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895240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51]

1702895241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六 战时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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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43 中国出兵朝鲜的最大困难就在于国力衰弱，实力不强。由于多年战争的破坏，新中国的大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即要应付战争，又要恢复经济，的确是困难重重。斯大林明白，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出兵朝鲜本身，就是对苏联实现其远东战略目标和利益的援助和支持。因此，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苏联都有义务保证对正在战场上殊死搏斗的中国军队提供援助和支持。斯大林的确这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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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45 首先从武器装备上来说，中国要单独应付这样一场现代化战争是完全不可能的。仅供应的弹药这一项任务，中国本身就无法完成。如1951年第一季度，朝鲜战场上所需弹药约14100多吨，而国内的军工生产能力总共只有1500多吨。[319]斯大林基本满足了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要求，特别是在停战谈判开始以前，几乎是有求必应。俄国档案文献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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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47 朝鲜战场的战斗打响不久，毛泽东要求苏联提供鱼雷快艇、装甲舰、猎潜艇、岸炮等海军武器装备，并拟派海军司令员肖劲光飞赴莫斯科进行商谈。斯大林第二天便回电表示同意。[320]11月17日，周恩来致电斯大林，称“新的战役即将开始”，而“鸭绿江铁路桥每天都在遭受敌机轰炸”。为解前方作战燃眉之急，需要立即从驻辽东半岛的苏联部队中抽调500辆汽车。斯大林当天便答复：“为了尽快将汽车移交给您，我是说给您新车，已指示我军司令部不是从旅顺，不是从旧车中调拨，而是在满洲里交付新车。11月20日移交中方代表140辆，25～26日移交355辆。剩余车辆将于今年12月5日前尽快发出。在满洲里站还将交付1000辆汽车。”[321]对于周恩来提出的请苏联为中国正在组建中的空军集团军派遣15名军事顾问的要求，斯大林也是立即予以满足的。[322]为了加强志愿军的空军作战能力，斯大林还主动提出无偿向中国提供大量新式飞机。他在1951年5月22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以前援助中国的10个歼击航空兵师中，有6个师装备的是已经落伍的米格-9歼击机。“为使中国歼击航空兵师能够成为更加富有战斗力的歼击航空兵”，苏联政府将在8月初之前无偿地向中国提供372架性能先进的米格-15飞机。现有的米格-9飞机，仍留给中国作训练飞行员用。[323]斯大林这些做法表明了苏联作为一个盟国的诚意，毛泽东对此非常感激。从两国领导人往来的电报中可以看出，中苏之间的盟友关系在相互支援与合作中得到了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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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49 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军队实现了全面改装，其中完全按照苏军编制装备或新组建的有：原106个陆军师中的56个师，6个坦克师和独立坦克团，101个（37毫米）独立高射炮营，5个野战高炮师和1个城防高炮师，2个火箭炮师，14个榴弹炮师，2个反坦克炮师，33个高射炮团，4个探照灯团，9个雷达团和独立雷达营，28个工兵团，10个铁道兵师，以及通信兵和防化兵部队。到1954年初，中国共组建了28个空军师，5个独立飞行团，共有飞机3000余架，均是苏联赠送和售予的。至于海军，由于资金和技术问题，双方的谈判进展缓慢。中苏第一个海军协定，即1953年6月4日《关于供应海军装备及在军舰制造方面对中国给予技术援助的协定》（简称《六四协定》）签字时，朝鲜战争已经接近尾声。尽管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并不都是新式的和先进的，有的甚至是二战时美国租借物资中的剩余装备，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这毕竟都是现代化武器，而苏联是当时能够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唯一国家。[324]这种援助对于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取得的战果，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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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51 在朝鲜战争期间，苏联对中国经济恢复和建设方面的援助更是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连年战争使得中国经济遭受了严重破坏，中共夺取政权后，首先面临的就是财政拮据。根据中共中央提供的内部统计材料，1949年的预算支出为20亿银元，而收入为15亿银元，赤字5亿银元。其中军事开支占有很大比例，1948年占70%～89%，1949年占50%以上。[325]情况刚有好转，参与朝鲜战争再次加重了中国经济的困难局面。据周恩来通报，中国1950年的军费开支占整个预算的44%，1951年占52%。[326]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禁运和封锁，对中国经济发展也造成了严重损害，仅1950年底至1951年7月，进口原材料和器材价格上涨幅度一般都在1倍左右，有的上涨了4倍。同时，出口产品则大大减少，1950年中国土产品出口约4亿美元，1951年计划减少为2.3亿美元。中国与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的贸易总额，平均还不到历史最高水平的10%，与亚洲各国的进出口贸易也遇到重重困难。[327]正如刘少奇1951年7月5日在一次报告中承认的，中国的经济还无法做到真正独立。[328]因此，中国只能依靠苏联的援助，苏联也确实从各个方面提供了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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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53 首先，通过向中国的出口贸易，苏联提供了恢复经济急需的工业原料和设备。1950～1952年，苏联向中国出口了94.3万吨钢材（大约占中国钢材生产的40%），150万吨石油产品，其中包括100万吨的煤油和汽油（同期中国煤油和汽油的产量不超过28.7万吨）。1950年苏联向中国出口的工业设备价值1.653亿卢布，1952年则增长到6.94亿卢布，即增长了3.2倍。其中成套设备的供应不断增长，使中国能够迅速建立起各种新企业或修复一些旧企业。[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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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55 中国现代工业基本建设的核心就是苏联在战争期间开始援建的重点项目，即人们常提到的156项引进工程中的第一批50个项目。1950年2月中苏领导人会谈的结果是苏联政府答应帮助中国援建恢复经济急需的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和军工部门的50个重点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因情况变化，撤销了1个项目，合并了2个项目，实际建设项目为47个。其中能源工业项目21个，占44.7%，改建和扩建项目22个，占46.8%，东北建设项目36个，占76.6%。[330]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援建工程带有恢复生产和为工业化打基础的性质。随着设计工作的进展和朝鲜战局趋向缓和，这些项目在恢复时期内陆续开始破土动工。从成套设备进口的完成情况看，这些项目是分阶段建成投产的。按国家统计局1953年3月11日的统计报告，1950～1953年中苏共签订技术成套设备进口合同68394万卢布，三年累计实际进口46974万卢布，完成合同68.7%。其中全部完成进口合同的有抚顺电站（一期）、阜新电站（一期）、西安电站（一期）、郑州电站、乌鲁木齐电站、丰满水电站（一、二期）、重庆电站、沈阳风动工具厂等8个项目，完成80%以上的有鞍山钢铁公司、抚顺铝厂（一期）、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沈阳机械一厂、富拉尔基电站（一期）、太原电站（一期）、大连化工厂等。[331]尽管这些重点项目完全建成投产尚待时日，但是到1952年全国固定资产实现新增金额合计已有59亿元，其中能源和原材料主要产品生产能力实现新增：电力22.2万瓩，煤炭开采1563.7万吨/年，生铁76.4万吨/年，钢锭55.8万吨/年，钢材33.6万吨/年。[332]苏联援建的项目对于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以及未来工业化建设的重大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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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57 除此之外，苏联还应中国政府要求，援建了一些临时提出的项目。如1951年1月重工业部部长何长工和段子俊、沈鸿受命前往莫斯科，谈判由苏联紧急援建中国航空工业的计划。苏联对此十分重视，组成了以维辛斯基为首的七人委员会与中方谈判。经过一个多月的商谈，苏联答应帮助中国迅速建造年修理能力为3000台发动机和600架飞机的修造厂，当年即大修发动机1500台、飞机300架，而且同意了中方的意见，在中国进行设计，并尽快派专家赴华开展工作。考虑到航空工业对中国的紧迫性，苏联援助中国建设航空工业的协议送交斯大林后，只用3个小时就批准了。在这个基础上，1951年4月中国政府做出了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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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59 156项工程的第二批项目是伴随中国经济发展“一五”计划的制定开始的。新中国的整个经济建设方针是以建立苏联模式为目标的，其核心就是在经济恢复的基础上形成以国有经济成分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早在1951年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便提出了为进行大规模计划经济建设做准备的设想。会议采纳周恩来的提议，成立了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6人组成的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领导小组。[334]到1952年8月，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和《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主要任务》。文件提出了今后五年经济建设的方针，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发展农业，加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发展。五年建设的中心环节是重工业，特别是钢铁、煤、电力、石油、机器制造、飞机、坦克、拖拉机、船舶、车辆制造、军事工业、有色金属、基础化学工业，在不妨碍重工业发展的前提下，按人力、物力的可能来发展其他经济部门。工业建设的速度，每年可递增20%。既要反对保守倾向，同时也要防止脱离实际的冒险倾向。首先在现有工业基础上发展，并准备和开始在中国大后方建立新的工业基地。工业建设必须采取苏联先进的统一的技术标准，并依靠苏联专家的指导和技术援助。总之，全党的领导和工作重心要转到经济建设方面，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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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61 第一次经济计划方案的制定，自然要寻求苏联的帮助。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亲自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访问。23日和28日，周恩来分别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主要任务》、《中国国防军五年建设计划概要》等文件的俄译本送交苏联政府代表团和斯大林。双方约定，在苏联党政领导人看完这些文件后，中国政府代表团将与斯大林本人进行会谈。[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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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63 在9月3日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斯大林对中国的五年计划方案提出了如下意见：（1）认为在计划中规定工业发展的增长率为20%过高，应留有余地。经周恩来解释，以往三年的经验证明中国低估了自己的能力，斯大林便建议将总增长率定为15%，而在年度计划中定为20%。（2）计划中没有列入军事工业，并且对全部供货问题缺少总体说明。经周恩来说明，斯大林接受了军事工业投资占全部工业投资12%～13%的比例，中国可以按这个比例编制供货申请单。（3）计划中没有需要苏联援助项目的具体数据，而苏联方面研究这些计划并给予答复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斯大林同意周恩来先行回国，由李富春留下商谈具体计划。[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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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65 1952年10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时，苏联国家计委主席萨布罗夫同刘少奇、李富春继续讨论“一五”计划问题，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建设性意见。萨布罗夫认为，把国民经济建设计划的增长速度定为18%是难以实现的，建议改为11%～12%。关于苏联提供工业设备的问题，萨布罗夫认为不宜要求过多，尽管苏联可以提供这些设备，但要考虑到技术更新很快，应留有足够的资金购买新设备。关于派遣苏联专家的问题，萨布罗夫也提出，苏联专家不能太多，更不要由专家包办。中国应多派留学生和技术工人到苏联学习和实习，逐渐形成中国自己的技术队伍。经过对中方计划的充分研究，1953年2月，苏联组成以萨布罗夫为首的代表团与中方代表进行会谈，分组研究中国的五年计划方案，并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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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67 中国领导人很重视这些意见。2月14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李富春电，认为苏方对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案所提的各项意见，都是很宝贵而应该予以重视的。根据中国的客观实际和苏方的意见，五年计划确应放在可靠的基础上，减低工业生产总值年递增速度是肯定的。因此，可根据来电所提原则与其进行各项磋商，进一步考虑和修改我们原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2月17日、23日，周恩来召集朱德、习仲勋、曾山、贾拓夫和有关各部部长、国家计委委员及各局局长开会，讨论苏联国家计委对中国五年计划方案所提的意见，一致认为苏方的意见对中国制定五年计划有很大的帮助，同意将五年计划中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定为13.5%～15%，年度计划争取为20%左右，以保证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随后，周恩来复信通报了北京讨论的情况。[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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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69 1953年5月18日，周恩来和高岗收到库兹涅佐夫大使送来的苏联国家计委关于中国“一五”计划任务的正式意见书，并报告给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意见书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在肯定恢复时期中国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意见书认为，规定中国全部工业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0.4%，其中国营和公私合营工业为24%，都是过高的。工业发展速度提得过高会使物资和熟练干部不能集中使用，使五年计划的重要任务无法完成。苏方建议自1953年至1957年工业总产量年增长速度由20.4%改为14%～15%。意见书还提出，大工业的发展必须和能大量生产民用必需品的手工业的发展配合起来。中国拥有极丰富的劳动力和有经验的手艺人，手工业的发展具备许多有利条件，因此应该把这一点估计在五年计划之内。国家必须予以指导，供给其原料，实行手工业合作化，以保证其获得必要的发展。五年计划中必须特别注意农业问题，五年计划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应当是保证以粮食供应城市居民，以农业原料供应工业，尤其要注意扩大技术作物的生产，以适应日益发展的工业的需要。意见书接着指出，中方的草案没有对国家财政和金融问题给以应有的说明，而要完成五年计划的任务，尤其要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同时又要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必须制定有关财政和金融方面的措施。此外，草案对培养为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所需干部的计划问题也没有很好地给以说明。苏联经验证明，国家工业化最艰巨的任务之一就是培养大量熟练干部，从劳动人民中培养知识分子。应当专门做出培养熟练工人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的计划。第二天，中共中央讨论并通过了苏方的意见书。5月20日中央向莫斯科回文，并以电话将中央的意见通知李富春。[340]至此，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案原则上确定下来。[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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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71 在“一五”计划的基础上，中国开始了全面工业化建设。当然，还是离不开苏联的帮助。正像刘少奇在北京各界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三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的：“从今年起，我国已经进入大规模的计划建设的时期。为了把我们国家的建设工作做好，我们必须努力向苏联学习，必须把虚心学习和运用苏联的先进经验看作是推进我们国家建设工作的首要条件之一。”[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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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73 1952年8～9月，周恩来率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商谈即将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和中国工业化建设问题。原则确定之后，李富春等继续留下与苏方商谈苏联援助的具体细节，历时8个月。苏联政府在对周恩来交付的“一五”计划重点工业项目逐一进行极为详细周密的研究后，除少数中国自己能办或因地质资源不明和“一五”计划期间无法上马的项目外，同意满足中国政府的要求，甚至增加了一些应该开办而中方没有考虑到的企业。双方最终确定，在1953～1959年内由苏联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91个企业。1953年5月15日，李富春和米高扬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其中确定的苏联援建项目为2个钢铁联合企业，各年产钢120万～150万吨；8个有色金属企业，年产锡3万吨，铝1.5万吨，钼精矿1万吨，钨精矿3万吨，钒钛精矿13万吨；8个矿井、1个煤炭联合厂，年产煤1990万吨，3个洗煤厂，年产煤450万吨；1个石油炼油厂，年处理原油100万吨；32个机器制造厂，其中年产冶金、矿山、石油设备7.5万吨，金属切削机床3.6万吨，载重汽车6万辆，拖拉机1.5万辆，轴承1000万个；16个动力机器及电力机器制造厂，年产发电机组各为36万瓩，并能扩大到60万瓩，以及其他无线电和电气产品；7个化学厂，其中3个化学厂年产氮肥18万吨，合成橡胶1.5万吨；10个火力发电站，年发电量共41.3万瓩；2个医药工业企业；1个食品工业企业，共91项。同时，还要帮助中国35个国防工业企业完成设计、设备供应，并给予其他技术援助。作为偿付，中国则要在1959年以前供应苏联16万吨钨精矿、11万吨锡、3万吨锑、3.5万吨钼精矿、9万吨橡胶，以及相当数量的农副产品。李富春报告说，包括在建的50个项目在内的这141个企业的建成，到1959年中国的工业能力将大大增长，在黑色冶金、有色金属、煤炭、电力、石油、机器制造、动力机械制造和化工方面，都将超过现有生产能力一倍以上，中国不仅将有自己的汽车工业和拖拉机工业，钢铁、煤炭、电力和石油等主要工业产品将达到苏联“一五”计划时的水平，接近或超过日本1937年的水平。[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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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75 当时，苏联第五个五年计划大纲已经联共（布）十九大通过，为了帮助中国建设和改建这些企业，苏联必须重新调整计划、调度生产和安排人员。例如，除需派遣大量技术专家来华外，仅国内设计单位就要增加3万人。[344]此外，从选择厂址，搜集设计基础资料，进行设计（苏方承担70%～80%），供应设备（苏方承担50%～70%），无偿提供技术资料，直到指导建筑安装和开工运行，苏联都将给予全面的援助。[345]总之，正如周恩来给苏联政府备忘录的回文中所说，苏联政府对于建设和改建中国的91新企业和正在进行中的50个企业的援助以及其他方面对于发展中国经济的种种援助，将使中国人民“逐步地建立起自己的强大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这对于中国工业化和走向社会主义是具有极其重大作用的”。[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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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77 顺带说一下苏联根据1950年中苏协定向中国移交的企业和资产。虽然这些移交企业和资产与朝鲜战争没有直接关系，但对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也有相当重要的影响。1950年苏联政府将大连市苏联代管或租用的财产，苏联经济机构从日本所有者手中获得的财产，以及过去北京兵营的全部房产，无偿移交给中国。其中包括47个工厂、11所电影院、188处宅舍、33个仓库、23处地产，共302处。移交财产总数比协定签订时苏联照会所列清单还多18处。而且，苏联在移交前还为以后照常生产做了重要准备。如中苏合营的远东电业公司，所属工厂从12个扩大到21个，工人增加了4.5倍，产品种类也由原来的十几种增加到几百种。某机械厂的设备比建厂初期增加了200%，生产总值提高了439%。大连修造厂的生产率也比战后初期提高了36倍。对中国建设尤为有益的是这些企业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仅上述3 个工厂就培养技术人员4650余名。[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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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79 对于中国经济建设必不可少的科学技术资料，苏联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提供的，即图书资料交换和项目或设备进口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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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81 在1949年索菲亚经互会第二次会议上，确定了经互会成员国之间无偿交换科学技术资料的原则。中国虽不是经互会成员国，但苏联比照这一原则，以图书交换的方式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科技情报和文献。通过苏联科学院图书馆、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社会科学基础图书馆与中国相应单位之间的交换，苏联提供了大量基础性科技情报材料、图书和杂志。1950年9月29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下达指示，责成苏联科学院图书馆“重新审察1951年国际图书交换计划，目的是大大增加给人民民主国家科学机关的寄书量，其中要特别重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图书交流”，指示还提出“同人民民主国家进行图书交换，不要求他们数量相等”。在1952年通过的决定中，规定从1953年起，按照不对等原则，向人民民主国家每年多寄25%的科学书籍。因此，苏联科学院图书馆提高了给中国的寄书量。1950～1953年，苏联赠送给中国的图书共120842套（册），是中国赠送苏联图书数量的5倍。接受苏联科学出版物的中国机关达到300个，其中有31个大型图书馆。[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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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83 涉及援建工程或中国特别要求的具体项目和设备的技术资料，是通过双方外贸进出口公司提供给中国的。对于苏联提供的科学技术文件，中方实际上只需支付移交材料的成本费和复印费，即使这点费用，也不是每每交齐。而1953年5月15日签订的中苏经济合作协定则第一次以独立条款的形式确定了无偿向中国提供技术文件的原则。[349]对于中方提出的要求，苏联总是能够及时给予满足。如为了配合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周恩来致信莫洛托夫，希望苏联政府继续向中国提供以下方面的技术资料：苏联现行的工业产品标准，即国家标准、全苏标准、暂行技术条件及各企业的制造规格；建设矿山、工厂、学校、医院的典型设计；工业及交通企业的技术操作规程；机器制造图纸和先进企业的原材料、电力、燃料消耗的技术经济定额等。两天以后，莫洛托夫便答复同意满足中方的要求。[350]1950～1953年，苏联根据中苏两国政府间科学技术协定向中国提供科学文献和技术资料共2928套（件）。[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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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85 苏联对中国的物资和技术援助，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实现的。据中国档案材料，自1950年至1953年先后到中国帮助经济建设工作的苏联专家共计1093人，截至1953年底已回国741人，留在各厂矿企业的尚有342人（其中包括重工业部系统159人、燃料工业部系统102人、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52人）。[352]而苏联有关材料统计，到中国工作的高级专家1951年为557人，1952年为258人，1953年为395人。[353]按这个统计，不算1950年，苏联来华专家（还是高级的）已达1210人。考虑到在华专家工作状况的复杂性（即有到期回国者和续聘、新聘者之交叉），以及计算标准的差异性（即有高级顾问、技术专家、教师和一般工作人员之分），出现上述统计上的差别是正常的。大体可以确定的数字是，朝鲜战争期间来华的苏联经济技术专家（不包括教师）总数至少在1100人以上，同期在华工作的保持在250～480人之间，专家来华的高潮是1951年和1953年，即两次确定援建重点项目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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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87 苏联专家对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中国首先感到不足的是设计力量。与确定第一批苏联援建项目相适应，1950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访苏时聘请了第一批16个苏联设计组。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建设东北部地区工业基地，中国政府又聘请了第二批3个苏联设计组。第三批23个苏联设计组是1951年聘请的。这样，到1951年夏，仅设计专家，苏联就派来了42个小组，其中30个安排在东北地区。[354]为了执行“一五”计划，中财委决定再请求苏联政府派出5个综合专家组于1952年下半年来华进行全国性规划、配置和设计工作，其任务是全国电气化规划，全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远景和产品品种方案确定，全国机械制造工业现有工厂调整和新厂建设规划，全国船舶工业工厂及铁路机车车辆制造厂的调整、扩建和新建规划。同时还有6项地质勘察工作需请求苏联帮助。[355]对于中方提出的设计要求，苏方都尽量予以满足。据李富春和宋邵文报告，在1952年底关于煤矿设计项目谈判中，对于中国提出的设计要求，苏联方面在可能的范围内全部予以接受，即使地质资料不完备，也“勉强接受设计”。[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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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89 苏联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为中国经济建设提供了巨大帮助。例如，过去中国被认为是贫油国家，而苏联专家根据石油生成的原理并将中国地层构造与周边国家比较后指出：“中国处在油田国家的中间，中国地下石油资源是丰富的”。同时，苏联专家还传授了先进的油田勘探方法，解决了低压油田的产油问题。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三年来中国石油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倍，1952年的原油产量已超过1949年前最高产量的19.66%，从而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电力工业方面，苏联专家在阜新发电厂安装发电机工程中推广了16种先进施工方法，结果安装一部锅炉就节省人工25000个，透平发电机的基础工程缩短工时4/5。整个安装工程提前一个月竣工，降低成本60亿元，质量完全合乎苏联先进标准，受到毛泽东和高岗的嘉勉。[357]在煤炭工业方面，中国煤炭管理总局曾认为国内现有浅部煤层已开采完，而受技术条件限制又无法开采深部煤层和扩大采掘范围，因此要在1957年以前废弃120个矿井。后经苏联专家研究，恢复和扩建了大部分矿井，使得1952年全国煤矿生产能力比上年提高60%，更重要的是大部分矿井的服务年限延长了20～40年。各矿还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实行苏联新式采煤法，使厚煤层的回采率提高了20%～30%。在钢铁工业方面，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仅仅一年，各地炼铁炉且均已突破原设计能力，其中石景山250吨炼铁炉可炼铁376吨，太原50吨炼铁炉则创造了106吨的纪录。太原马丁炉接受苏联专家建议，采用热装法和吹风熔炼法炼钢，将每炉冶炼时间由过去的10小时42分缩短到4小时54分。天津马丁炉采用苏联专家的热修法，修炉时间由180小时减至60小时，提高效率两倍。重庆某钢厂轧制钢轨的设备已废置不用十余年，经苏联专家帮助，不仅重新启用，而且在国内首次轧制重型钢轨成功，使四川人民仰望了40年的成渝铁路得以动手修筑。在林业方面，苏联专家提出的木材流送新方案把流送损失率从10%降到1.37%，而他们的林业方格调查法使东北森林调查所需时间由25年缩短为5年。在农业方面，苏联专家介绍的深耕、密植、轮作、合理灌溉和施肥等先进经验，对于提高中国的农作技术贡献很大。北京双桥国营农场在苏联专家的直接指导下实行棉花密植，每亩产量提高了一倍。在工矿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面，也因得到苏联专家的帮助而大为改观，对于制订生产计划、确定生产责任制度、简化统计报表、建立经济核算制等各项工作，专家们都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并收到良好效果。此外，苏联专家还通过讲课等方式向中方人员传授经验和技术，在实际工作中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技术骨干，如1952年东北计划统计干部3万多人，其领导骨干大部分都是苏联专家培养的。[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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