中共军队已发展到249万人，并计划平均每个月歼灭国民党正规军8个旅，或一年100个旅，这样，“在5年或稍长一点的时间里（从1946年7月算起），全歼国民党军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26]在如此乐观的情绪下，毛泽东决定提前动身。4月22日，周恩来和任弼时通知捷列宾，毛泽东准备5月初前往莫斯科，随行的只有江青、他的女儿和翻译师哲。捷列宾要求莫斯科迅速给予答复。[27]未等斯大林回电，4月26日，毛泽东又亲自致电斯大林，详细说明了他的安排，即5月初从河北阜平出发，7月初或中旬到达哈尔滨，然后从那里去莫斯科。毛泽东还打算带任弼时、陈云及两名秘书、几个密码译员和无线电报务员同往。毛泽东说：“我想就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重要问题，广泛听取联共（布）中央同志的建议和指导；另外，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们计划在苏联实地考察有关军事、经济、政府及政党的问题。”毛泽东还提出，希望能“到东欧和东南欧国家走一走，考察那里人民阵线的工作和其他工作”。此行大约1～3个月。毛最后说，如果这一计划不被接受，他将只身前往。[28]如果说1947年毛泽东还没有做好出访苏联的准备，那么这一次他可是急切地要见到斯大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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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斯大林亲自复电毛泽东，“您4月26日的来信已收到，同意您来苏联的计划。您想带谁来，您认为需要带几个人来都可以”。[29]但没过几天，5月10日斯大林又发电报给毛泽东，以战局发展和安全为由，建议推迟动身日期。不过，斯大林客气地说：“如果您决定不延迟动身日期，请您通知我们，在您的旅途中我们是否能协助一下。我们把我们的飞机派给您，这样做，您认为是否合适。如果同意，请告诉我们，何时把飞机派到何出处。”同日，毛泽东复电接受了延期访问的建议，但他提出的理由是：自己近来身体不好，不宜乘坐飞机。[30]斯大林的犹豫，很可能与莫斯科得到的有关美国在华动向的分析有关。在苏共中央联络部1948年1月23日准备的有关中国局势的报告中，特别分析了魏德迈使团来华后美国对蒋介石进行军事援助的情况，以及美蒋“援华协定”和“海军协定”的内容。报告认为，“考虑到蒋介石政权将要垮台这个事实，并确信他已经没有能力完成美国统帅部的军事计划，美国不仅把一切事情的实际管理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尤其是给国民党军队提供军事装备的事务，而且还准备了自己的侵略中国的武装力量。”报告的结论是：美国“正在中国准备武装侵略行动”，英国也在策划“某种暂不明朗”的行动。[31]后来斯大林是否掌握了进一步的情报不得而知，但他此时担心在莫斯科接待毛泽东会刺激美国，则是很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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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毛泽东通知斯大林，两个月来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好转，故决定最近几日动身前往苏联，同行的有20人。毛泽东希望苏联派两架飞机到石家庄或大连附近来接他，然后经哈尔滨去莫斯科。但是，7月14日斯大林让捷列宾转告毛泽东：由于粮食收购工作已经开始，苏联领导人自8月起分赴各地，要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1月。为了有可能和所有的领导同志会面，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请毛泽东把来莫斯科的行程改到11月底。[32]同日，毛泽东让捷列宾转交了回电，同意把访苏日期推迟到10月底11月初。这次毛泽东没有完全听从斯大林的安排，表明他已经很不高兴了。据捷列宾7月17日的报告，毛泽东对于再次推迟行程感到意外，并对斯大林提出的理由颇不以为然。为这次出行，毛泽东已经做好一切准备，不仅整理了大量的资料和地图，甚至连手提箱都收拾好了，还特意买了皮鞋，缝制了厚呢大衣。回电发出后毛泽东又对捷列宾说，他深信必须现在出访。[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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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决意把毛泽东的行程推迟4个月，当然不是为了收麦子。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斯大林改变主意恐怕还是与美国有关。一方面，1948年6月封锁柏林而导致的危机正处在关键时刻，莫斯科的注意力自然被吸引到欧洲。[34]另一方面，斯大林也在密切观察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4月2日，苏联新任驻华大使罗申提交了对中国国内局势的报告，其中谈到，在中共武装力量的打击下，“国民党政权已经不稳固，但是还没有达到灭顶之灾的地步”。蒋介石担心中共军队进一步向内地渗透，已准备撤离首都，并与美国人一起在华南建立根据地。值得注意的是，面临危机，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挽救和加强蒋介石政权，其基本目的是挫败和消灭民主力量，奴役中国，把中国变成反苏的军事基地。[35]5月1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指示驻华使馆，与反政府人士接触必须“依据1945年签订的苏中条约和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密切注意美国人在华活动，以及揭露美国援助蒋介石的资料和事实。[36]6月中旬，苏联还推迟了中国解放区一批工人和工会干部到苏联学习的日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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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星期后，7月28日，毛泽东再次对苏共中央联络员说：“在1947年，他本来并不急于去莫斯科，但现在1948年形势变了，他想快点到莫斯科去”。毛还说，他在莫斯科有许多事情要谈，还要寻求苏联的建议和帮助。毛泽东列举了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几个方面的问题，最后强调说，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必须谈妥，以便使我们的政策方针与苏联保持完全一致”。[38]但斯大林迟迟没有答复。9月28日，毛泽东在给莫斯科的电报中又一次表示：有许多问题需要亲自向苏共中央和斯大林汇报，并真心地希望给予指示。[39]10月17日斯大林答复，同意毛泽东前来。不过，会面的时间还是安排在11月底。[40]这无疑伤害了毛泽东的自尊心。或许是为了找回面子，毛泽东提出，现在陆路和水路都不行了，莫斯科必须派飞机来，而且最合适的时间是11月中旬。捷列宾还报告说：“在最近的半个月里，每逢遇见，在方便的场合，毛泽东就再三强调，他必须出发，他已准备好出发，他将准时到达。”斯大林不好再推托，只得同意11月中旬将派两架飞机来接毛泽东一行。[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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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1月中旬莫斯科的飞机并没有到来。这次毛泽东真有些受不住了，便主动提出了延期。11月21日，毛泽东声称因“偶有微恙”和战事紧迫，他决定12月再动身去莫斯科。对此，斯大林表示理解，并说随时准备派飞机去接他。[42]到12月底，毛泽东又通知莫斯科说，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正在进行，而且中共中央最近准备召开一次会议，待会议结束他再去莫斯科。随后，毛泽东向斯大林通报了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顺利进展的情况，且不无得意地说，“目前形势的发展比9月初我们在中央会议上预计的要快得多”，到1949年底就可以基本上推翻国民党的政权。[43]斯大林在1949年1月6日的复电中回避了访苏的问题。或许是感觉到斯大林的不快，毛泽东立即向捷列宾解释说，中央会议还要开3～4天，之后准备1月20日去莫斯科，并于2月底回国。两天后毛泽东直接致电斯大林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结束，要求苏联10天后派两架四引擎飞机直接来石家庄接他，而且希望最好在清晨到达，因为这样安全一些。[44]1月10日，毛泽东又向莫斯科发出一封电报，一方面报告说，解放军主力部队春季休整，夏季南下，“最迟7月底或8月初，150万解放军正规军将横渡长江”；另一方面再次表达了急于前往苏联的愿望：“我们期待您派飞机来接我们去莫斯科。现在我们急需前往您处”，向联共（布）中央汇报工作，“并听取您对中国革命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指示”。[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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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再次妨碍了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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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二 斯大林有意调停和谈与毛泽东的激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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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已无法再同中共进行军事较量的蒋介石，被迫于1949年1月1日发表元旦文告，表示有意下野，并同意重开和谈。随后，为了向中共施加压力，南京希望借助国际社会的力量迫使中共走向谈判桌。[46]1月8日，国民政府向苏美英法四国驻南京大使递交了希望调停内战的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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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毛泽东的既定方针是“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政府”。[47]至于和谈，中共的主张是，和平谈判一定要进行，但不是同国民党政府谈判，而只是分别同有实力的地方政府和军队代表谈判，同他们或者是谈判停战，或者是谈判起义的条件，例如在北平同傅作义的谈判。通过在中共中央的联络员，苏联对中共的立场是非常清楚的。[48]然而，斯大林还是明确表示了希望单独出面调停国共内战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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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著名汉学家齐赫文斯基在1994年公布了有关斯大林与毛泽东就苏联调停国共和谈的档案文献，并由此提出，以往认为斯大林有意调停国共和谈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49]后来，俄国学者普遍认为，斯大林在1949年初根本就没有企图阻止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也没有要促使国共和谈的意图。[50]这些老一辈俄国学者为苏共立场辩护的初衷可以理解，不过，这里并非在讨论是非问题。其实，斯大林从苏共的立场出发考虑中国问题，主张谨慎从事，尽量避免引起美国干涉，也不是没有道理，但这里的根本问题是首先要把史实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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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要参与调停国共内战的想法早已有之。对苏联的安全和经济利益来说，只要中共能够在整个东北取得政权，就已经满足莫斯科的要求了，若再对华北和西北有所控制，当然更好。正是在这个范围内，如前文所说，苏联对中共的援助是比较及时的和慷慨的，因为这毕竟与苏联的安全和利益有着直接关系。如果中共的势力范围继续扩大，则很可能招致美国的干预。那样，莫斯科就会处于一种两难境地：或者眼看着中共在美蒋的合力打击下败退，而使苏联失去东方的安全屏障；或者全力援助中共，而不惜与美国在远东大陆发生直接冲突。所以，最好的选择当然是促使国共停止内战，以保住既得利益而不冒任何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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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申自1948年2月回到中国并升任大使后，为改善中苏关系和调停内战，不断与国民党高级官员接触。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致国务卿的电报说，罗申在1月作为武官回国述职之前，就提出了苏联在中国进行调停的问题。国民党情报人员截获的一份莫斯科给南京苏联使馆的电报说，要“努力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做出某种安排”，并表示苏联有可能出面进行调停。因此，罗申在向多次参与国共和谈的国民政府要员张治中辞行时表示，苏联愿意安排与共产党的和平谈判。不久，罗申返回中国，并升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认为：这“可能意味着苏联准备进行调停”，因为“这种调解是与苏联的基本目标相一致的”。“我们觉得，这也许是可取的办法，如果中国政府确信它在满洲的军事地位已没有指望的话”。美国大使还倾向于认为，“从中国政府的立场看，苏联的调解在很久以前就是必要的，甚至是值得向往的；从美国的立场看，任何苏联介入中国形势的打算都是有目的的，这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我们可以预见，苏联调解可能造成的形势也许对我们有利”。[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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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6月，罗申向国民政府国防部官员提议举行防止中苏两国之间出现“冷战”的会谈。他建议共同努力以寻求中苏在有关对日和约中的共同立场，并承诺将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增加对国民党的商业贷款，设立能使双方受惠的共同开发经济的项目。罗申说，只要中国人采纳他的建议，中苏关系中的尖锐问题将很容易得到解决。否则，苏联可能被迫沿中苏边界建立“缓冲区”，以保卫苏联国家的安全利益。[52]11月10日，据司徒雷登报告，张治中受蒋介石委托与苏联大使谈判和解方案，结果不尽如人意，但还在继续。监察院副院长刘哲也在同苏联使馆接触，讨论和谈问题。12月1日司徒雷登致电国务卿称：“时局的发展非常有可能出现停战，并恢复和谈。据未证实的消息，苏联大使到时将在国民党控制华南、共产党控制华北以及美国承认俄国在满洲的权利的条件下出面调停。”[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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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档案显示，苏联大使在1948年12月与其他国家驻华使节接触时，不断询问美国继续援蒋的可能性和具体内容。[54]看来，莫斯科对此是有所担心的。[55]与此同时，苏联驻华使馆三秘马卢欣12月27日提交的备忘录认为，“从杜鲁门总统的整个对华政策看，停止给蒋介石政权提供援助不是意外之事”。为此，美国正在策划组建以李宗仁为首的联合政府，并“迫使共产党人在相互让步的原则下接受和平建议”，如果中共拒绝和谈并加入联合政府，就将帮了反动派的忙。此外，种种迹象表明，“美国人决心直接同共产党接触”。[56]在如此情况下，斯大林合乎情理的考虑是必须把控制中国局势和中共政策走向的主动权抓在苏联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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