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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 第三章 政治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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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考察政治自由主义的两种变体：权宜自由主义和进步自由主义。它们对人性有着共同的看法，强调个人主义，以及我们的批判能力在发现关于美好生活的集体真理方面是有局限性的。二者都强调不可剥夺的权利（权利不能被剥夺或自愿放弃）、宽容和国家维持公共秩序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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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宜自由主义者和进步自由主义者之间有两个重要区别：他们对个人权利的内涵和国家的作用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权宜自由主义者来说，权利都是关于个人在没有政府干涉条件下的行动自由。新闻自由和财产所有权就是两个例子。进步自由主义者也珍视个人自由，但他们认为这些权利需要政府帮助公民来实现。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有机会平等的权利，这就要求国家通过社会工程来确保这项权利得以实现。权宜自由主义者不承认这项权利，他们普遍怀疑社会工程的好处。他们倾向于认为，国家应该最低限度地干涉公民的日常生活，而进步自由主义者支持更加积极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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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认为，权宜自由主义者和进步自由主义者对我们的批判能力决定第一原理的程度存在根本分歧。进步派倾向于强调理性有助于自由社会的极度宽容，甚至有助于我们在道德问题上达成普遍共识。权宜自由主义者明确反对这些主张，而是强调理性的局限性。虽然他们认识到宽容的重要性，但他们比进步自由主义者更倾向于看到宽容的局限性。然而，仔细考察可以发现，两种自由主义在这些问题上没有显著差异。进步自由主义者在理性可以告诉我们何谓美好生活的问题上无法支持他们乐观的主张，他们最终听上去像是权宜自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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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的推理能力，进步自由主义者和权宜自由主义者对社会工程的效用有不同看法，社会工程意味着一个人出于工具目的来运用批判能力，而不是确定最终目标。进步自由主义者比权宜自由主义者更相信工具理性。因此，进步主义的根基并不是服务于确定第一原理或促进宽容的理性，而是对个人权利的广泛看法，以及对国家开展社会工程的能力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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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当代自由社会的组织方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进步自由主义战胜了权宜自由主义。这并不是否认自由民主国家有大量权宜自由主义者，也不是认为进步自由主义在智力上更优越。但是，进步自由主义在现实世界的影响力方面占据上风。当代自由社会无法按照权宜自由主义所规定的路线进行组织，因为冲击现代国家的结构性力量需要采取以进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干预主义政策。政治领导人所处的世界如此复杂，以至于无法用权宜自由主义的放任路径加以治理。由于当前没有替代干预主义国家的办法，政治自由主义如今是进步自由主义的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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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政治自由主义的最佳出发点是界定权宜自由主义和进步自由主义的共同特征。这是自由主义的硬核。接下来，我将分析政治自由主义的两个变体，强调它们的差异，然后解释为何进步自由主义如今是主导形式。最后，我将简要分析功利主义和自由理想主义这对理论，它们有时被称为自由主义，但它们其实不是（即使其中一个的名称中有“自由”一词），因为它们不接受政治自由主义所强调的自然权利。它们所依据的逻辑与权宜自由主义或进步自由主义截然不同。功利主义和自由理想主义本身也许是重要的理论，但它们不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因此不在本书考察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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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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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叙事开始于自然状态下的原子化个体，他们被认为具有一套共同的特征。在这种“完全自由的状态”中，他们都被赋予了一系列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且他们都是平等的。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之一约翰·洛克（John Locke）将自然状态描述为“一个平等的国家，其中所有的权力和管辖权都是相互的，没有一个国家比另一个国家拥有更多的权力和管辖权；显而易见的是，同一物种、同一等级的生物没有区别，生来就具有同样的优势，运用同样的能力，它们之间也应该是平等的，没有从属或服从”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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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个人主义的强调代表了对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阿奎那（Aquinas）、奥古斯丁（Augustine）、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和柏拉图（Plato）等前现代政治哲学家著述的彻底突破，他们都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或社会存在。正如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所说：“我们的祖先没有个人主义这个词，这是我们为自己创造的词，因为在他们的时代，没有哪个人不属于某个群体，也没有哪个人可以认为自己是完全独立的。”86这些“祖先”也不认为所有的个人都应该被视为平等的。他们认为，有些人天生就才能超群，因此应该统治能力较弱的人。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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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自由主义的第二个基本假定涉及我们的推理能力。毫无疑问，人类拥有出色的批判能力。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的推理能力对于决定何谓美好生活的作用是有限的。理性本身并不决定人们如何看待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而是服从于情感和社会化。即使个人小心谨慎地作出了对第一原理的合理判断，或者从这些原则中作出了合乎道德的推论，至少也会存在一些分歧——除了普遍同意（在自由主义者之间）所有个人都被自然地赋予了一套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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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个体在第一原理上存在分歧时，他们有时会以憎恨和试图互相伤害而告终。这一基本逻辑在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著作中有所阐述，他虽然不是自由主义理论家，但阐述了一些支撑自由主义的开创性思想。88乍看起来，洛克似乎持不同的观点：他以赞美理性的美德开始其《政府论（第二篇）》，使得自然状态并不像霍布斯的《利维坦》所描述的那样，而是一个田园诗般的地方。然而，洛克很快就改变了他的叙事，最终把自然状态描绘成一种相当艰险、野蛮的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各种各样的观点和利益的对立，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人的所有集合之中”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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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冲突所造成的威胁是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关键问题是如何才能减轻这种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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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秩序的自由主义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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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自由主义者采取三管齐下的策略来应对产生致命冲突的可能性。首先，他们强调每个人都有一套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活的权利——它不仅意味着生存权，还意味着过人们认为合适的美好生活的自由。人们有权选择他们想要的任何生活方式，只要它不侵犯他人的权利。尤其是“信仰自由”（freedom of conscience），即根据自己的宗教信仰生活的权利。权利的目的是使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自由度最大化。美国《独立宣言》中最著名的一句话简洁明确地抓住了政治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方面：“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辩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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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的第二个方面是树立宽容的规范。如果个人有权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么其他人就有承认这一权利的积极义务。90宽容的规范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接受别人有时会在核心原则上与我们产生分歧，即使我们强烈地厌恶或鄙视别人的想法或言论，我们也不能因为他们的观点而惩罚或杀害他们。相反，每个人都将接受一种和平共存的生活方式，和平解决冲突，保持对法律的必要尊重。在最佳状况下，个人可能会尊重有关美好生活的对立观点，认为根本性差异有助于建立一个健康的社会。91有人可能会认为，我们通过接受分歧而走到一起。但是，人们必须至少容忍那些与他们存在深刻分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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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宽容是有限度的。有些人对美好生活的某些方面感到如此热情，以至于他们无法忍受分歧。他们发现，难以想象可以真诚对待其他的世界观——他们想象，持有这些观点的人必定是有意背弃真理，甚至可能是邪恶的。这种不宽容的心态使他们不仅对对手构成威胁，而且对自由社会本身构成威胁。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坚持价值多元主义，这一事实给我们带来了自由主义策略的第三个方面：一个位于社会之上并维持秩序的强大国家。国家非常适合这项任务，因为正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它拥有“在特定领土内合法使用武力的垄断权”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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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持秩序，国家充当三种主要角色。最重要的是，它充当守夜人，保护个人权利，阻止观点冲突的个人或派别之间的致命斗争。借用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话说，自由主义是“无政府主义加上警察主义”93。国家还制定了定义可以接受和不可接受的行为的规则，同时极力避免践踏个人权利。这些规则允许个人或群体以文明的方式互动，因为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美好生活。最后，国家在发生严重争端时充当仲裁者，以确保冲突不会导致暴力。94换言之，国家扮演着规则制定者、仲裁者和守夜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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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国家显然比那些旨在维持国内秩序的国家发挥的作用更大。进步自由主义者希望，国家能够为公民提供平等的机会，并且开展其他形式的社会工程。权宜自由主义者当然会反对，但他们也大多同意国家必须管理其经济并执行外交政策。许多其他事务，比如教育、社会保障、住房和劳动关系等，也需要得到政府（甚至是一个自由放任的政府）的关注，如果政府希望避免经济萧条、混乱和动荡的话。简言之，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现代自由主义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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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形形色色的政治自由主义者对国家的作用看法各异。尽管他们知道国家对于维护秩序和推动公民社会繁荣是必不可少的，但他们也认识到国家具有践踏个人权利的巨大潜力。正如政治理论家朱迪思·施克莱（Judith N.Shklar）在一篇关于自由主义的重要文章中所说：“总是压制自由的恐惧和嗜好，绝大多数都是由政府所导致的，不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尽管社会压迫的来源的确很多，但没有一个像现代国家的代理人那样能产生致命影响，他们拥有独特的物质资源和说服力。”95尽管如此，正如典型的自由主义者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所写的，政府归根到底是一种“必要的恶”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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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自由主义者试图寻找限制国家权力的方法。比如，自由主义国家可以建立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政治秩序；或者它们可以采取联邦制，中央政府将大量权力委托给地方当局。因为自由主义国家总是民主国家，所以总是存在着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的风险。将这种危险降到最低的方法之一是将明确的权利法案写入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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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强调的是，除了守夜人职能之外，自由主义国家试图避免告诉人们哪种行为在道德上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它鼓励（而且有时要求）宽容，努力确保其公民的繁荣和安全。不过，其核心目标是让人们尽可能按照自己的原则生活。自由主义不同于共和主义，后者强调个人责任和义务，支持国家积极促进公民美德。这也从根本上有悖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政治的目的”是制造“某种公民，即善良的人和高尚行为的践行者”。97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国家是没有灵魂的：它很少在公民及其政府之间创造情感纽带，这就是为什么有时会说很难让人们为了自由主义国家以身殉国。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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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自由主义的叙事设想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泾渭分明。99国家是大量的个人制定的社会契约的产物，这些人竭尽全力确保他们创建的政府不会过多地干预自己的生活。目的在于限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所说的“行政监督”的程度，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人们的自由度，使他们能够过上自己的美好生活。100权宜自由主义者和进步自由主义者对行政监督的恰当程度存在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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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也试图尽可能地降低政治的重要性。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政治最基本的层面是就有关美好生活的基本问题存在的冲突。这就是它之所以成为一个对抗性事务的原因。自由主义试图通过给予个人充分的自由来缓解政治冲突，让他们过自己认为合适的生活，至少部分消除为第一原理而战的理由。正如马库斯·费希尔（Markus Fischer）所说：“自由主义通过清空政治生活的大部分含义来使之变得平和。”101或者正如斯蒂芬·霍姆斯（Stephen Holmes）所说，自由主义寻求“从公共议程中消除那些无论是争论还是妥协都无法解决的问题”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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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他们试图削弱政治，自由主义者也承认允许个人自由参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创造一个经济高于政治的世界。103约翰·洛克的著作清楚地反映了这种思维方式，而亚当·斯密（Adam Smith）以最全面的形式予以了阐述。他主张尽可能地阻止政府干预经济，使个人能够追求自己的私利，他认为这最终将有利于整个社会。他坚持认为，“看不见的手”将引导市场创造更多的财富，而国家如果试图引导经济，将更多地成为阻碍而非助力。毫不夸张地说，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是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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