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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 第三章 双层博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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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彼得·罗森多夫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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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提出了一个揭示国内和国际因素如何互动以影响国家间合作的形式模型，把单一行为体模型与多头政治模型相比较，而且也考察多头政治程度的不同对国际谈判的不同影响。该模型关注国内偏好结构的差异——包括分治政府的程度——以及国内的信息分布情况，展示了这些变量如何影响国内的批准博弈，以及如何影响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和内容。它检验了以下三个因素对国际合作可能性和内容的影响：多头政治国家假设，分治政府及其程度的加深，以及信息的国内不对称分布。模型将国内制度背景看作是恒定的，第四章笔者将讨论不同制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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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目的是确定在什么条件下以及以何种方式国内政治对于国际关系是重要的。少有（如果有）研究这样做。比诺·德·梅斯基塔与拉尔芒的《战争与理性》（Bueno de Mesquita and Lalman， War and Reason，1992）就是对冲突的国际和国内理论的最系统的研究，该书为国内政治影响国际冲突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但是，对他们而言，国内政治仍然是黑匣子，“在国内（博弈）中，需求被假定为内生于某些国内政治过程，这里不用详细阐释，这些需求因国家而有所不同，而且发生于我们所研究的行动之前”（Bueno de Mesquita and Lalman 1992：36）。这仍然让我们无法完全准确理解内部事务如何以及何时影响外部事务。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主张，“下一步研究要把我们这里提出的模型与适当的国内政治过程模型联系起来”（Bueno de Mesquita and Lalman 1992：46）。本章主要就是做这样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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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模型将检验双层博弈中以下四组行为体的互动：本国政治行政机构、外国政府、本国立法机构以及国内的利益集团。模型关注两个关键要素：国内偏好结构与信息分布。首先，模型将证明不同国内偏好结构对国际合作的影响。比如，什么样的差异导致行政机构或者立法机构成为国内最为强硬的行为体？国会和行政机构偏好差异的增加会有什么影响？增加的分歧使得合作更容易还是更困难？这些分歧是如何影响国际合作的内容？核心结论就是国内偏好结构和信息的国内分布对合作的可能性和内容发挥关键影响。研究国际协定的可能性和可能条款时，不能忽视国内政治的这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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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结论也不同于关于这两个因素作用的既有观点。既有文献中共同的观点是国内行为体的分歧可能影响国际协定的内容。同直觉相反，一些分析认为一国的内部分歧可能会为国家创造国际谈判优势，我们称之为“谢林猜想”（Schelling conjucture）（Schellin 1960：28—29；Putnam 1988：440—441；Mo 1995）。如果国内某一集团强烈反对某种让步，那么谈判者就能够在这个领域避免让步，从而确保“更好的”国际协定。比如，如果农民正在街上骚乱，反对政府在国际谈判中考虑降低农业关税，那么其他国家可能会被说服，认为推动这样的贸易壁垒削减正在丧失正当性。或者如帕特南所讲的，“赢得国会同意的困难常常会被美国谈判者利用”（Putnam 1988：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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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研究去讨论谢林猜想需要什么样的特定条件。近来最重要的研究认为要关注其涉及的关键因素，而从来没有研究它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在国际谈判中，国内差异有可能使国家处于优势，也有可能处于劣势。净影响依赖于国内集团利益的结构、它们在内部谈判中的权力以及对外谈判的性质——尤其是，谈判主要是关于分蛋糕还是有关寻找方法做大蛋糕”（Mayer 1992：804）。本章的模型表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分治政府会影响协定的可能性，在何时它会促进具有分歧一方的谈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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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本章模型将检验信息在国内行为体间不同分布的影响。一些学者假设缺少完全信息，而不是假设信息在所有行为体间完全分配。人们通常认为不确定性——也就是不完全信息——是不利于国际合作的。不论在国际层次上（Keohane 1984；Bueno de Mesquita and Lalman 1992）还是国内层次（Iida 1993a）上，缺少完全信息都被认为会阻碍合作。在许多国际关系和政治经济学学者看来，不完全信息——及其产生的错误认知——是国际冲突的主要根源。斯坦（Stein 1990：58）在讨论错误认知时认为它常常是不完全信息的结果：“普遍认为错误认知的结果是冲突，在其他情况下冲突是可以避免的。尽管国际冲突常常可以归因于错误认知，但是人们从来不把国际合作归因为错误认知。”如果所有行为体知道相互的偏好和能力，那么对可信性、欺骗的担心就没有意义，冲突也不可能了（Fearon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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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一般想法相反，本章的模型将证明，在特定条件下，不完全信息对合作并不是有害的。本章将考察国内层次信息不对称的作用。在国际关系中，很少有人注意国内信息问题，只是在最近关于双层博弈的结论和完全的经验研究中才得到重视，国内信息问题应当是核心问题。埃文斯、雅各布森和帕特南认为，国内的不完全信息要比国际的不完全信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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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初的预期是可得信息的质量在跨越国界时将严重恶化……我们的错误……是高估了国家边界对信息的作用。（领导人）对自己国内政治中什么政策会得到批准的估计常常发生错误……对其他国家国内政治的估计也常发生错误，但是同其对自己政治的估计相比，错误远非经常发生……国内政治的内部误读要为作为国家间协定的失败负责。（Evans，Jacobson，and Putnam 1993：408—409，41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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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层次的不完全信息可能会同国际层次的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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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关注信息的国内分布，本章的模型将展示在特定条件下，不完全信息并不总是导致低效率和政治优势。这个论点源于对美国政治研究的思考，美国政治研究表明，拥有不完全信息的议员既能做出“好的”决策，也能制约行政机构（McCubbins and Schwartz 1984；Gilligan and Krehbiel 1987；Austen-Smith and Wright 1992）。该结论将对这些关于不对称信息影响的传统共识提出挑战，并且对利益集团在国内和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做了新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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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提出了双层博弈模型，其中国际和国内的谈判博弈是相互依赖的。模型的结果反映了两个层次的相互影响；其结果依赖于国际和国内的博弈。本章对这两个层次进行不同的设定，以反映它们的特征。首先，利用空间模型（spatial model），我们提出了同现实主义关于国际政治假设相一致的简单国际谈判博弈。所采用的国际博弈并没有清楚界定的制度结构，这个层次上的政治被假定为是无政府状态的，国际谈判通常也是在没有制度化强制的行动次序下进行的。相比之下，国内批准博弈就是在高度结构化的政治模型中进行的，这是一个多元政治体系，是在两组或者更多行为体之间特定的权力共享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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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检验两个单一国家间的谈判，然后在下一步加入相对复杂的国内博弈。作为第一步我们引入立法机构——第二个行为体——将其加入国内环境，然后取消单一国家假设。本章也会考察在分治政府中增加的多元政治的影响。下一步我们引入不对称信息。缺少特定信息的立法机构面对的是拥有完全信息的行政机构。接下来我们引入第三组行为体——利益集团，他们为立法机构提供信息，从而缓解行政机构掌握的信息所造成的不对称性。然后再将较为复杂的国内博弈加入国际博弈之中。将多元政治中的结果同单一国家间的完全国际博弈相比较，以解决国内政治怎样以及何时影响国际谈判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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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形式模型的结果提供了本书之前提出的核心假设的逻辑。首先，国内偏好结构限定了国内政治影响国际关系的条件。强硬的立法机构降低了合作的可能性，如果合作是可能的，合作协议也是有利于立法机构的。分治政府使得合作不太可能，也使达成的协定更反映立法机构的偏好。其次，信息的国内分布对国际合作具有关键作用。在特定条件下——也就是存在背书人（endorser）——不对称信息能够增加合作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至少有一个利益集团的支持是成功合作的必要条件。协定也更有利于立法机构。因此本章为第一章提出的假设和后面的案例研究提供了逻辑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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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层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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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体及其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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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博弈具有四组参与人：书中作为单一行为体的外国（F）以及三组本国的国内行为体。在国家内部，我们有行政机构（总统、总理或提案人）P，立法机构（选择人）C，以及国内利益集团（在不对称信息下称为背书人）E。在模型中所有的参与人都是效用最大化者。每个参与人都尝试使政策尽可能接近自己的最偏好点，也就是自己的“理想点”。这里的政策空间用单一维度表示。如果我们讨论贸易谈判，那么政策选择就是单一议题，如所有国家都接受的贸易壁垒削减比例。运用单一政策维度是广泛被使用的简化方法（比如Romer and Rosenthal 1978，1979；Banks 1990，1993；Ferejohn and Shipan 1990；多维的双层博弈可参考Milner and Rosendorff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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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行为体的理想点会反映对选民各种偏好的完美平衡的政策，从而最大化连任机会。实际执行的政策若偏离理想点，参与人的效用也线形对称地下降。外国政府是单一行为体——或是独裁者或是由根据多数表决原则选举的——其理想政策是外国中间选民所决定的，可参考迈耶的文章（Mayer 1984）。同样，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都寻求最大化连任机会，这只有通过将整体经济保持在满意水平上以及当职期间服务于自己的选区来得以实现。因此，他们的理想政策可能不同。议员追求资金以及自己选区内厂商和消费集团的选票，因此其政策会平衡这些利益，以最大化选举回报。因为，多数国会采取多数表决规则，因此国会中间议员所偏好的政策会成为国会的政策。行政机构同样行事，但是其选区是更为分散的全国选区（Lohmann and O’Halloran 1994）。将行为体P、F和C所偏好的政策分别叫做p、f和c。本章中我们改变行为体的偏好以检验这些偏好的变化对国际合作的影响，因此我们的结果适用于任何具体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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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层次：纳什谈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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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运用纳什谈判解（The Nash Bargaining Solution，NBS）将国际博弈模型化。假定该模型只涉及两个参与人：外国政府F与本国行政机构P。这也就是等于假设我们有两个单一国家。使用双人博弈并不会明显改变我们的结果，而且因为实际上许多国际谈判都是双边进行的，双人博弈似乎也合理。即使多边论坛上的谈判也通常首先是从两个关键参与人间的谈判开始的，然后其他国家签署达成的协议。这就是如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这样的协议如何通过主要供给者的规范来运作的。商品的主要生产者和购买者谈判削减贸易壁垒，然后其他国家接受这个协定。许多多边谈判都是一系列的双边谈判，之后随着那些在该议题上不太重要的行为体的加入才多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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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运用纳什谈判解来处理这个博弈，因为这是能够抓住国际体系主要特征而被普遍接受的简单的谈判模型。在没有严格谈判规则的环境中，纳什谈判解（NBS）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找到“合理”解决谈判问题的方法。纳什谈判解是合理的，因为它不是独断的（没有另外行为体的同意，任何的谈判者都不能强加自己的愿望）；是对称的（如果谈判者的实力相等，我们则认为谈判结果给双方带来的收益份额也相等）；也是帕累托最优的。直觉上，当且仅当NBS为每个行为体提供的效用至少要与没有合作时的收益一样多，并且双方再没有其他更好的协定时，理性参与人才会达成NBS（Nash 1950；Binmore 1992：18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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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方面使得NBS足以代表国际谈判。国际谈判常常是在没有成熟的制度框架内进行的；缺少权威的规范或规则，比如哪个行为体首先采取行动、谁应该最后报价等等。在这些情况下，NBS提供了合理的解。我们并不对谈判机制加以规定，这是为了符合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其中规则和制度不像国内那样成熟。结果表明，这个博弈的共同结果是不合作，这符合现实主义关于无政府状态下合作困难的预测。设置了谈判的规则和制度，就会让国际政治领域更具结构特征，而且可能会让非合作的结果不像NBS情况下一样容易出现。这也反映了国际关系理论的争论，非现实主义者相信国际体系可以被较好地制度化，也倾向于认为合作可能出现（Keohane 1984，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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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作为解的概念吸引人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其结果符合人们的直觉。纳什谈判解意味着当谈判力量相同时，参与人会相互妥协。这不仅同我们的直觉以及现实主义思想相一致，也有经验支持（Crawford 1990）。当谈判力量不平衡时，更为强大的一方会得到更多。因为这些原因，NBS似乎是一个好的模型，可以用来表示国际政治。1但是对于国内政治其作用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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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层次：议程设定者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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