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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五 斯大林在战略策略上对毛泽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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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同盟建立不久便发生了战争，因此，在军事方面最早地反映出这一同盟的存在和作用。朝鲜战争期间，在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方面，中苏都能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在中国与朝鲜发生分歧和矛盾的情况下，斯大林几乎没有例外地支持了毛泽东的立场。这主要应归结于斯大林与毛泽东在估计战争形势和考虑问题的出发点等方面都有基本一致的认识，尽管他们可能出于不同的考虑，而且这些共同看法也不一定都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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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中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军队指挥权的归属，这也是中国军队进入朝鲜境内首先遇到的问题。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中朝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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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情况紧急，在中国出兵前，中朝双方并未就出兵后的指挥、通信、补给、运输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据柴成文观察，金日成开始的想法比较简单，即在敌情紧迫的情况下，请求中国出动军队帮助朝鲜顶一阵。这样，军队的指挥权自然要由朝鲜领导人掌握。当他得知中国准备派几十万部队分批入朝作战后，才感到事情重大，不便直接提出由他来指挥中国军队。因此，金日成只是提出双方指挥所合在一起。[255]但彭德怀有自己的考虑。首先，斯大林在10月1日建议中国出兵的电报中明确表示，志愿军“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256]其次，在朝鲜的所见所闻，很令彭德怀对朝鲜人的军事指挥能力担忧。[257]因此，在彭德怀看来，根本不存在将中国军队交给朝鲜指挥的问题。至于对朝鲜军队的指挥，一则不了解朝鲜方面的主张，二则人民军主力部队已经溃散，新组建的兵团正在中国境内整训，尚无法直接参与军事行动，此时还不宜提出。[258]所以，当10月21日彭、金在大榆洞第一次会面时，双方均未提出统一指挥问题，只是在谈到两军如何配合时，金日成同意派朴一禹驻彭处保持联络。25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朴一禹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党委副书记。[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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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事发展，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在第一次战役期间，彭德怀屡次报告，因中朝之间缺乏协调——语言不通、地形不熟、朝鲜党政军民撤退堵塞道路等，“志愿军行军作战受阻”。[260]此外，还多次发生人民军误击志愿军的事件。在物资供给、交通运输等方面，由于没有统一的协调指挥，也出现了混乱的局面。[261]为此，彭德怀通过北京委托中国使馆人员向金日成提出作战中的协调统一问题，希望人民军总部能够靠近志愿军总部。11月7日彭又请朴一禹面见金日成，反映几个有关问题。但金日成坚持只派参谋担任通信联络，交换情报，既不同意两军总部靠近，更不同意采取联合的形式。[262]在此期间，彭德怀请求中央军委转告金日成，人民军第六师尚有6200多人，且已同志愿军一百二十五师会合，希望让该师留在当地协同志愿军作战。但金坚持将该师调走了。后第七师5000余人又与一百二十五师会合，彭再次提出留下该师，金日成则不予答复。[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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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日成这样做，一则是不了解莫斯科的立场，二则可能是误解了中国人的某些说法。为了避免刺激美国，中国政府对于进入朝鲜的中国军队强调其非官方的性质，所以在公开谈到部队指挥权问题时特别谨慎。10月25日中国军队与联合国军开战的消息传出以后，金日成希望中国同意公布志愿军参战的事实，以鼓舞士气。毛泽东11月7日批示，金日成在演说中可以提到“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在朝鲜人民军统一指挥之下配合人民军反抗侵略者”，但不宜多说。周恩来在答复中强调，不是“中国志愿军”，而是“中国人民志愿军”。12日，周在电报中再次强调，金日成演讲的措辞一定要改为：“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在朝鲜人民军总部指挥之下的参加作战”。[264]金日成大概不知道，这些说法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265]实际上，中国从未考虑过把军队交给朝鲜指挥。毛泽东特别嘱咐柴成文向金日成提出建议，要金10日左右与彭德怀、高岗直接见面，商谈中朝两军作战和供应事宜。[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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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应邀来到志愿军总部，高岗也专程从沈阳赶到。会谈一开始，性情直率的彭德怀便提出了两军必须统一指挥的问题。高岗也解释说，朝鲜半岛地域狭窄，战役上没有统一指挥不行。什特科夫明确表示应该由中方统一指挥，并批评人民军以最好的苏联装备打了败仗，而赞扬志愿军以劣势装备消灭了大量敌军，认为对中方指挥的正确性不应存在任何怀疑。但金日成在发言中只介绍了人民军的情况，而对指挥权和有关政策问题闭口不谈。情急之下，彭直接提出了自己设想的方案，即由金、什特科夫和他本人组成一个三人小组，负责对军事问题进行协商和统一指挥。对此建议，金日成仍然不置可否，而什特科夫因未请示莫斯科，也不便表态。最后只好决定，待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召开会议再行讨论。[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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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关重大，毛泽东不得不请求莫斯科表态，他在11月13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转述了彭的建议，并说：“我们同意这个提议，现特电告，请求您的指示。如您认为可行，即请由您处向什特科夫同志和金日成同志提出为妥。”毛泽东特别指出：“现在的重要问题是朝、苏、中三国在那里的领导同志们能很好地团结，对各项军事政治政策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作战上能有较好地配合，并能依照您的提议有相当数量的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混合编制在一起（保存朝鲜军队的建制单位），倘能如此，胜利是有把握的。”[268]16日斯大林回电：“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并已电告金日成和什特科夫。[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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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金日成提出要去北京与毛泽东商谈。12月3日的会谈确定，成立中朝联合司令部（联司），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委，以后命令即由彭、金、朴三人署名，对志愿军的单独命令仍照以前署名不变。联合司令部成立以后，凡属作战问题及前线一切活动均归其指挥，后方动员、训练、军政、警备等事则由朝鲜政府直接管辖。联司下分为两个机构：志愿军司令部和人民军参谋部，合驻一处办公。联司的建立对外不公开，仅对内行文用之。铁道运输、修理亦划归联司指挥。会谈后，周恩来起草了《中朝两方关于成立中朝联合指挥部的协议》。[270]截至1951年4月15日，由于在中国受训的部队回国，朝鲜人民军共有7个作战军团。其中4个军团在联合司令部领导下行动，3个军团直接隶属朝鲜人民军总司令。[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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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志愿军是否越过三八线继续作战的问题上，中苏也进行了充分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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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2月，中国军队已把战线推进到三八线附近。这时，国际舆论要求停战的呼声更高了。但中国领导人的看法是，“美国想骗取停战，好稳住阵线，调整兵力，以便再行进攻”。12月3日，周恩来通知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伍修权和乔冠华，采取“他急我不急”的态度，在联合国的发言“应采取攻势”，不要拒绝停战谈判的建议，但应强调“美军从朝鲜撤退，朝战自停”。[272]与此同时，中国也征求了苏联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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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中国大使王稼祥拜会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探询苏联方面对于在目前条件下美国人是否会就朝鲜问题同中国和苏联举行谈判的看法，葛罗米柯回答，现在美国方面还没有和平解决朝鲜局势的建议。接着，王稼祥问起：“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军队在成功地继续进攻的情况下，是否应该越过三八线。”葛罗米柯回答：“鉴于当前朝鲜的形势，提出‘趁热打铁’这句古老的谚语是十分恰当的。”[273]尽管葛罗米柯事先声明这只是个人看法，但了解苏联外交决策程序的人不难想到，这一定是斯大林的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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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出席安理会会议的中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告诉国内，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印度、英国、瑞典代表不止一次地探询中国的停战条件，并希望尽快得到答复。“为了掌握主动，并表现出积极性”，周恩来草拟了中方的条件，并打算发给伍修权，但毛泽东把电报拦下，要求先发电询问莫斯科的看法。12月7日凌晨3时，周恩来紧急召见罗申，讲明了上述情况，并以书面方式递交了中国政府拟定的五项条件，即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逐出蒋介石的代表；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周恩来表示，“在有关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现有条件送达伍修权之前，中国政府想同苏联政府商量，并请苏联政府就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中国政府希望当天就得到答复。[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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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政府当天回电，说斯大林“完全同意”中国提出的五项条件，同时强调“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能停止”。但另一方面，斯大林又建议中国暂时不要提出这些条件，而要等美国和联合国先提出条件。斯大林甚至起草了中国应如何回答这一问题的具体表述方法。[275]为了与中国协调行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同一天做出决议，通知在联合国的苏联代表维辛斯基，苏联代表团关于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建议应再加上两条：一切外国军队立即撤离朝鲜；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276]所加内容，实际上就是中国五项条件中的第一条和第三条。斯大林的用心可谓缜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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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苏联电报后，12月8日，周恩来即给中国在联合国的特别代表伍修权及顾问乔冠华发去电报，指示：“你们仍应采取他急我不急的态度，不给他们以侦察机会。不向他们过早摊牌”。电报指示的对英印等国的答复内容与斯大林的建议完全相同：中国愿意尽早结束战争；英印等国未受联合国和美国委托谈判停战条件；中国愿意知道联合国和美国对于停战的意见。[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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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政治上，中苏的立场完全一致，即不急于进行停战谈判。但是在军事上，志愿军总部却感到已无力南进。作为前线总指挥，彭德怀认为，经过两个战役后，部队疲惫不堪，病员增加，急需休整补充。后勤供应没有保证，大部分部队还没有冬装，弹药和粮食也接济不上。因此，彭德怀在12月8日电报中提出，如对敌人“不能给以歼灭性打击”，即使能够越过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也不宜这样做，故拟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进军，第二年春天再战。[278]周恩来看到电报后，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如能给敌以歼灭性打击，就越过三八线，相机取得汉城；否则，即使能越过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亦不宜做。“故拟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让敌占三八线，以便明年再战时歼灭敌主力”。[279]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也认为部队急需休整补充，且在第一线兵力上，中国军队也不占绝对优势，因此，向毛泽东建议推迟两个月发动下一次战役。[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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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毛泽东还是坚持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他在12月13日的电报中答复彭德怀：“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281]毛电中所说的“政治”，不仅是对英美而言，也考虑到苏联和朝鲜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倾向性意见。在29日的电报中，毛泽东进一步劝说彭德怀：如果不打这一仗，“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282]于是，志愿军在新年前夕发动了第三次战役。后来的情况证明毛泽东是对的，如果志愿军在三八线以北止步不前，必将引起同盟内部的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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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军事策略上，毛泽东赞成彭德怀提出的长期打算、稳步前进的战役部署，同意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后就收兵，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退后几十公里进行休整。[283]战局发展正如彭德怀所料，1951年1月3日，彭德怀电告毛泽东，敌军在防线被突破后迅速撤退，中朝联军除占领了一些地盘外，只俘虏3000余人，因此他设想：“如敌继续南逃，即跟踪追击至水原待命。此役以占领汉城、仁川、水原、利川等地以后即停止前进，准备休整补充。如敌以重兵防守汉城，则我暂不强攻，因各种条件均不成熟”。4日顺利占领汉城后，彭德怀又向金日成通报了下一步计划：继续攻占仁川、水原、洪川后，固守待命。毛泽东及时向斯大林转发了彭德怀的电报。[284]8日斯大林回电，表示同意彭德怀的部署。[285]同一天，志愿军党委报告：因部队“兵员不足，给养很差，体力削弱，非休整补充、改善运输供给，难以继续作战”，且“敌阴谋诱我深入到洛东江的早已设好的坚固阵地，并诱我攻坚”，彭德怀已下令：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286]此举引起朝鲜方面的强烈反对和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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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彭德怀下令停止进攻的当天，金日成向柴成文表示，部队休整不宜过长，有一个月足矣；若时间过久，河川及稻田化冰后，将增加部队运动困难，且敌人企图拖长时间，以利补充装备和部队喘息。金还拟赴彭处面谈。彭即将金的意见电告毛泽东，但坚持部队必须休整补充。[287]1月9日上午，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得知在朝部队已经停止前进后，也表示反对。他不满地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虽经聂荣臻耐心解释，扎哈罗夫仍然坚持己见。[288]恰在此时，斯大林来电称，为避免国际上对中国的责难，建议由志愿军控制三八线以北及其两侧海岸，而令人民军继续南进追击。毛泽东当天将此电转发彭德怀。[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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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晚，柴成文陪同金日成来到彭德怀的指挥部。会谈中，彭在分析了敌我实际情况后强调，我军必须休整，经过充分准备以求在下一战役消灭更多敌人。金表示同意休整，但提出时间要尽量缩短，可先出动三个军南进，其余休整一个月。彭认为，现在出动可能压迫敌人再放弃几个地方，但过早将敌主力压缩到釜山狭小地区，不利于分割围歼。金争辩说，不能消灭敌人，扩大领土也是很重要的。彭说，扩大领土不如首先消灭敌人。消灭了敌军，自然就得到了领土。金坚持认为，目前多占领土，增加人口，才有利和平解决后的选举。彭认为不必多考虑这些，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多打胜仗，消灭敌人。由于双方争执不下，彭拿出毛泽东9日电交金日成，说朝鲜军队可继续进攻，志愿军负责后方防御。金坚称，他谈的不是个人意见，而是劳动党政治局的集体意见，于是打电话叫朴宪永星夜赶来。[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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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彭德怀收到毛泽东急电。针对金日成主张缩短休整时间的主张，毛泽东依据斯大林来电提出：人民军一、二、三、五军团均可置于汉江以南之第一线，志愿军撤至仁川及汉江以北休整两个月至三个月，仁川及汉城之守备由志愿军担任。人民军应以现在东北训练的新兵补充，如金日成认为不必补充休整就可前进，亦可同意人民军前进击敌，并可由朝鲜政府直接指挥。志愿军担任仁川、汉城及三八线以北之守备。当日黄昏，彭与金、朴进行了更加激烈的争论。金日成和朴宪永认为，斯大林所说让人民军单独前进，是指目前形势有利，美军要退出朝鲜。朴宪永列举最近一些新闻和苏方提供的情报，得出结论说，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但我军不追击就不会退出，因为美国要找借口。彭德怀反驳说，我不追击，美国可以自动退出，这对他们是很好的借口。朴回答，不追击就不会退出，应该利用美国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彭说，只有再消灭美军几个师，才会加深这种矛盾，这一因素才会成为有利条件，而志愿军只有休整后才能再战。这时金日成插话，重提在半个月内志愿军应有三个军继续南进，其他部队休整一个月后再进攻的主张。彭德怀有些不耐烦了，提高嗓门激动地说：你们的看法是错误的，都是从愿望出发。你们过去说美国一定不会出兵，从不设想如果美国出兵怎么办，现在又说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也不考虑如果美军不退出怎么办。你们指望速胜而又不做具体准备，结果只会延长战争。你们把战争胜利寄托于侥幸，把人民的事业拿来赌博，只会把战争再次引向失败。志愿军休整补充需要两个月，一天也不能少，可能还要三个月，没有相当的准备，一个师也不能南进。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轻敌的错误意见。如果你们认为我彭德怀不称职，可以撤职审判，可以杀头。彭德怀接着讲出了毛泽东来电的意见：志愿军坚守后方，同意人民军继续南进。金日成无可奈何，只得表示，人民军还没有准备好，元气也未恢复，不能单独前进，并勉强同意志愿军休整两个月。最后，双方决定召开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交流经验，统一思想。[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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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毛泽东也进一步施加压力，于1月14日致电金日成：在敌人准备继续抵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才能继续作战。不然，我们就会重犯朝鲜军队1950年6月至9月所犯过的错误”。“中朝两国同志必须耐下心来，进行必要的准备”。第二天毛又将此电转发斯大林。[292]斯大林得知中朝之间的争论后，在一封电报中说：“中国志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毫无疑义，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里”，并称赞彭以劣势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斯大林还批评苏联大使不懂军事，不准他再干扰彭德怀的指挥。[293]于是，在1月16～18日再次与彭德怀会晤时，金日成表示朝鲜人民军单独南进是带有冒险性的，朝鲜劳动党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中方提出的必须利用两个月时间进行休整的建议是正确的。[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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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事角度讲，彭德怀的主张是实事求是和有充分依据的。不过，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中朝之间的这种分歧，只是在军事策略方面持有不同主张，而从总的战略方针来看，北京同平壤、莫斯科是一致的，都主张通过军事手段或军事压力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半岛，以彻底解决朝鲜问题。在这种情绪下，毛泽东和金日成都没有认真考虑此时联合国提出的要求停战谈判的决议案，从而失去了一次尽早结束战争的有利时机。[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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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国拒绝联合国的停火提案几天以后，1月25日联合国军开始反击，尚未得到休整及兵员和弹药补充的志愿军不得不仓促应战。经过几个月的较量，战争在三八线附近形成僵持局面。[296]这时，中国才想到停战谈判，但已经失去了一切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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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战役后期，中国方面终于感到战争难以继续下去了。1951年5月下旬，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采取“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的方针。[297]金日成则表示反对战争长期化的打算，要求中朝联军6月末至7月中对敌发动再一次总攻。毛泽东请金日成于6月3日抵达北京进行商议。经过商谈，金日成同意6～7月不发动进攻，但还是要求在8月发动一次反攻。[298]6月4日，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克拉索夫斯基接连向莫斯科发出两封电报，转去了彭德怀和志愿军司令部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明了前线的严峻局势：敌军处于攻势，装备精良，士气高涨，而我军粮食、弹药不足，部队疲惫不堪，破敌无术。彭德怀主张放弃进攻，后撤休整。[299]同一天，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战争看来不得不转为持久战了。斯大林似乎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本意，他在5日的回电中，表示同意毛的意见，不应急于求成，又说持久战有利于磨炼部队，打击敌人的威信。[300]为了说明实情，毛泽东只好要求让高岗去莫斯科当面向斯大林报告，并希望金日成和在苏联养病的林彪也参加会谈。经斯大林同意，6月10日金日成和高岗乘苏联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301]斯大林于13日与高岗一行举行会谈后，表示同意停战。[302]毛泽东接着又提出进一步要求，希望由苏联出面提出停战谈判问题，以试探美国的反应。[303]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发表广播声明，要求交战双方立即停火，进行停战谈判。第二天，斯大林告诉毛泽东，“我们关于提出停战问题的承诺已经兑现”。[304]经过莫斯科为中间人从中撮合并传递双方的信息，中朝联军与联合国军迅速达成一致意见，1951年7月10日，开城停战谈判正式开始。[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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