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899790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81]

1702899791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五 毛泽东在庐山向赫鲁晓夫“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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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793 毛泽东认为，经过“大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必将走到苏联的前头，而现在中共又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指出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对于这些创举，他自然希望得到各同盟国，特别是来自莫斯科的认可和支持。果然如此，也就等于承认了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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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795 1958年8月初，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166]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确实是毛泽东认为值得骄傲的事情，也是他认为值得向莫斯科炫耀的事情。[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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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797 在1958年12月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了一些令他兴奋不已的材料：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载文说：“大跃进”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真正革命的意义”，“中国巨大的革命发展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于全人类都有着重大的意义。”瑞士劳动党书记范桑著文说，中国“这种空前干劲的结果”，向人们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的“新的时间表”。还有文章写到，中国发动广大群众参加生产建设，“是一个真正的发明、一个有革命性质的技术发现，它将完全改变不发达国家的前景”。对于这些材料，毛泽东批示：“印发。极好看。请小平即刻处理。”[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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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799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毛泽东的骄傲情绪感染了许多人。据国务院外事办公室1959年2月3日整理的材料，在中共干部当中，有如下说法：“以苏联为首的提法应改为以苏中为首”，“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已转移到中国”，“以苏联为首只是表现在经济建设实力上”。有人认为“苏联的七年计划不够跃进，应该给苏联提意见催他们前进”，甚至还有人说“我们中央的负责同志放到哪个国家都能当主席”。[169]针对这些问题，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纠正骄傲现象的指示。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指示时加写道：“以上材料中，有一些也未核对清楚，可能有说得过分之处。不管怎么样，暴露了这些错误，可以引以为戒，使坏事变成好事。总而言之，1958年，我们的成绩是伟大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分不清这个主次，就会犯错误。”[170]看起来，对于中央提出批评骄傲自满，毛泽东并不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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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01 1958年10月驻苏使馆报告，最近“苏联国内最突出的变化就是强调建设高速度”。从北京回国以后，赫鲁晓夫的讲话及苏联的报刊宣传“都强调要赢得时间，加速建设”。迟迟未能公布的苏联七年远景规划数字此时也确定下来，赫鲁晓夫说，这个数字将会惊动世界。估计七年计划的速度是1965年产量要比1958年翻一番。原定15年赶上美国，可能缩短为7年到10年。使馆认为，“这无疑是中国大跃进的刺激对苏联发生推动的结果”，并“带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革命竞赛的性质”。[171]11月13日，赫鲁晓夫发表了《1959～1965年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报告提纲。提纲说，在这7年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额将增加80%，几乎等于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历年国民经济基本建设投资额的总和。提纲还宣布：“苏联已经进入从社会主义逐渐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的历史时期。今后15年的国家发展前景计划将为完成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必要的条件”。[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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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03 到1959年初，中苏两国不仅在经济发展速度上存在着竞争问题，在改变生产关系以及对此所做的意识形态解释上，也出现了争夺话语权的问题。对于赫鲁晓夫在二十一大报告中的暗中指责，毛泽东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只是考虑到中苏之间的分歧在当时还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所以决定：“我们可以暂不理会，看看以后再说。我们之间是有分歧的，但现在不要说。”[173]至于社会主义各国对中国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态度，毛泽东心里是有数的，他认为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全面支持的有朝鲜、越南、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支持“大跃进”，对人民公社不表态或怀疑的有蒙古、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对两者都不同意的是苏联。[174]只要“大跃进”做出成绩，人民公社坚持下去，毛泽东相信多数人还是服从真理的。结果，毛泽东等来的不是人们的理解和支持，而是1959年经济形势的逆转和各级干部普遍的抱怨和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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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05 其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不良后果在1958年底就已经开始显露出来。12月18日鞍山市委报告，原计划产钢450万吨，到15日止只完成402万吨，今年无法完成计划，已成定局。[175]12月初财政部向中央报告，目前在土法炼铁上问题不少，从财政上说，亏损是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据各地材料，土法炼铁的成本有的是每吨150元，有的高达460元，估计全国平均至少在250～300元，而生铁的调拨价格全国平均是150元，即每吨土铁全国平均至少要亏损100～150元。今年全国土铁产量估计至少有1000万吨，总计要亏损15亿元左右。[176]12月2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北京市的一个通知，说中共北京市顺义区第一书记经过实地调查发现，在北京郊区人民公社中普遍存在以下问题：原有生产计划被打乱，导致各种经济作物尤其是棉花和花生的生产受到损失；公共食堂吃饭没有定量，造成粮食浪费；劳动力流入城市，影响了农业生产；生猪集中饲养，死亡率增高；等等。[177]城市居民也出现了不满情绪：北京市近一个月来，副食供应十分紧张。门头沟区每人每日只供应大白菜二两，职工食堂只有白菜汤，吃不到菜。[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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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07 进入1959年，问题暴露得更多、更严重。新华社《内部参考》2月报道：由于准备工作不充分、原材料和原煤供应不足、生产合格率低等不同原因，鞍山、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几个中国骨干钢铁厂的主要产品均未完成1月生产计划。[179]辽宁省四大煤矿1月份生产形势不好，内蒙古大办钢铁的亏损问题大部无法解决，鞍钢因电力不足造成三个扎钢厂全部停工。[180]北京市则向中央报告说，因炼钢能力和焦炭供应问题，生产的“被动局面已经开始形成”。北京钢厂和特殊钢厂由于生铁供应不上，已经被迫停产。[181]三个月后情况更加严重，全国铁、钢和钢材4月份的产量分别为当月计划的82%、74%和75%。[182]此外，还有报道说，由于汽油供应不足和缺少配件，截至3月初，全国交通部门被迫停驶的汽车已达12000辆，严重影响到运输任务的完成。[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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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09 农业方面也有不好的消息传来。福建省委提出办农村食堂有实际困难，陕西基层干部则要求解散公共食堂。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调查研究表明，食堂化并未解放农村妇女劳动力，浪费粮食现象严重，对社员养猪、烧柴都有影响，且难以解决众多人口的要求。[184]由于对办公共食堂缺乏信心，大部分农村干部和农民不愿把粮食交出来，加上公社初办，管理混乱，造成普遍瞒产的现象。据调查，广东省的农村基层干部几乎没有不参与瞒产的，在反瞒产运动中，仅1月份就曝出瞒产粮28亿斤。[185]到4月底5月初，农村的情况更糟。湖南连降大雨，30万亩禾苗被淹；广东、广西、福建春荒严重，不断发生病倒、食物中毒、逃荒、抢劫、闹事现象；由于缺粮，青海、福建等地大批公共食堂解散。粮食部的很多干部认为，目前的农村情况显示，当年的粮、棉和油料的生产指标是无法完成的。[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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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11 农村的困难局面立刻影响到城市。1958年稻谷丰收，但大米收购情况却不好，12个主要产米省区，除浙江、湖南外，均未完成收购计划，以致1月份国家粮库便出现库存减少的情况，出口和大中城市的供应也趋于紧张。[187]国家计委、国家经委也报告说，自1958年冬季以来，市场上便出现了副食品和一些工业品供应严重不足的情况。[188]甚至对各地外国专家、外宾、使领馆人员所需的某些西餐食品、呢绒衣料，皮革制品等高级日用品，也呈现某种供应不足的现象。[189]尽管采取了种种措施，但直到3月中旬，北京市仍然感到大米和油料有脱销的危险，蔬菜和生猪也需要大量从外地调入。[190]首都尚且如此，其他城市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4月22日粮食部报告，北京、天津、上海三大城市粮食供应十分紧张，中共中央不得不同意采取严格控制粮食销量的办法，并确定5～9月压缩10%。将城市居民的定量从30.1斤压缩到29.5斤，建筑工人定量在60斤以上者，压缩10斤。[191]6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紧急指示：为坚决压缩公用开支，紧缩集团购买力，三个月内暂时停拨办公杂费；严格控制职工人数，全国县以上企业职工人数必须减少700万～1000万；严格控制农村货币投放，各地农业贷款指标一律不再增加，立即停止商品赊销和预付货款的办法。[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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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13 对于这些问题，国务院的领导干部都非常清楚。早在1959年1月2日薄一波在接见越南经济代表团的谈话中就提到，中国在建设过程中也有不少的错误和缺点。[193]1959年6月8日，在与驻华社会主义国家大使会谈时，外交部长陈毅承认，在追求高速度的建设过程中，破坏了各个经济部门的计划性和按比例发展的原则。[194]6月17日，周恩来会见扎夏迪科时承认：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定得高了，因为制订计划时没考虑客观条件和国家的现实能力；到1958年底，国家经济发展已出现严重困难，一些国民经济部门之间已出现比例失调。周恩来说：继续采用大炼钢铁式的群众运动方式来发展工业是不行的。现在“已经完全清楚，小型传统矿井和冶炼炉是不可能成为现代冶金工业发展的基础的”。周恩来请求向赫鲁晓夫和米高扬转达：他是不对的，他过于相信了自己的下属，请原谅他以前的夸口。他还保证说，今后将会更加深刻地进行自我批评。周恩来还说：“开始大跃进运动之后，我们曾经请求苏联扩大设备供应，并请求尽快提供这些设备。但是，当设备运来之后，才发现我们无法安装它们，因为我们没有相应的配套设备，因此，这些运来的设备只好堆放在那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我们思想比较混乱，不能将力量集中在一些最重要的建设项目上。我们当然应该为此而道歉。”[195]6月26日，周恩来接见苏联专家时，尽管强调“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成绩是伟大的”，同时也承认“大跃进”在速度、平衡和质量三个方面存在着缺点和错误。[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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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15 但是，对于1958年形势的评价，毛泽东看法却不同，他在1959年4月15日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乱子是出了一些。但去年的大跃进，伟大胜利，也是真的”。“去年比前年不同，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情况不同，确有大跃进。一切浮夸现象是要破除，不要搞那些浮夸，要搞老实的。但是，除掉那些浮夸现象以外，里头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就是确有大增产”。[197]直到6月12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才承认钢、铁、粮食和棉花四大指标定高了，结果造成被动。过去一年头脑发热，只注意人与人的关系，没有注意人与自然的关系。毛泽东还指出，现在不是互相指责、互相埋怨的时候，而是要认真吸取经验教训，赶紧把过高的指标降下来，尽快把生产计划落实。[198]这时他要考虑的问题是应该如何转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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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17 庐山会议实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本来的目的就是开个“神仙会”，把生产指标调整下来，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继续跃进。从毛泽东提出的18个问题可以看出，他要求立即刹住浮夸风、瞎指挥风和强迫命令风，但仍然坚持认为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必须继续高举。用李锐归纳的一句话就是：“气可鼓而不可泄”。[199]毛泽东一直想做一个明君，所以懂得知错必改的道理，但是这个错误只要他自己认识到并加以纠正就够了，不需要别人来揭破，更不能让人逼着下“罪己诏”。这就难怪彭德怀一封私人信件就捅了马蜂窝，毛泽东决心反击那些敢于对他的共产主义试验杰作评头品足的人。然而，对三面红旗表示不满的并不只是彭德怀一个人。毛泽东刚刚在7月16日向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意见书，怒气未消，7月19日便连续看到两份关于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材料。一份是中宣部6月20日编印的《否定和怀疑1958年大跃进的若干论点》一文，文章介绍了天津市部分党员的看法，主要认为全民炼钢“得不偿失”，“劳民伤财”，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人民公社“走得太快”，“带来了副作用”等。另一份材料是中国驻苏大使馆7月2日给外交部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说，最近在苏联部分干部中，相当普遍地流传着有关中国当前某些困难情况的说法，对成绩避而不谈，专讲毛病，其结论是中国党犯了错误。报告建议由中共中央和外交部对外做出说明和解释。毛泽东没有答复，只是批示将这两个材料印发会议各代表。7月27日，毛泽东又批准印发了一个材料，材料上说，中共江西省委党校5月份以来展开讨论，有近半数的学员认为：“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是“人为的产物”、“早产儿”，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是“心血来潮”，“‘左’倾思想的复活”，公共食堂“害多利少”等。[200]又过了一天，即7月28日，当秘书胡乔木送来赫鲁晓夫在波兰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后，毛泽东再也无法按捺心中的怒火了。特别是所送材料中转引的《纽约时报》对赫鲁晓夫讲演的评论，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赫鲁晓夫的这番话是迄今为止一位苏联领袖对公社的想法所作的最直率的公开批评”，“可以认为是暗指中国共产党人去年秋天的一些说法而言的。中国共产党人曾说，建立公社是真正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这种看法似乎使俄国人感到烦恼，因为苏联报纸有三个月左右对于公社几乎只字未提”。评论文章还认为，这篇对波兰农民讲话并不是打算作为一篇重要演说的，但很可能“赫鲁晓夫先生是在表明他的立场”，而把它刊登在报纸上，“显然是得到这位苏联领袖的批准的”。[201]苏联领导人竟然也加入了这场争论，而且是站在党内右倾分子一边，这是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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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19 7月29日，毛泽东批示：将有关材料印发会议代表，还特别指明将赫鲁晓夫的讲话和《纽约时报》的评论放在前边。毛泽东愤怒地写道：“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台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个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批示发出后，毛泽东意犹未尽，8月1日又将上述文件批给中联部部长王稼祥：“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202]看来，毛泽东此时不仅把彭德怀与赫鲁晓夫挂起钩来，而且已经决心向赫鲁晓夫发起进攻，从而将中苏之间的分歧公布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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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21 到8月15日和16日，毛泽东已经把庐山上争论的问题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203]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更指出：“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一开始就恶毒地攻击我们党的总路线，攻击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最近时期，他们利用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某些暂时性的、局部性的、早已克服了或者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点，加紧了他们的攻击。我们党内的一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特别是一些具有政治纲领、政治野心的分子，竟然在这样的重大时机，配合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活动，打着所谓‘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旗号，发动了对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攻击的矛头，是针对着党中央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针对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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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23 但是在毛泽东看来，仅仅反击党内右倾分子是不够的，要把中国的经验传播到世界，就必须批驳莫斯科的谬论。8月19日，毛泽东致信几位秀才，要求他们下到各省去认真准备人民公社的材料，并说：“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对“人民公社的攻击、诬蔑和怀疑”，“必须向一切人作战”，其目的是“破苏联同志们中的许多反对派和怀疑派”；又特别嘱咐：要让县以上干部和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的记者知道我们的意向，“即为此问题要向世界宣战”。9月4日，毛泽东接连致信胡乔木和吴冷西，考虑10月份在《人民日报》发表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以“使他越处于被动，使全国人民知道赫鲁晓夫是反公社的”，还指示以通讯方式发表伊拉克、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等国报纸赞扬和宣传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消息，“以壮士气，可以将苏联某些人的军”。[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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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25 此时，莫斯科对公社问题的批评也开始升级。9月6日外交部、中联部送来苏联经济学硕士格洛托夫所写的《论集体农庄所有制的发展前途》一文。毛泽东看后批示：“此人根本不研究马、恩、列思想，并且连斯大林公社必定是集体农庄的高级形式这一观点也否定。总之，作者认为公社无论何时都是有害无益的。”这种情况显然更刺激了毛泽东的战斗情绪。9月12日刘少奇送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给《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写的文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刘少奇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在文章中是埋有许多暗刺的，是批驳外国同志的，是否适当？请您核定！”这里的“外国同志”当然主要是指苏共领导人。毛泽东批示：“看过，很好。”又说：“可以这样写，不写反而不好。”[206]10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第19期转载了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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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27 然而，后来毛泽东并没有发表向赫鲁晓夫宣战的文章，《人民日报》也没有刊登赫鲁晓夫关于公社的那个讲话，中苏之间关于“大跃进”、人民公社问题的论战并未开启似乎就烟消云散了。为什么毛泽东没有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个中共自认为是发展了马列主义并为社会主义阵营做出榜样的问题上向莫斯科发动进攻呢？这大概是出于策略的考虑。在1959年1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就中苏关系问题讲话时指出：我们在处理中苏关系问题时，要严肃、慎重地对待，一定要有原则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207]首先，中共不宜在受到苏共指责的问题上展开论战，因为那将是一次为自己辩解的防御战而不是进攻战。其次，无论人民公社还是“大跃进”，都是苏联曾经尝试过的做法。[208]在这方面挑起争论，中国没有优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毕竟还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取得成功，更没有得到社会主义阵营大多数同盟国的认可。不仅如此，随着时间推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弊端更加暴露出来，面对1960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的大饥荒，面对成千上万逃荒要饭、饿死街头的农民，毛泽东哪里还有心情和勇气与赫鲁晓夫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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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29 至于苏联方面的考虑，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事后在一份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我们不是今天才看到的。但由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属中国内政，所以我们做得很有分寸，有礼貌，认为不能在我们的报刊上公开批评这些错误。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这些问题是中共内部的事，我们不打算干预它的国内政策。中共领导人实际是想让我们在自己的报刊上宣扬他们的错误观点，以便把他们未经生活检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强加给其他国家。我们当然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转载类似的材料会造成混乱，把我们的人民搞胡涂。我们没有与中国同志在这些问题上展开论战。”[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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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31 不过，没有公开争论并不表明没有分歧。曾常年在苏联驻华使馆工作的外交官А.А.勃列日涅夫在回忆录中谈到了中苏分裂的缘起，他说：“每当我回忆起50年代末所发生的事情，都试图想弄清楚最具决定性的一步是从哪里开始的？”经过思考，他认为，在逻辑上可以把1958年毛泽东宣布的“三面红旗”（即“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政策看作这个问题的起点。[210]笔者完全赞同这位外交官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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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33 毛泽东的目标是要为世界社会主义各国树立一面赶超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旗子，是要中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表率和榜样。在毛泽东看来，只有掌握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人才有资格领导社会主义阵营，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211]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旗帜鲜明地进行斗争，但既然在国内政策方面不便展开争论，于是斗争的矛头就转向了对外政策。而在这方面，中苏之间的分歧丝毫不亚于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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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35 [1] 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From Stalin to Khrushev，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21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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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37 [2]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5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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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39 [3] Shu Guang Zhang，Economic Cold War，pp.218-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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