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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战之战：律师、政客与知识分子如何重塑世界 第三章 杀人许可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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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者称之为“鬼舞”（Ghost Dance），他们被吓坏了。印第安人仪式以一首庄严的乐曲开始。庆祝的人们整齐地举起双手，朝向西方高呼，祈祷他们祖先的回归，“父亲（The father）是这么说的；父亲是这么说的；您将看到您的家人——‘咿呀呦’！”[1]吟唱一结束，所有人都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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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手拉手围着一棵神树转动后，现场气氛迅速发生了变化。舞者加快舞动节奏，直到他们旋转到快得不能再快，他们的脚溅起尘土，他们有节奏的吟唱变成了尖叫。当兴奋情绪感染了现场人群后，喧闹取代了礼仪。有些舞者精神振奋，兴高采烈、激情澎湃且尖叫连连；另一些人则悲痛万分，凄切绝望、战栗哆嗦且无助哀号。接着，他们一个接一个，从旋转的舞圈中退出，仿似魔怔，四处游荡，然后倒下，在尘土中扭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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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旁观者描述一个女人从跳舞的人群中摇摇晃晃地离开的情形，“头发在她脸上飞舞，她的脸呈紫色，看上去好像血液会迸胀出来似的；她疯狂地挥舞双手和双臂，每呼吸一次就发出一声喘息和呻吟；她仰面朝天像一根木头一样地倒下。我走近她，她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但每一块肌肉都在抽搐和颤抖。她似乎处于无意识状态”。[2]其他人则想象自己变成了动物，“腿抬得很高，在空中乱抓，样子很可怕”。[3]即使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下，舞者也尽量不踩踏脚下躺着的那些人，直到他们也累得倒下了。当最后一个人倒下后，舞者慢慢恢复神智，重新围成一圈，讨论他们与鬼魂的沟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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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舞是1889年内华达州一个叫沃沃卡（Wovoka）的派尤特族巫师创造的。沃沃卡自称基督的化身，两千年前降临世间以拯救白人，不料竟被他们蔑视并被钉在了十字架上。现在，他重返人间拯救印第安人。他预言他们的祖先即将复活，并声称他的舞蹈能让生者与死者——“鬼魂”——沟通。他还承诺，他的舞蹈将驱除邪恶，治愈疾病，让水牛和猎物重返原野，并将重建部落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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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沃卡没有宣扬暴力，但随着鬼舞传遍西方社会，它发展出了极具威胁性的影响力。有些人将其作为战舞来表演，或者对于惊惧不安的定居者来说，它就是战舞。当苏族人手拉手后，他们开始吟唱带有预示性的诗句：“父亲，我来了；母亲，我来了；兄长，我来了；父亲，请赐回我们的弓箭吧。”[4]苏族人还穿着白色圣衣——被称作“鬼衣”（ghost shirt）的白色床单，鬼衣上镶着蓝色条纹并以鸟类和其他动物图案加以装饰。他们相信，鬼衣着实强大，足以抵挡子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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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其他形式的千禧年说（millenarianism）一样，巨大的绝望催生了鬼舞运动。除了像所有印第安部落一样被赶进保留地且文化瓦解之外，1889年，苏族还面临着饥荒。多年的农作物歉收，加上随着白人在他们先前的猎场定居下来，把原本丰富的猎物逼向灭绝的边缘，这一切使得苏族的人口削减殆尽。雪上加霜的是，联邦印第安人事务局未能提供承诺过的粮食和衣物，而这些是苏族被迫签署的和平条约的一部分。就连华盛顿派来调查鬼舞对社会干扰情况的指挥官纳尔逊·A.迈尔斯（Nelson A. Miles）将军也承认，苏族有充足的理由抱怨。“他们声称，政府没有履行条约义务，没有提供足够的拨款用于对其支持；他们遭受了食物匮乏带来的痛苦，而这方面的证据是充分的和显而易见的，任何不带偏见且有主见的人都会看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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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族期待鬼舞能让弥赛亚（Messiah）降临，但它带来的却是美国政府第七骑兵团。1890年12月29日上午，参加过小大角战役的同一支卡斯特连的士兵抵达南达科他州松脊岭保留地（Pine Ridge Reservation）的伤膝河（Wounded Knee Creek），意图解除一支密尼康周苏族人（Miniconjou Soiux）的武装。当一名士兵试图夺下一个叫“黑狼”（Black Coyote，布莱克·凯奥特）的部落聋哑成员的步枪时，打斗旋即开始，接着枪响了。混乱中，指挥官命令他的部队开火。他们第一轮齐射便造成了几十人死亡，不久之后，更是屠杀了好几百人。骑兵们大肆猎杀男人、女人和儿童长达数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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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伤膝河大屠杀的消息传到二十英里之外的罗斯巴德保留区后，布吕莱苏族（Brule Sioux）担心下一个遭殃的就是自己。在等待美国政府军到来的过程中，他们跳起了鬼舞。这时爱德华·“内德”·凯西（Edward “Ned” Casey）中尉正带着他的士兵前来，但他不是来找麻烦的。这位军官试图通过平和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避免另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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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西中尉属于那种完美士兵的类型。作为众多军人中的一员，这位西点军校毕业、参加过印第安人战争的四十岁老兵，受到与他一起工作过的部落成员的喜爱和尊敬。他指挥着一支夏安族人（Cheyenne）精英侦察部队，其队员亲切地称呼他“大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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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4月9日，当凯西沿着白土溪（White Clay Creek）向无水（No Water）行进时，他遭遇了一支40人的布吕莱苏族队伍。凯西问是否有可能与他们的酋长在其营地里会面。一个信使带着疑惑离开，随后另一个信使带着回复返回来：酋长们认为去无水不太明智，因为鬼舞者们情绪很激动，有可能攻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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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传递信息之时，一个名叫塔桑卡·奥塔［Tasunka Ota，被称为多马（Plenty Horses）］[7]的二十岁布吕莱苏族人慢慢地离开队伍。他站到凯西中尉身后几英尺的地方，从容地从毛毯下面取出温彻斯特（Winchester）步枪。当凯西接受酋长的建议并准备返回松脊岭时，多马把枪举到肩膀上，不知为什么，扣动了扳机。子弹掀开了凯西的头骨并从其右眼下方穿出。他跌落马下，死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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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多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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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全国各地的报纸都报道了这桩命案。他们写道，一个苏族印第安人背信弃义地从背后枪杀了一名英勇的美国军官。凯西的被害深深地激怒了迈尔斯将军。除了对这次行动毫不知情外，迈尔斯对被害人很了解。他对凯西的兄弟也颇为了解，因为内战中他曾在凯西父亲麾下任职。[9]迈尔斯将军下令逮捕多马并将其移交给民事部门以谋杀罪受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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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于1891年4月24日周五上午举行，地点在苏族福尔斯共济会教堂（Falls Masonic Temple），联邦法官来到小镇后就使用了该建筑。《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对该案兴趣浓厚，专门派出一名记者对这一事件进行全程报道。根据这名记者的观察，拥挤的法庭上旁观的人们已经拿定主意：“一名白人男子竟然被一个印第安人谋杀了。这个印第安人必须被绞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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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多马显得冷漠且困惑。尽管他十几岁的时候在宾夕法尼亚一所寄宿学校里待过几年，并且英语也说得很流利，但回到保留地之后，他发现没有任何使用白人语言的机会，于是逐渐失去了这项语言能力。多马穿着美国政府发给他的土褐色羊毛毯子，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对挤满了人的法庭上发生的事件既不承认也不做回应。他无法为自己辩护，但他的困境引起了两位极具天赋的律师的注意，他们打算无偿为其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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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头三天呈送的证据和证词确认了两项事实：第一，多马枪击内德·凯西头部致其死亡；第二，苏族认为自己是在与美国作战。辩方认为，第二项事实免除了多马在第一项事实中的责任。既然凯西是在战争中被敌人杀害了，那么这种杀害就不是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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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们于是给陪审团做出了指示。他们说，如果陪审团认为当时美国和苏族之间存在战争的话，那么就应该撤销对多马的所有指控将其无罪释放。另一方面，如果陪审团认为双方没有处于战争状态，那么它就要确定多马犯下了何种杀人罪：如果是事先预谋那么就是谋杀，如果是受强烈情绪驱使那么就是过失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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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审团一直商议到当天深夜和第二天。经过二十三次投票表决，当地农民组成的陪审团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六票投了谋杀，六票投了过失杀人。法官宣布审判为未决审判。多马似乎对案件的进展感到很振奋，这也表明他对自己的窘境了解甚微。“昨晚我以为他们肯定会判我绞刑。但现在我觉得不会这样了。”[11]为了避免再审时再次出现僵局，公诉人从迈尔斯将军的部队中找到了一个证人，以证明凯西被害时并不存在战争。但是检察官却被迈尔斯的反应惊呆了。据说，迈尔斯这样说：“我的孩子，这是一场战争。”“你以为我会把我的战争变成阅兵仪式吗？”[12]迈尔斯显然改变了主意，因为先前他下令以谋杀罪起诉多马，而现在他否认了这项起诉所依据的基本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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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尔斯有充分的理由改变态度。多马被抓住后，迈尔斯将其当作战犯关押在米德堡（Fort Meade）。[13]军方关于此次事件的报告也将凯西描述为正在进行军事侦察活动。但除了荣誉和证据之外，促使迈尔斯态度转变的还有另一个因素：伤膝河大屠杀。他一定已经意识到，如果这场大屠杀不被当作战争中的一个不幸事件的话，那么它就是一场大规模谋杀。毫无疑问，迈尔斯肯定不想让自己的部下——实际上，是他自己——承担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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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时，辩方的主要证人是弗兰克·鲍德温（Frank Baldwin）上尉，他是迈尔斯的部下，两次国会荣誉勋章获得者。他告诉法庭，美国和苏族之间当时确实处于战争状态，他的证言是如此可信，以至于控方放弃了争辩。“等一下，先生们，”这时法官詹姆斯·夏伊拉斯（James Shiras）插话，“如果你们双方结束了陈词，我有话要要对陪审团说……事实很清楚地表明，在凯西中尉遇难那天，由尼尔森·迈尔斯少将指挥的美国军队与驻扎在无水及其附近地区的印第安人军队 在松脊岭并且就松脊岭保留区的归属问题爆发了战斗。”[14]由于排除了合理的怀疑，美国和苏族之间存在战争这一事实得以确立，因此被告——一名印第安勇士——必须被无罪释放。法官谴责了多马的行为，但也承认，在这些特殊情况下，法律禁止对他的起诉。陪审团当场宣告多马无罪，审判结束，多马作为自由人离开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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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中的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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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围绕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英国特勤局（British Secret Service）特工007——这一角色创造了一个娱乐产业。弗莱明讲述了国际间谍世界紧张刺激的故事，令读者眼花缭乱。作为英国的精英间谍，邦德配备了充足的职业福利——高科技武器、充满异国情调的旅行、干马提尼酒，更不用说极富魅力的同伴了。但是邦德具备一项其他英国雇主无法提供的优势，其代号中的两个“0”表明他拥有“杀人执照”。根据英国法律，邦德不会因为杀死诺博士（Dr. No）、金手指（Goldfinger）、布罗菲尔德（Blofeld）、斯卡拉孟加（Scaramanga）或他们任何强大的、武装到牙齿的爪牙而受到审判。他是身着量身定制的燕尾服的极具绅士风度的法官、陪审团和行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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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007的合法权利与多马相比则显得微不足道。根据英国法律，邦德或许拥有杀人执照，但与多马不同，他不受国际战争法的保护。毕竟，他不是军人，英国也没有处于战争状态。其结果是，虽然邦德不会在英国被控谋杀，但他仍然可能被世界上任何其他法庭以谋杀罪审判。如果邦德真如他在小说和电影中那样，在长期职业生涯中杀死了大量克格勃（KGB）间谍，那么一旦被苏联人抓住，他们就可以据此对其进行起诉，更不用说从事间谍活动了。相比之下，多马杀死了一名美国军人却在美国法庭上被无罪释放。多马甚至没有充足的理由杀死中尉凯西，但在旧世界秩序下，每个军人都有杀死对方军人的许可权。它不仅仅是北美大陆的法律，它是这个世界的法则。正如格劳秀斯写道，万国法规定，如果一个士兵“碰巧在其他领土上被抓，［他］不能因此而被当作杀人犯或小偷来惩罚”。[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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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在战争中拥有杀人许可是一种古老的权利。事实上，它是如此古老，以至于在格劳秀斯之前，几乎找不到对它的明确阐述。因为这项权利似乎是如此显而易见，简直不言而喻。就连多马也认为在战争中杀人不是谋杀。他告诉记者：“我不否认凯西中尉是我杀死的……他被杀死了，是的；但不是被谋杀。”原因很简单。“我们正在与白人交战”，多马解释道。[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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