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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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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五 苏联专家在中国的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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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对华援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派遣大量技术专家实地参加中国的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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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9月3日李富春自莫斯科报告，历时8个月的关于苏联援华问题讨论终于有了结果。苏联将派遣200名设计专家，帮助中国建立工业企业设计单位，培养中国自己的设计人员，并为中国进行工业企业的设计。此外，还决定增派50名地质专家，帮助中国组织地质勘探工作，同时培训中国地质人员。[189]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中方提出了关于聘请苏联专家的进一步要求：（1）派遣解决总体利用扬子江和水利力资源问题的专家组到中国，帮助进行勘察工作。（2）派遣建筑施工专家40到50名帮助中国在新工业城市建立的11个建筑工程公司的工作。（3）派遣8名城市规划方面的顾问，指导北京市的总体规划。（4）在1955年派遣57名铁路设计专家，6名铁路施工专家帮助中国进行铁路建设。[190]苏联部长会议于11月25日通过决议：满足中国政府关于援助中国建设工业企业、向中国派遣苏联专家和额外接受中国工人来苏联工厂生产实习的请求；责成苏联一批工业部为总供货人，必须按期完成企业设计工作，在厂矿建设（设计检查和咨询）、安装、调试和投入生产中提供设备、电缆制品和技术援助；交通建设部和交通部必须于1955年第一季度向中国派出专家、设计师和建设者；电站部必须在1955年第一季度为中国派去13人的专家小组，期限为1年，帮助中国进行长江水利资源勘察和测算，包括农业部专家和技工，河运部专家和技工，地质部、科学院、测绘总局各1名专家；建设部、冶金和化学企业建设部必须在1955年上半年向中国各派出11名专家，期限为2年，根据双方达成的专业范围，为中国11个联合企业提供技术援助；莫斯科市必须在1955年第一季度为中国派去顾问，帮助制订北京市的总计划；石油工业部必须在1955年第一季度向中国派出专家，就地了解现行炼油厂的状况，并同中国方面一起弄清同炼油厂改造有关的问题。[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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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中国实现经济发展计划，苏联从1954年开始大量派遣技术顾问和专家来华工作。据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估计，中国聘请的技术专家，“1954年比1953年增加两倍多，1955年比1954年可能还要多些”。[192]笔者曾对来华苏联专家的人数做过详细研究和分析，结论是：从1949年8月刘少奇携第一批苏联专家回国，到1960年8月苏联撤退全部专家，12年中在中国工作的各方面顾问和专家总计约18000人，其中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前约5000人，但其中军事方面的顾问和专家比例很大（约2000人），1954年10月到1958年底约11000人，1959～1960年只有不足2000人。[193]这个统计分析证明，在华苏联专家的人数变化，确实可以看作中苏关系的晴雨表。一些具体数字更能说明问题，据苏方统计，仅在1954～1957年为工业项目来华的苏联专家就有近5000人，其中1954年983人，1955年963人，1956年1936人，1957年952人。[194]据苏联外交部的报告，除协议期满回国者不计，1956年底在华工作的苏联顾问和专家为3113人，其中技术专家2213人，经济顾问123人，科学和文化领域的顾问和专家403人，军事顾问和专家374人。[195]另有统计数字显示，1955年来华技术专家猛然增长（46%），以后两年又分别递增80%和62%，1957年人数最多，此后大量减少。[196]显然，1956年和1957年是苏联专家在华人数的最高峰时期。而这正是中国完成“一五”计划最后和最关键的时期。[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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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时间内派遣大量专家来华，苏联的管理工作难免出现差错。时任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的费德林1954年1月向苏共中央报告说，答应往中国派遣的50名地质专家，结果只来了21名，而卫生保健专家根本没有来。更为糟糕的是，某些部派来的专家明显没有能力或身体欠佳。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谢列平也报告说，到中国考察的结果表明，由于选人不当，把一些专业水平不高的顾问派到了中国。一位在冶金部工作的苏联顾问，不仅对中国的冶金状况缺乏了解，甚至对苏联先进的炼钢工艺也不熟悉。谢列平认为这简直是耻辱。[198]1957年外交部的几份报告反映，苏联国内各部委和行政机关对派遣专家问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把一些素质不高的人派到了中国，很多专家事前毫无准备，一些人工作状况很糟糕，甚至有人触犯了中国的法律。由于对派遣条件控制不严，有的部门把年老体弱无法工作的人派到中国，以致有几个人长期患病，到中国只是养病，直到身体康复又被送回国。教育部门派遣专家在时间安排上有很大漏洞，有些教师到中国后，学校正在放假，根本无事可做，而几个月后又该回国了。外交部还向苏共中央抱怨说，已决定派往中国的39名专家中，至今有31人的材料还被搁置在出国委员会。[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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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责任并不完全在苏方，中方聘请不当，准备不足，也是造成苏联专家在华期间工作量不足，到期又不能返回的主要原因之一。很多企业没有根据工作进度安排聘请计划，便贸然请来大批专家。如陕西兴平中速柴油机厂急急忙忙发出聘用专家的申请，但8位苏联专家到厂后，发现建厂计划推迟，甚至主厂房还未建起，结果无所事事。还有兰州化工厂、洛阳铜加工厂、洛阳高速柴油机厂及中山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的实验室，都因原材料或仪器供应不上而造成专家工作延期。[200]长春汽车制造厂则有16位专家因聘期不当，不能发挥作用而提前回国。还有3位负责职工技术培训的苏联专家已经到厂，而该厂的招工工作尚未开始，只得由苏联调回。[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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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情况的发生，自然会引起双方的矛盾，特别是在中苏关系出现裂痕的时候，专家工作中的问题便成为双方相互指责的借口。但是这些矛盾和分歧都不是主流，总体看来，苏联专家的派遣工作还是成功的。无论如何，苏联专家的到来，为中国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和影响。对此，中国驻苏使馆商赞处的评价是：“苏联专家具有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精湛的技术，忘我的劳动态度和丰富宝贵的工作经验，他们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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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苏联专家正在讲解“吉斯-150”型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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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很多工业部门从无到有，都倾注了苏联专家的心血和汗水。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是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该厂全套引进苏联设备和零件，并由苏联专家帮助筹建。在1953年7月15日破土动工前，苏联就派出了总顾问希格乔夫和第一批技术培训和土建专家进行现场指导，以后又陆续派来近200名各种专家，从产品工艺、技术检查到设备安装、生产调度，都有苏联专家把关，还配备了技术科长、车间主任直到各车间高级调整技工的全班人马。他们手把手地教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安装、调试及组织生产，直到1956年7月13日从总装线开出第一辆中国制造的汽车。[203]对于中国航空工业如何从修理飞机过渡到制造飞机，苏联专家组组长瓦西列夫提出了根本性的建议，并设想了非常具体的途径和方法。40余年后，中国航空工业的创始人之一段子俊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瓦西列夫对中国航空工业起步是功不可没的。”[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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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舰艇制造业。在新中国海军初创阶段，只能依靠修复旧船和改装商船建造一些巡逻艇，朝鲜战争期间则完全依赖购买苏联的舰船。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希望苏联转让技术和提供设备，帮助中国建造驱逐舰、扫雷艇、鱼雷快艇等。经过长期的谈判，中苏于1953年6月4日签署了《关于供应海军装备及在军舰制造方面对中国给予技术援助的协定》。1954年11月，随着技术组织措施逐步落实和图纸资料及器材设备陆续到位，苏联政府组织了专门的技术援助委员会来华。该委员会在华期间先后共有288位专家（协定规定不超过150人），委员会及其下属各专家组按工作性质和分级原则与相应的中方机构对口配合，从船舶工业管理局直到各厂科室。在编制造船工业长远规划、选购配套机电设备、解答工艺技术难题、翻译校对图纸资料、选择各型舰艇试航基地以及培训中方技术人员等各个方面，苏联专家给予了全方位的指导和帮助。这一协定的执行，奠定了中国舰艇制造工业的基础。[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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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长远的眼光看，苏联专家的作用还在于培养出大批中国的管理和技术人才，他们通过讲授技术课、现场指导工作、翻译讲解文献资料等方式，耐心而无私地向中国干部、工人传授知识和经验。以第一汽车制造厂为例，在1953年至1956年的三年建厂期间，186名苏联专家为2万职工讲授技术课1500余次，直接传教和培养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470名，其中处长56人，工程师139人，科长、车间主任60人，技术员173人，技工90人。[206]大连造船厂自1952年移交中方以后，苏联专家毫无保留地利用各种机会和方法向中国职工传授知识和经验。苏方总经理和总工程师亲自审查各科室专家的教学计划和材料，技术专家则是亲自示范，边做边教，耐心讲解。到1954年底已经培养出工段以上技术和管理干部近千人，其中65%的科长和车间主任是从普通工人中提拔起来的。[207]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地区大量向内地输送人才，被称为全国的干部基地，这与苏联专家的帮助也不无关系。1952年东北计划统计干部达3万多人，其中的领导骨干大部分是苏联专家亲自培养的。[208]正是由于苏联专家的直接帮助，中国的设计队伍也逐步壮大起来。在“一五”计划期间，中国的设计单位从78个增加到198个，每个单位有设计人员200～1000名，设计和勘查的工作量分别增长了4.1%和5.1%，通过中国自行设计或部分自行设计的大中型工业项目已达413个。[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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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也是苏联专家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北京大学13个系35个专业的教学计划，大多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以苏联相同专业的教学计划为蓝本，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特别是考虑到国家建设的需要和教师、学生的水平，经过反复修订而制成的。[210]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在两年中建立的40多个现代化实验室，都是苏联专家从设计到安装一手帮助搞起来的。[211]吉林大学聘请的5位苏联专家，培养了9研究生和18名进修教师，帮助建立了6个新的实验室，还提出112条改进教学工作的建议，校方感到受益匪浅。[212]据苏联驻中国高等教育部顾问В.И.多库金的工作报告，苏联专家参与并帮助解决了中国高校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的一般性问题，如制订计划、培养教师、编写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以及组织对马列主义一系列基本问题开展科学研究等；以顾问身份帮助高教部政治教育管理局完成了计划期内的基本工作，并参与解决了一系列具体问题；向各高校社会学教研室提供具体帮助，如定期举办教研室负责人进修班以提供业务咨询，组织夏季讲习班以提高教师专业素养等；与中国教师联合举办理论讨论会。[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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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苏联专家和顾问，其作用绝不仅限于经济技术方面。实际上，50年代苏联专家、顾问遍及中国党政军几乎所有部门和机构，他们在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及各项规章制度建构方面所发挥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214]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也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起草和制定的。据苏联大使尤金的报告，1954年3月下旬，在中央政法委工作的苏联专家“根据彭真的请求，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并且准备了对这个宪法草案的法律、编辑性质的意见，在征得总顾问和大使的同意之后，这些意见被转交给了中国同志。其中大部分被采纳，并在此基础上对宪法草案的文稿进行了相应修改”。[215]毛泽东的谈话证实了这一点，他在同尤金讨论宪法草案时指出：“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研究了苏联法律专家提出的意见，认为其中的一些意见完全正确，并且已经对草案作了相应的修改。”3月26日，毛泽东将经过修改的宪法草案交给尤金，请他转交苏共中央委员会研究，并希望苏共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见。[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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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防部办公厅在一份报告中对苏联在华军事顾问和专家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尽管那时中苏关系已经全面恶化，但在笔者看来，这份报告的评价是客观的、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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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9年以来，我国共聘苏联军事顾问专家5556人，苏军部队专业人员11542人（1949～1960年7月，不包括三机部军工生产部分）。第一阶段（1949～1953），苏联派来军事顾问专家，主要是帮助我军各部门、军、兵种、军区和院校进行组建，大批的苏军部队人员则帮助我军进行改装训练和培养干部。对我军各单位的组织编制、规章制度、装备技术、部队训练、干部培养等方面，特别是帮助各军、兵种掌握技术装备方面，有很大成绩。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们在帮助我空军、防空、炮兵和装甲部队的作战方面，也起了不小的作用。这个阶段的苏联顾问专家，有较长的革命经历、国际主义精神，工作积极热情，尽量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我军。但他们普遍不了解我军的传统和特点，如党委制、政治思想工作和群众路线等，总是企图使我军的建设完全按照苏军模式进行，工作上他们管得宽，比较主观，自信武断，方式生硬。第二阶段（1954～1956）苏方派来的专家，基本状况和前面一样，工作积极热情，除帮助新部门的组建工作外，在院校教育、技术训练、军工生产、订货验收、国防工程、军事交通、后勤等方面的建设，也都起了积极的作用。苏军部队专业人员对我军部队训练的帮助，也是有成绩的。第三阶段（1957～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撤走苏联专家），这一阶段前期，苏联军事顾问专家主要帮助我军进行一般专业建设和科研工作，后期主要帮助进行尖端技术建设和科研工作。苏共二十大后，尤其是波匈事件后，由于苏方需要我方的支持，相应地在派遣军事顾问专家方面做出有益贡献，在尖端技术的发展，导弹靶场的建设、科学研究工作等方面，帮助我们开展了初步的规划和奠基工作。但1959年后，苏方开始控制，1959年底军事专家总负责人巴托夫来华后撤走全部专家，苏方限制越来越严。后期的一些专家，革命经历短，重物质刺激轻政治工作，许多人反对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不满将顾问改称专家，甚至还有部分人收集我军情况。[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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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通过派遣专家、顾问，帮助和援助兄弟国家发展，是苏联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经济实力的主要方式，而在这方面中国得到的好处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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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苏联的真诚帮助，中国领导人心中是有数的。尽管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但那只是就经济建设的方式和方法而言，丝毫没有涉及对中苏关系的看法。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后，确实在一些基层干部和群众中引起对苏联理论和经验的质疑，甚至有对苏联专家不尊重的表现。对此，苏联方面也有所察觉。[218]中共中央立即出面纠正这种偏差。中宣部于1956年6月20日召开了一次文教部门负责人会议，部长陆定一在会上强调指出：“学习苏联是完全必要的，一定要学”，这是历史条件决定的；如果在学习苏联经验方面出现问题，“应该归咎于我们自己的教条主义，而不应把责任完全推到苏联同志身上”。7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陆定一的报告，要求凡聘有苏联专家的单位，“参照中央宣传部的报告进行一次研究，如有问题应迅速加以解决”。[219]1957年2月25日国务院也向全国批转了外国专家局的报告，强调“向苏联学习，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我们反对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的时候，决不应当产生任何轻视苏联经验的错误思想”。[220]实际上，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之间的亲密关系与合作更进一步向政治和外交领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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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为在华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经常被邀请参加中国政府的会议。1951年奉召回国时，斯大林对他说：看来，您不必参加中国政府的会议，因为“这会使中国人难堪，一个受过压迫的民族对这类事是非常敏感的”。返回北京后，阿尔希波夫再未出席过中国政府的会议，但中国人还是继续发给他政府会议的文件。阿尔希波夫还回忆说，由于向中国的供货严重拖期，斯大林一次就下令撤销了十几位部长和副部长的职。见阿尔希波夫《中苏关系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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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见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第10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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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内部参考》1952年9月30日，第455～4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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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佩平、孙宝运主编《苏联红军在旅大》，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印，1995，第227页。笔者1968～1969年曾在旅顺土城子海军机场服兵役，听当地农民说过这种情况。另外，2001年9月21日大连造船厂厂史办公室主任徐金成接受笔者采访时也有同样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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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内部参考》1952年11月10日，第118～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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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苏联的历史上，担任政府职务被看作权力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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