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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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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三 中共在匈牙利事件中的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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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刘少奇为处理波兰问题到达莫斯科的当天晚上，布达佩斯的形势突然发生了急剧变化。自从斯大林去世就波澜起伏的匈牙利局势，由于当局处置不当，群众的不满情绪终于演变为一次社会性动乱。不过，与波兰事件相比，苏联在最初处理匈牙利危机时（10月23～24日），反应非常迅速，决策也非常果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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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1956年7月拉科西“退休”时，苏联和匈牙利党能够及时选择像纳吉或卡达尔这样的改革派人物出来主政，匈牙利的危机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可惜，莫斯科接受了拉科西极力举荐的格罗，而格罗的思想路线与拉科西完全一致，其结果使匈牙利的动乱局面没有丝毫减弱，反而更加剧烈。[121]格罗执政后的举动令人颇感失望，他当选总书记不久便跑到苏联去休假，并长达一个月；[122]回国不久又带领主要中央领导人去访问南斯拉夫，直到10月22日夜晚才匆匆赶回国。[123]而手足无措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被迫做出的一个又一个让步，总是比情绪激昂的群众运动和舆论要求晚半拍，以致危机步步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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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为拉科西大“清洗”中最著名的受害者、前部长会议主席拉伊克举行了重新安葬仪式，前往送葬的队伍多达20万人。这是人们第一次走上街头表示对现政权的不满，也是民众感到自己有力量对抗当局的重要的心理界限。特别是当新闻影片中出现了纳吉参加送葬的特写镜头时，在群众中引起了极大反响。[124]10月14日《自由人民报》刊载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一项决议：为纳吉恢复党籍。尽管决议仍称纳吉是犯有错误的，但同时刊登的纳吉给党中央的信件却使人感到错误不在纳吉，而在党的路线和政策。[125]从16日开始，布达佩斯等匈牙利各大城市的学生都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们拒绝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拒绝斯大林式的治国方法，坚持按民主原则改革政治体制。学生的口号越来越响亮，要求越来越高，而且得到了党内改革派和城市多数居民的支持。19日匈牙利新闻工作者协会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制定新的出版法，保证批评自由和给予新闻工作者以豁免权，并致电匈党政治局祝贺恢复纳吉的党籍。[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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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在建筑工程大学一次有几千人参加的学生集会上，成立了匈牙利大专院校学生联合会，并提出了16条要求，其中包括：立即从匈牙利撤出全部苏联军队，通过秘密投票自下而上地选举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基层、中层和中央机构领导人，在纳吉领导下进行政府改组，罢免在斯大林-拉科西时代犯有罪行的领导人，审判拉科西，在多党制基础上进行全民选举，制定工人最低生活标准，平等对待单干户农民，释放无辜的被捕者并为他们恢复名誉等。[127]此时，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和学生这三股力量已经聚合在一起了。学生们的纲领没有提出任何进行根本经济变革的要求，但是其主要的政治要求在激进程度上超过了以往几个月以“裴多菲俱乐部”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精英和党内改革派提出的口号。[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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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布达佩斯街头：被游行者拉倒的斯大林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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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达和宣传自己的纲领，学生们提出在23日下午2时30分举行游行示威，并得到共青团中央的支持。刚刚回国的格罗等人担心局势失控，于10月23日12时53分由内务部通过广播电台宣布了禁止游行示威的命令，但是很快就因激起民愤而不得不在集会前几分钟取消了禁令。当天的所有报纸都刊登了声援波兰人抵制苏联的文章，以及各种群众倡议和通告，舆论明显地倾向于民众。于是，游行参加者的人数逐渐增加，成分也发生了变化。下班之后，布达佩斯市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加入了游行行列，工人们也从市郊的工业区涌进城里。游行的规模越来越扩大，喊出的口号越来越激进，愤怒的人群开始行动起来：象征着苏联统治的斯大林铜像被吊车和钢索拉倒了，人们拖着被切割下来的斯大林头像在街上奔跑，情绪十分激愤。白天的和平游行到晚上变成了难以控制的骚乱。[129]正当人们期待着政府的回答时，格罗在晚8时发表了广播讲话。令人群失望和激愤的是，格罗一口咬定这次运动是“敌对势力”企图“颠覆工人阶级政权”和“破坏秩序”，是“民族主义的宣传和挑衅活动”。这不啻火上浇油，人们被激怒了，一些青年试图冲进广播电台大楼，宣读游行示威者的纲领性要求，结果与国家安全部队发生了冲突。晚9时以后，冲突过程中第一次出现了枪声和伤亡。这时，抗议行动开始带有武装暴动的性质了，游行示威者从派来增援守卫大楼的部队以及民防仓库和地段警察局那里抢夺或搞到了武器。午夜时分，匈党中央下令实行戒严，镇压开始了。[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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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布达佩斯不稳定的形势，苏联驻匈牙利的华约部队特别军早就制定了应急预案。1956年7月，华约部队参谋长安东诺夫来到达布达佩斯检查部队情况。随后，驻军参谋部在莫斯科的指示和帮助下制订了一份“特别军参加在匈牙利领土内恢复秩序”的绝密计划，代号为“波浪”。10月6日至19日，安德罗波夫与特别军负责人多次举行会晤，研究部署和准备工作。21日特别军领导人又检查了各部队出动前的准备状况，同时在苏联边界也采取了防止匈牙利局势失控的安全措施。[131]由于10月中旬安德罗波夫和特别军军长拉先科分别给苏共中央和总参谋部发来的关于匈牙利形势的紧急报告，10月2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已经考虑派米高扬前往匈牙利，以及召回正在各地支援秋收的部队进行战备。特别军参谋长马拉申科于10月22日夜晚抵达布达佩斯，了解局势的变化。[132]相反，匈牙利军队的举措却显得犹豫不决。国防部长巴塔19日下达了部队进入战备状态的命令，同时批准了为应付布达佩斯出现社会动乱而制订的计划，但第二天又取消了戒备状态，以致在布达佩斯发生冲突的当晚，很多军官都不知应当如何行事。[133]看来，实行镇压的任务只能靠苏军来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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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看到的材料，最先想到出动苏联军队进行镇压的是苏联驻匈军事总顾问吉洪诺夫和大使安德罗波夫。匈牙利国防部上校米克罗什·苏奇在回忆录中说，10月23日下午5时，吉洪诺夫当着国防部众多官员的面与在莫斯科的安东诺夫通电话，要求准许命令特别军在必要时进入布达佩斯。得到批准后，吉洪诺夫随即命令特别军处于待命状态，并向在场的匈牙利军官宣布，部队将于午夜后某一时刻抵达布达佩斯。[134]另据马拉申科回忆，同样在下午5时，安德罗波夫通过军用电话向拉先科通报了布达佩斯的局势并询问，能否派部队帮助维持首都的秩序。拉先科回答说，那是匈牙利警察和部队的事情，况且没有苏联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命令，他的部队是不能调动的。然而不到一个小时，特别军便接到了苏联武装力量司令部的命令：准备战斗。[135]还有材料说，苏联喀尔巴阡军区的第一二八步兵近卫师于19时45分，而驻匈特别军于20时接到了紧急待命的命令。[136]可以说，在匈牙利正式向苏联提出军事援助的要求之前，苏联军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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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夜晚，苏联和匈牙利领导人都在紧张地研究应对危机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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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俄国档案记载，在23日22～23时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首先由朱可夫通报了匈牙利的局势，然后赫鲁晓夫提议向布达佩斯派出苏联军队，布尔加宁立即表示同意。但米高扬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没有纳吉就无法控制局势，而对苏联来说，这是代价最小的办法。如果苏联军队开进去，就会自找麻烦。可以先采取政治手段试试，不行再派军队去。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朱可夫、苏斯洛夫认为，匈牙利局势已经动荡不安，与波兰的情况不同，所以必须出兵并宣布全国实行戒严和宵禁。其他主席团成员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谢皮洛夫、基里琴科随声附和。会议还决定派主席团成员米高扬、苏斯洛夫以及苏军副总参谋长马里宁和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去布达佩斯。赫鲁晓夫最后说，可以吸收纳吉参与政治活动，但暂时不担任政府首脑。[138]正在莫斯科“休养”的拉科西也被邀请来参加会议。据拉科西回忆，晚10时半左右他被接到主席团会议现场，赫鲁晓夫介绍了布达佩斯的情况后问道，在这种局势下是否需要苏联军队出面干涉。拉科西毫不犹豫地回答：“绝对需要，而且必须立即干涉。”于是赫鲁晓夫接通了布达佩斯的电话，在简短交谈中，格罗扼要地介绍说形势很复杂。赫鲁晓夫告诉他，在同反革命的斗争中，苏联愿意给予任何的军事援助，但需要匈牙利政府提出正式请求；此外还通知说，米高扬将连夜赶赴布达佩斯并转告苏联的决定，在此之前不要采取任何重要举动。[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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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领导人当晚集聚在格罗的办公室，神情更为紧张，显得有些手足无措。格罗对他的广播讲话所引起的剧烈反应感到非常吃惊，为了平息民愤，不得不提议请纳吉出来组建新政府，在场的人一致同意。纳吉很快被请到党中央大厦，并无条件地同意出任部长会议主席。22时22分，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消息：立即召开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全会。这次紧急召开的只有三分之一成员参加的中央全会到24日凌晨才结束，会议一致通过由纳吉取代赫格居斯担任部长会议主席。此外，大家还一致同意格罗的建议，马上与赫鲁晓夫通电话，请求苏联出兵镇压刚刚出现的暴乱，因为匈牙利的军队已经靠不住了：除国家安全部队外，正规军被禁止开枪，除非他们自身遭受攻击，有的士兵甚至投靠到“自由战士”一边。于是，会议决定邀请苏联军队，并发布戒严令。[140]然而，在此之前，苏军已经开始行动了。[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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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23时，苏联国防部根据政府的决定向驻匈特别军、喀尔巴阡军区步兵军及部署在罗马尼亚的独立机械化集团军发出了战斗警报，这些部队共计5个师31550人，拥有113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615门火炮和迫击炮，185门高射炮，380辆装甲运兵车，3930辆汽车。同时进入战斗准备的还有4个空军师，共计歼击机159架，轰炸机122架。各部队的任务是：特别军主力进入布达佩斯，占领该市重要设施并恢复那里的秩序，同时以部分兵力在奥匈边境担任掩护；喀尔巴阡军区步兵军负责占领匈牙利东部各大城市；独立机械化集团军进入匈牙利南部地区。各部队随即展开行动：喀尔巴阡军区步兵军在10月23日夜已越过苏匈边界，特别军于当地时间24日2时至4时进入布达佩斯并占领了该市重要设施，独立机械化集团军主力于4时15分至6时20分进入匈牙利领土。歼击机部队起飞掩护陆军行动，轰炸机部队则在机场待命。[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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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匈牙利局势骤然恶化到苏联军队进入布达佩斯和占领匈牙利其他大城市，前后不足12个小时，在此期间，中国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根据俄国档案记载和师哲的回忆录，23日下午刘少奇到达莫斯科，在其住所与赫鲁晓夫谈话时，格罗来电话说，因国内离不开，无法到莫斯科来开会。赫鲁晓夫答应他可以不来。过了一会儿，朱可夫来电话说，布达佩斯的群众已走上街头，并冲进党政机关大楼。警察拒绝为大楼提供保护，而国防军派去维持秩序的军队被群众缴了械。因此匈牙利国防部长给他打电话，要求苏联派军队给予援助。朱可夫推说这是政治问题，应在两个党中央之间解决。又过了约一个小时，朱可夫第二次来电话。当时赫鲁晓夫表示，出兵问题主席团要讨论，如果是匈牙利政府请求的话，可以考虑。放下电话后，赫鲁晓夫对刘少奇说：匈牙利目前的局势你们完全不知道，现在也来不及征求你们的意见了，明天主席团开会，请你们参加。说完就走了。24日上午刘少奇出席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介绍了匈牙利的情况，称苏军已经出动，进入了布达佩斯，社会秩序已基本上恢复。只有几个据点没有拿下来，其他问题都已解决。人民欢迎苏联红军，欢迎苏联的坦克。他希望中国同志理解，这是完全必要的步骤。赫鲁晓夫还强调，波兰是党内问题，是正确与错误的问题，而匈牙利已出现了反革命的征兆。因此对匈牙利问题的处理不能跟波兰一样，希望中国同志了解。[143]看来，赫鲁晓夫只是向中国代表团解释一下出兵的原因，并不需要中国人对此做出评论。[144]俄国的档案文献和师哲的回忆都没有记述刘少奇对匈牙利问题及苏联出兵的反应。刘少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报告说，（23日晚）赫鲁晓夫走后他与毛泽东通了电话，因不了解情况，决定先不表态。[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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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晚8时和9时，中国驻匈使馆发回两个电报，未加评论地讲述了布达佩斯游行的情况和格罗的广播演说。此后便没有进一步消息了。24日下午4时外交部连续发出三封电报，要求驻匈牙利和其他东欧国家使馆迅速报告匈政治局势（特别是纳吉的问题），“报告时切忌主观片面和人云亦云”，并要求驻匈使馆立即派一名了解情况的参赞和匈文翻译赶往莫斯科（自然是向刘少奇汇报）。[146]但外交部始终没有收到驻匈使馆的回复，其原因是通讯中断。由于中国使馆没有电台和直线国际电话，平时与国内的一切通讯都要经市内邮电局进行。因局势混乱，邮电局停业，从23日午夜起一切国际电讯、电话全部切断，中国使馆的报告发不出去，国内的指示也接收不到，直到25日下午才恢复电讯（电话仍不通）。所以，24日上午使馆报告游行当夜已经“演变成反革命暴动”以及实行戒严和苏军出动的电报，外交部直到北京时间26日凌晨才收到。[147]据使馆人员回忆，一则外交部指示“多听少说，不轻易表态”，二则情况不明，也不便发言，所以，尽管匈牙利的改革派和保守派对中国的态度都非常友好，但中国使馆对匈牙利的内部事务从不发表意见。从布达佩斯发生骚动一开始，中国大使馆的铁门就紧闭起来，拒绝与匈牙利的任何一派建立直接的联系，即使是那些以前来往密切的朋友。作为前任拉科西政府的官员，这些人希望在中国使馆得到庇护，但郝德青大使通过门卫婉转地请他们去苏联使馆。在危机过程中，出于安全的考虑，中国使馆人员都集中到宿舍大院集体办公，只能通过收听广播和收集街头传单、小报来了解情况。[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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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10月27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反革命分子利用学生和平游行制造武装暴乱，匈政府邀请苏联驻军帮助恢复秩序的消息外，直到10月30日之前，中国政府和领导人没有对匈牙利危机做出任何表态，至少在目前可以看到的档案文献和已经出版的论著都没有提到这一点。[149]这大概与匈牙利局势发生变化有关。27日中国使馆报告：“反革命武装力量已基本肃清”。28日又报告，纳吉当日下午发表声明，命令全面停火，宣布重组政府。“纳吉声明后，枪炮声已渐平息”，恢复秩序有望。[150]到28日晚上，当苏斯洛夫从布达佩斯返回并汇报了最新情况后，苏联领导人的倾向性意见是宣布支持卡达尔和纳吉的新政府（已排除格罗和赫格居斯等），接受纳吉的宣言，同意从布达佩斯和其他占领地区撤军。[151]同一天，驻匈苏军司令部下令制订苏军撤出布达佩斯而由匈牙利军队接管的计划。按照后来制订的计划，接替的部队应于10月29日20时至30日6时进入阵地。[152]《人民日报》在28和29日两天的报道让人感到暴风雨即将过去了：匈政府限令叛乱者停止抵抗，已有大批暴乱者放下了武器；暴乱分子请求谈判，布达佩斯暂时停火，匈政府和人民正设法恢复和平生活；已经实行暂时停火，正在进行谈判等。或许正是如此，毛泽东觉得华沙条约的存在已经不重要了，从而决定支持波、匈等国要求苏军撤退的主张。[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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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会想到，两天后风云突变，更大规模的军事干涉从天而降。但这次苏联军队要对付的已经不是街头“暴民”，而是匈牙利政府、军队和武装起来的市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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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苏联第一次出兵决策完全是独自做出的话，那么在苏联第二次出兵的决策过程中，中国领导人的意见则发挥了导向性作用。在这个问题上，中苏领导人在后来的政治论战中各执一词：中国方面强调在处理匈牙利事件中，中共“建议苏共中央不要从匈牙利撤走军队，要利用部队镇压反革命叛乱”，否则就要“犯历史的错误，给国际工人运动带来损失”。苏联方面承认当时中共确曾对苏共中央提出劝告，但劝告的内容与现在所说完全不同。[154]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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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掌握的史料看，问题的大致脉络是清楚的。苏军撤出布达佩斯后突然又杀了一个回马枪，在外人看来很难理解，以致美国驻苏大使波伦认为：纳吉于28日晚上发表的关于苏军从布达佩斯撤退的声明，似乎是一项得到苏联默认的、旨在促使起义者停火的诡计。[155]甚至苏联军人后来都认为，“这一切都是为了掩盖军事行动，使苏军能够对匈牙利进行突然袭击”。[156]但事实并非如此。从29日到31日，苏联在决策时由于内部意见分歧，一直摇摆不定，犹豫不决，而中国的主张则是前后不一，先要求苏联撤军，后又主张出兵镇压。不过无论进退，中国的态度都非常坚定，而莫斯科都听从了中共的意见。正是这些看来不容更改的意见，对苏联处理危机的方式和结果产生了导向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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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已经狂热的人群，迟到的政府改组和让步措施不仅没有起到安抚作用，反而被一些激进的闹事者所利用，匈牙利的局势更加复杂了。10月29日莫斯科接到谢罗夫的报告：8000多关押在监狱中的犯人被释放，并从看守人员那里夺得了武器；在一些大城市，居民们被煽动起强烈的反共情绪，一些共产党员遭到枪杀；在德布勒森市，党委已经转入地下，并要求得到军队的支持；很多国家安全机构被解散，放下武器的国家安全人员受到围攻和袭击。[157]当日晚又收到米高扬和苏斯洛夫的电报，说“群众已经失控”，“反共分子变得愈来愈无耻”，布达佩斯市两个区党委会以及党的机关报编辑部和印刷厂已被市民占领。[158]当苏共中央得到这些消息时，赫鲁晓夫正在与刘少奇商谈如何彻底解决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关系问题。如前所述，会谈期间刘少奇通报了毛泽东的意见（主要是针对波兰问题），要求苏联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对东欧进一步放开。会谈到29日深夜，苏联终于同意连夜起草一个平等关系宣言，并决定于第二天讨论通过。[159]赫鲁晓夫的回忆与中方材料大体是一致的，只是多了一个匈牙利问题。据赫鲁晓夫回忆，会谈进行了一个通宵，讨论了匈牙利事件的进程并研究了各种方案。赫鲁晓夫通报了布达佩斯传来的消息，中苏双方在完全信任的基础上反复考虑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一会儿主张出兵，一会儿又决定放弃。正在这时毛泽东关于“进一步放开”的意见来了，于是做出决定，在匈牙利放弃使用武力，让事态自然发展，而把处理危机的希望寄托在匈牙利新政府身上。[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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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布达佩斯的局势进一步恶化。武装分子凌晨便包围了市委大楼，并于10时发动进攻，战斗异常激烈。由于匈牙利新政府派来援助的部队无所作为，有的坦克甚至掉转炮口，市委大楼很快被攻陷，守卫部队和人员遭到残忍杀害。[161]上午，莫斯科接到米高扬的报告：“党的领导机关感到束手无策，党组织正在解体。流氓分子横行霸道，强占区党委，杀害共产党员。组建党的纠察队的工作进展缓慢，工厂停工，居民闲坐在家，铁路停止运行，无赖大学生和其他叛乱分子改变策略，表现十分猖獗。”广播电台已经被占领，“叛乱分子发表声明称：只有在苏军撤出布达佩斯后才能放下武器”，“匈牙利军队采取观望立场”，“有可能与叛乱分子联合”。米高扬建议：“停止向匈牙利派兵，但继续在苏联领土上集结部队”，“如果形势进一步恶化，到那时当然就得从整体上重新考虑全部问题”。他最后表示：“尚未形成对局势的最终看法”，但认为“科涅夫同志须立即前来匈牙利”。[162]当日14时，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团做出决议：在匈牙利结束一党制。14时28分纳吉发表广播讲话宣布了这个决议，并呼吁苏联军队立即撤离布达佩斯。纳吉还声明：政府将立即开始与苏联政府就苏军从匈牙利领土撤出事宜举行谈判；政府承认在革命过程中建立的地方民主自治机关。[163]按照28日的计划，苏联军队于16时停止战斗，并开始从布达佩斯撤出。[164]中国使馆也感到形势恶化，使馆人员和留学生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甚至开始处理内部文件，做撤离的准备。[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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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时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却把精力集中在讨论刚刚按中共意见起草的平等关系宣言草案上。显然受此影响，会议在匈牙利问题上也倾向于采取妥协的立场。根据讨论记录，30日的会议刚开始研究米高扬和谢罗夫报告的匈牙利局势时，赫鲁晓夫进入会场，通报了昨晚与刘少奇会谈的情况。赫鲁晓夫说，考虑到苏军驻在国的意见，建议今天通过中共提议的宣言草案，而从人民民主国家撤军的问题将在华沙条约国会议上讨论。所有政治局成员一致表示同意。在随后的讨论中，布尔加宁虽抱怨“中国同志对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的认识是不正确的”，但还是同意了准备给匈牙利的呼吁书和宣言。莫洛托夫建议，立即开始关于从匈牙利撤军的谈判，至于华沙条约问题，与其他国家一起讨论。关于中国提出的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莫洛托夫认为，国家关系和党际关系应在不同的基础上。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的看法与莫洛托夫一致。但外交部长谢皮洛夫认为：“目前事件发生的过程，暴露了在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方面存在着危机。反苏的情绪在扩大。应该深入地揭露其原因。”他还提出，应“坚持不干涉的原则”，经匈牙利政府同意后准备撤军。朱可夫赞同撤军，并承认处理匈牙利危机在军事和政治方面是有教训的，在民主德国和波兰的驻军问题上更加严重，继续坚持下去还不知道会导致什么后果。福尔采娃和萨布罗夫也赞成通过宣言。赫鲁晓夫最后总结说，大家意见一致，首先应发表宣言。随后，主席团讨论了宣言草案。[166]傍晚时分，苏方将宣言草稿送给刘少奇看，其内容基本上就是刘少奇讲的话，甚至有的词句都一样。晚8时宣言定稿，中共代表团再度出席苏共主席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个宣言。[167]显然，中共关于发表平等宣言的建议，尽管原先是针对波兰问题提出的，却导致了30日苏联对匈牙利采取和平方针的决策。由此可以判断，29～30日苏联已决定放弃对匈牙利进行武装干涉；对此，中共的影响是有决定性作用的。[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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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这时，中苏两方都还没有提出对匈牙利再次出兵干涉的问题。此后几小时内，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双方的事后说法却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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