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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第三章 同盟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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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和政治抗争,中共终于取得了国家政权,对于毛泽东来说,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巩固已经取得的政权。而要做到这一点,面对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状况,无论恢复经济还是整合社会,无论是安全保障还是国家管理,中共都需要立即建立并加强与苏联的同盟关系,需要来自莫斯科的各方面的援助。所以,毛泽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实现他自1947年就已经表达而一直未能实现的愿望:亲自访问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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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说,通过米高扬访华和刘少奇访苏,中共与莫斯科已经取得了意识形态和国内外各项方针政策方面的认同,从而为中苏同盟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毛泽东与斯大林见面要达到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签订条约的形式,把两国的同盟关系在法律上固定下来,并对外彰显。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无论对于中国和苏联,还是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对于这一点,以往的研究已有说明,而笔者要强调的是中苏外交谈判中出现的矛盾和分歧,特别是其处理的结果。在签订条约时,中苏两国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涉及国家主权和利益的两个问题:在形式上,是维持1945年的中苏同盟条约还是重新签订一个新条约;在内容上,如何处理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港的问题,甚至包括外蒙古独立的问题。斯大林曾经表示,这些问题只有等毛泽东来莫斯科时才能加以解决。然而,当毛泽东在起程前提出这一问题时,斯大林却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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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一 斯大林有意回避处理中苏条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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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发生了几件虽然不大,却引起毛泽东不满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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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事,莫斯科没有刊登周恩来感谢苏联承认中国的照会。1949年10月1日周恩来通过在北京领事馆的齐赫文斯基向苏联递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公告,10月2日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致电周恩来,通知苏联政府已决定与新政府建交。同一天,周恩来发出了中国政府的照会电,感谢苏联政府做出的这一决定。[1]收到照会后,10月3日,葛罗米柯向斯大林建议:“外交部认为,周恩来的电报内容宜刊登在今年10月4日出版的中央大报的头版。”葛罗米柯还重新起草了一个关于中苏建交的公告,其中强调:“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对此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深怀敬意”。[2]然而,《真理报》在10月3日的头版中央位置全文刊登了葛罗米柯给周恩来的电报,但周恩来的回电只是作为报道刊登在10月4日的第3版。而《人民日报》则在10月4日的头版同时全文刊发了葛罗米柯和周恩来的电报。[3]斯大林是否有意造成这种反差,不得而知,但毛泽东看在眼里的感觉是可想而知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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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苏联驻中国大使Н.В.罗申递交国书仪式,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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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苏联政府任命罗申为驻华大使。罗申不仅是国民党时期的苏联最后一任驻华大使,而且是各大国中唯一随南京政府迁至广州的大使。米高扬访华和刘少奇访苏期间,苏联方面两次向中共解释这个问题,这说明对中共内心的不满,斯大林是非常清楚的。[5]但斯大林还是决定任命罗申为首任驻新中国大使,当齐赫文斯基就这个任命征求中国的意见时,周恩来的脸上当即反映出对斯大林这一决定的失望表情。周请齐赫文斯基等一等,然后走向附近的毛泽东办公室。一刻钟后,周回来告诉齐赫文斯基,中国政府同意这项任命。[6]显然,中国是对这项任命并不满意。毛泽东的不满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即苏联大使的地位与中国大使不对等。毛泽东在不久后给斯大林的电报中介绍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时,特意说明他是外交部副部长和中共中央委员,或许不无用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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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件事,毛泽东始终没有收到斯大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发来的贺电。在10月16日罗申递交国书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他看到了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时斯大林亲自发出的贺电,并反复强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晚成立12天。罗申在备忘录中记载:“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他对中国至今没有收到斯大林同志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函电而感到十分遗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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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苏联已经确定了与新中国结成同盟的方针,而且也充分认识到中国在亚洲革命中的地位和影响,那么斯大林有意地贬低新中国并使毛泽东感到难堪,其目的就只能有一个,即暗示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具有法统上的继承性,故应保留1945年8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因为斯大林知道,毛泽东就要来莫斯科了,而如何处理中苏同盟条约将是这次中苏最高领导人会面的一个重要议题。果然,毛泽东开始不断传递这方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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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5日,科瓦廖夫在与毛泽东会谈时转达了斯大林的意见,他“任何时候都乐意在莫斯科会见毛泽东”。毛泽东表示,他愿意在12月斯大林70寿辰时访问苏联。8日,毛泽东致电莫斯科表达了出访苏联的愿望,还特别说明访问期间要提出中苏条约问题。电报又补充说,如果要签订条约,周恩来将前往莫斯科签字。10日,周恩来到苏联使馆拜会罗申,再次提到毛泽东访苏的问题,并说除了友好交流,毛泽东还将提出中苏条约问题。如果拟定新的中苏条约,那么周恩来将立即飞抵莫斯科。[9]同日,首任驻苏大使王稼祥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莫斯科求见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夫连季耶夫。谈话间王稼祥说,毛泽东有一封信给斯大林,他“早就怀有访问莫斯科的强烈愿望”,并希望尽快实现这一愿望,具体时间由斯大林定。王稼祥还说,周恩来也准备访苏,他受命询问莫斯科的意见:周恩来应该同毛一起前来,还是可以晚些时候再来。[10]12日,葛罗米柯向斯大林报告了中国的想法和要求,并建议周恩来何时访苏由中国自己决定。[11]17日,负责安全工作的李克农在与罗申谈话时提到,美国间谍机关破坏中苏友谊的手段之一,就是攻击1945年的中苏条约,“把它说成是不平等的和帝国主义性质的条约,其结果是使中国失去了辽东半岛和东北的一切机器设备”。[12]在此期间,身为苏共中央代表的科瓦廖夫也向斯大林报告说:毛泽东曾经告诉他,打算出访三个月,第一个月在苏联,与斯大林会谈,要签署新的中苏条约,第二个月访问东欧,第三个月在苏联南方养病。因此,中国人希望斯大林将中苏条约的事情放在日程安排的前面。[13]12月5日,周恩来向苏联大使馆通报了毛泽东的访苏安排。[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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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不断向莫斯科传递有关中苏条约的明确信息,就是要让斯大林明白,毛泽东把重新签订中苏条约的事情放在了这次访问的首位。[15]但是,尽管毛泽东一再表明访苏的目的,却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答复。中国反复提出周恩来何时访苏的问题,当然不是考虑礼仪的安排,而是希望重新签订中苏条约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对此,斯大林也没有表明态度。毛泽东只好独自前往莫斯科。[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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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二 毛泽东坚持必须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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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苏联的宣传画:斯大林高于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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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于1949年12月16日到达莫斯科,当晚便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正式会谈。[17]根据俄国档案中的会议记录,两位领导人的第一次对话便在中苏条约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双方对国际局势进行简短的交谈后,毛泽东提出了新的话题:刘少奇访苏后中共中央研究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斯大林知道毛泽东要说什么,便立即打断他的话说:“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和解决”,但“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这个条约的”,所以苏联领导人“决定暂时不改动这个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一条,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斯大林的设想是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这就明确表示了苏联不准备签订一个新条约的立场。对此,毛泽东不好直接反对,只得表示可以保留“中国长春铁路和旅顺的现状”,“眼下不必修改条约”,但同时指出,“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定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周到。”会谈即将结束时,毛泽东再次提出“是否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题”。对此,斯大林假装没有听懂毛泽东的意思,回答说:“这个问题您必须自己决定。可能需要周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18]毛泽东回到下榻的布利日尼亚大街别墅后,非常气愤,却又无处发泄,便对着房内的软床垫和抽水马桶大发脾气。这是两件他从不使用的东西,毛泽东叫人拆掉了弹簧床垫,却无法处理马桶,便在卫生间里大叫:“管天管地,管不了人家拉屎放屁嘛!”“人家不谈,就都不要变了。睡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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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领导人第一次见面,斯大林便先声夺人,提出了处理中苏条约问题的原则,而毛泽东甚至连中方的意见都没有说出来。在12月18日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毛泽东讲述了他对这次会谈结果的理解,即苏联认为“不宜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苏联租用旅顺口30年“在形式上不能改变”,但可以发表一个声明表示苏联同意从那里撤军。电报中还讲到一段俄国档案没有记录的内容:毛泽东提出,中国的社会舆论认为原条约已经失去了意义,但斯大林仍然强调,对原条约的修改,大约要到两年以后,并坚持不同意周恩来到莫斯科来。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请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条约问题如何解决”,并提出处理意见。[20]21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联名致电毛泽东说,政治局会议研究后的意见是,如果苏联“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对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恩来同志去莫似无必要”。[21]显然,在北京的中国领导人此时意识到,这次会谈已经不大可能按照中方的意图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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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毛泽东却没有放弃努力。在12月21日斯大林寿辰的庆祝大会上,苏联人特意安排毛泽东就座于斯大林身边,并且第一个发表讲话。[23]场面虽然十分热烈,但并没有消除毛泽东对第一次会谈结果的不满。按照科瓦廖夫的观察,那几天毛泽东“闷闷不乐地待在别墅里”,“情绪不好,心神不安”,还拒绝了罗申的求见。为了进一步表明中国方面的态度,毛泽东于12月22日邀请科瓦廖夫去谈话,并要求把谈话记录转给斯大林。根据谈话记录,毛泽东提出下一次会见希望安排在12月23日或24日,并向斯大林提交了下一步谈判的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解决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协定等问题,其中包括缅甸承认中国的问题。按照这个方案,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履行协议签字手续。第二种方案是对第一方案中的各种问题从多方面进行磋商,但暂不履行相应的签字手续。这样,周恩来就不必马上来莫斯科。毛泽东在交谈中不止一次地强调,所有这些问题均由斯大林定夺。[24]毛泽东对第二次会谈抱有极大希望,他在第二天凌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谈道:“已与斯大林约好23或24日谈一次。在这次谈话后可以确定方针电告你们。”[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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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月24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谈中,双方主要谈的是越南、日本、印度等一些亚洲兄弟党的事情,斯大林根本没提中苏条约的问题,毛泽东对此大失所望。[26]这一次毛泽东真的动了气,他后来曾向苏联大使尤金谈起当时的情况:“关于签订条约的问题当时对我们来说事关重大,将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后发展的前景”。“我在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就提议签订条约,但是斯大林却避而不答。我在第二次会谈时又重提这一问题”,斯大林还是找借口拒绝了。“后来斯大林避而不见我。我曾给他的住所打过电话,但得到的答复是斯大林不在家,建议我去见米高扬”。毛泽东说,“这种做法使我很生气,我决定呆在别墅里,什么也不干”。毛泽东还拒绝了科瓦廖夫和费德林关于去苏联各地游览的建议,而宁可“在别墅里睡大觉”。[27]此后一段时间,毛泽东确实没有公开露面,只是在别墅里看历史人物传记的影片以消磨时光。[28]尽管情况并非像毛泽东对科瓦廖夫抱怨的那样,他每天只做三件事:吃饭、拉屎、睡觉。[29] 但是毛泽东既不回国,也不露面却是实情。莫斯科的空气显得凝重而紧张,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在等待对方转变立场,做出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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