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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 第七章 自由主义的和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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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霸权的建立围绕着三个任务：增加世界上自由民主国家的数量，促进开放的经济秩序，建立国际制度。自由主义假定，实现这些目标（特别是第一个目标）是有利于国际和平的。在前两章中，我指出这样的政策不仅在国内外代价巨大，而且很可能失败。奉行自由主义外交政策的国家总会发现自己的境况变得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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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中，我将考察自由主义霸权的所谓收益：它会带来和平与财富，有效地终结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等问题。有人可能会认为，即使成本很高，但试图实现这些目标也是有意义的，只是因为收益更大。为了确定事实是否如此，我在此考察三种主要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它们分别是民主和平论、经济相互依赖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看看它们各自的效果究竟如何。这三种理论对应自由主义外交政策的三个主要任务。我的基本论点是，这些理论都不能提供和平的方案。自由主义霸权不仅容易遭受代价高昂的失败，即使它实现了目标，也不会带给我们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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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自由主义理论都以现实主义为靶子，后者主张大国之间的安全竞争和战争是国际体系中的正常部分。自由主义理论家试图找到更有说服力的叙事，超越现实主义，通往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但是，这些自由主义理论中没有一个适用于世界政府，考虑到政治自由主义只有在有更高权威维持秩序的情况下才能在一个国家内部发挥作用，这似乎是有道理的。相反，每一种理论都假定，现行国家体系会继续维持，我们需要一种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实现和平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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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三种理论都没有假定国家不再有参加战争的理由。它们并没有设想一个像福山在1989年发表的著名文章《历史的终结？》中所描述的世界。相反，每一种理论都承认，国家有时存在根本的政治分歧，这可能导致它们考虑军事行动。然而，自由主义的支持者主张，存在其他更强有力的与现实主义逻辑相悖的因素，最终会在存在严重战争可能性时压倒这一逻辑。国家有时出于种种原因会受到亮剑的诱惑，但一种或多种自由主义逻辑会战胜这种诱惑，从而让战争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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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平论主张，自由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但它并没有预测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会减少。对自由民主国家之间保持和平的主要解释是，它们对个人权利根深蒂固的尊重，以及对宽容与和平解决冲突的重视，压倒了它们也许必须发动战争的任何理由。其他的解释主张，民主的具体制度和规范性特征，而不是自由权利，阻止了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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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相互依赖论是在自由主义强调拥有和交换财产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必然导致各国之间投资和贸易的发展。随之而来的经济交往不仅让贸易国更加繁荣，而且使贸易国之间的繁荣彼此依赖。这一理论认为，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有助于阻止战争，只是因为战争的代价变得无法承受。最后，对繁荣的关注胜过政治和安全上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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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制度主义源于自由主义者赋予遵守有关个人权利和义务的既定规则行事的重要性。根据这一理论，各国自愿聚到一起，建立国际机构，这实际上是一套各国同意遵守的规则，即使它们想要无视这些规则，采取进攻性行动。在紧要关头，对法治根深蒂固的承诺会消除一国也许必须发动战争的任何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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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界和政策界，这些理论都是众所周知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和决策者经常把它们捆绑在一起，认为它们互相补充，从而共同促进和平。例如，康德主张，使“永久和平”可能性最大化的最佳途径是：促进商业，这使得战争无利可图；促进共和制宪法；建立一个共和国家组成的邦联，这是一项国际制度。485最近，两位自由主义学者布鲁斯·拉西特（Bruce Russett）和约翰·奥尼尔（John Oneal）写了一本题为《三角和平：民主、相互依赖和国际组织》的著作，体现了他们致力于将这些理论联系在一起的承诺。486对于这些学者而言，自由主义的每个要素都可以增强其他要素的力量，以提高和平的概率。两个要素比一个要素更能带来和平，而三个要素一起更是如此。另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理论家迈克尔·多伊尔持不同观点，他主张，这三种理论必须同时起作用才能让自由主义产生和平。487对于多伊尔而言，如果其中一个理论不适用或者不能如预期那样起作用，自由主义就无法带来和平。然而，对于拉西特和奥尼尔而言，要证明自由主义无法产生和平，必须要把所有这三种理论都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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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决策者也喜欢将这些理论打包在一起。考察一下比尔·克林顿政府是如何推销两项最重要的政策的：北约扩张和与中国接触。1995年，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指出，将东欧国家同时纳入北约和欧盟是实现这一地区稳定的关键。他写道：“北约的扩大将是促进欧洲新生民主国家内部以及它们之间的法治的一股力量。”此外，它将“促进和巩固民主和自由市场价值观”，从而进一步促进和平。488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宣布，与崛起中的中国保持和平关系的关键是与它接触，而不是像美国在冷战时期遏制苏联那样遏制崛起中的中国。接触有助于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并使其成为世界上一些主要国际制度的成员。作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中国将积极维护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和平关系。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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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同意这些自由主义理论为和平世界提供了方案的说法。每种理论都注定是有缺陷的，把它们打包在一起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为了证明我的观点，我将仔细考察每种理论，探讨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它的预测与经验记录之间的吻合程度如何？是否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任何自由主义理论实际上促成了和平？第二，理论背后的因果逻辑是否合理？这一理论是否提供了关于和平为何发生的令人信服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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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详细评估每种理论之前，我想考察这几种理论都具备的两个共同特征：适用范围和关于和平确定性的主张。我的目的是表明，即使你接受这些理论本身的逻辑，它们也无法提供一套超越现实主义的方案。问题在于，为自由主义（包括上述三种理论）辩护的理由以一种无法削弱各国对生存动机的重视的方式组织起来，而生存动机正是现实主义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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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的首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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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主义的叙事中，国家最关心的是它们的生存，这促使它们牺牲彼此的利益以追求权力。因此，为了取代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理论必须提供一种在决策者头脑中比生存更突出的替代性考虑。对于民主和平论而言，尊重个人权利，以及和平解决冲突的宽容和规范，主导了对生存的关注。在经济相互依赖论中，对繁荣根深蒂固的兴趣掩盖了对生存的恐惧，自由制度主义者将遵守规则视为缓解这些恐惧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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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因素中没有一个能超越对生存的关注，将现实主义逻辑排除在外。它们的缺陷是由于两个原因，都涉及所有自由主义理论所共有的局限性。首先，它们的范围是有限的，除非存在必要的条件，否则它们就不适用。例如，如果它们根本不存在，国际制度就无法促进和平；而繁荣要超越安全，必须要有经济相互依赖。但是，这些条件并不总是存在。世界从来都不是只有民主国家的，这严重限制了民主和平论的范围。对于像多伊尔这样的理论家而言，他主张这三个理论必须都有效才能实现和平，相关情况的范围就更加有限。当然，在缺乏制度和经济相互依赖的情况下，国家会遵循现实政治的指令，正如民主国家在面对非民主国家时所做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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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试想一下，自由主义理论中没有一种理论与冷战期间的超级大国竞争有关。苏联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东西双方几乎没有经济往来，也很少有双方都是成员的国际制度。或者想想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是如何谈论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的。人们很少听到民主和平论可以为亚洲和平提供基础的论点。但是人们经常听说，经济相互依赖论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崛起将是和平的。中国的经济与竞争对手的经济紧密联系，这种联系不仅意味着中国与贸易伙伴相互依赖以保持繁荣，而且意味着繁荣依赖于它们之间的和平关系。一场中国卷入其中的战争就相当于经济层面的“相互确保摧毁”。因此，随着中国的崛起，经济相互依赖将维持亚洲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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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假设两个世界：在一个世界里，一种或多种自由主义理论普遍适用；在另一个世界里，所有的自由主义理论都不适用。但这两个世界都不是我们所处的世界。在我们的世界里，这些理论可能涵盖了某些情形，但没有涵盖其他情形。比如试想一下，民主和平论如何适用于美国从欧洲撤军和北约消失的情景。届时，欧洲大陆会有三个大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根据这一理论，法国和德国不会互相争斗，因为它们都是自由民主国家，不会彼此争夺权力。但是，它们与非民主的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就完全不同：它们会以现实主义逻辑为指导，重视生存动机。在这种情况下，这三个国家最终都会寻求在全球实力对比中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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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假设俄罗斯变成一个民主国家。民主和平论将适用于所有三个大国之间的关系。然而，民主的俄罗斯将不得不担心在它的南部边境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因此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不得不按均势逻辑行事。法国和德国不与中国交界，但如果中国成为超级大国，它们也会担心可能的威胁。只要体系中有一个强大的非民主国家，任何民主国家都无法摆脱按现实主义逻辑行事的束缚。正如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所指出的：“一个掠夺者会打败一百个和平主义者，因为无政府状态没有提供担保。这一论断之所以强大，部分是因为它的脆弱：它假定只有一个权力追求者，而其他国家必须效仿，因为无政府状态允许一个国家利用它们……而不是作出所有国家都天生追求权力的强假定。”490即使体系中的民主国家仍然会和平对待彼此，这一逻辑也是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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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自由主义理论固有的第二个甚至是更根本的问题是，它们对和平可能性的看法。这些理论中的任何一个如果要压倒现实主义，它的支持者就必须证明，战争肯定不会发生。主张他们的理论促使国家间合作增强，或者使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对他们而言是不够的。有人可能认为我把标准定得太高了。但是，只要体系中任何两个国家之间有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每个国家就别无选择，只能优先考虑生存，按照现实主义的原则行事。即使战争的可能性被认为只有1%或2%，国家也必须根据均势逻辑来思考和行事，因为输掉一场重大战争的可怕后果要求它们担心自己的生存。这种情况类似于核威慑。任何有核国家使用这些极具破坏性武器的可能性都很小，但它的后果是可怕的。这就是核武器成为终极威慑力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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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合作可以减缓冲突。然而，它也能增加战争的可能性，因为两个国家可以合作发动针对第三国的战争，就像1939年德国和苏联对波兰的战争，或者1973年埃及和叙利亚对以色列的战争。此外，强大的国家有时会通过合作来开发较弱地区的资源，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法国所做的那样，当时它们通过1916年的《赛克斯皮科协定》瓜分了中东的大部分地区。合作与和平当然有关系，但它们不是同一回事。自由主义理论家必须解释的是为什么它们消除了战争的可能性，而不是为什么他们的理论产生更多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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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任何一个自由主义理论家认为，当他们的理论起作用时，战争就会被根除。他们大胆地提出主张，但并没有排除战争是可能的。他们有时强调加强国家间合作，或者说战争变得极不可能发生。民主和平论者提出了最大胆的主张，强调民主国家“很少”或“极少相互打仗”。491正如迈克尔·多伊尔指出的：“没有人应该认为，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初步证据确实表明，自由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反对战争的明显倾向。”492换言之，和平无法得到确保。但朝着和平方向发展，即使是大体上的，也还是不够的。只要战争仍然保留着不小的可能性，各国别无选择，只能把生存放在所有其他考虑之上，包括权利、繁荣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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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根据自由主义理论本身的方式来理解它们，假定它们能像宣称的那样发挥作用。现在应该检验一下这一假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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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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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平论一词意味着它提供了一个关于民主而非自由主义如何带来和平的叙事。但这个名称有些用词不当，因为支撑民主和平论的论断既强调民主也强调自由主义。这一传统中的许多学者甚至提到“自由主义和平”，所以称之为自由民主和平论更加准确。此外，自由主义国家几乎总是民主的，主要是因为自由与不可剥夺的权利显然意味着所有公民都有权决定谁统治他们。正如我在导言中所强调的，这就是我聚焦自由民主国家而不仅仅是自由主义国家的原因。因此，我既要考察民主和平论背后基于民主的逻辑，也要考察基于自由主义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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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平论在冷战结束后的20年里非常流行。迈克尔·多伊尔在1983年发表的两篇具有开创性的文章中把它引进了学术界和政策界。493当超级大国的竞争在1989年结束时，人们普遍认为自由民主将席卷全球，在世界各地传播和平。当然，这种观点是福山《历史的终结？》的核心主题，但时间对福山的论断并不友好。威权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可行的替代性选择，而且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自由民主制度会很快征服全球。“自由之家”认为，在2006年至2016年间，民主国家在世界上所占的比重实际上下降了，这自然会缩小民主和平论的范围。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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