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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战之战:律师、政客与知识分子如何重塑世界 第七章 和平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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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将目击者以多样性的且往往 是相互矛盾的方式描述现实的倾向称为“罗生门效应”(“Rashomon Effect”)。这一现象源于黑泽明(Akira Kurosawa)的经典电影《罗生门》(Rashomon),它讲述了两个事件的四个不同版本:一个可能是强奸的性邂逅,一个可能是谋杀的武士之死。观众永远不会知道哪个版本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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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也在实践“罗生门效应”。例如,日本并不认为它在1928年8月27日废弃了旧世界秩序的规则。在日本,《非战公约》被称为《无战公约》(“NO-War Pact”),它的签署被认为是一种外交姿态,一份崇高的宣言,宣示了所有文明国家寻求和平的愿望。事实上,日本官员认为,日本被包括在参加巴黎举行的盛大仪式的15个国家当中,这是一个标志,表明日本在积极寻求和平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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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错误地认为“无战”并不意味着“没有战争”。这一认识之所以是错误的,就在于它显然只为其自身利益服务。日本最终崛起为一个军事强国,它准备要成为亚洲地区的一个主导力量,如果不是唯一主导力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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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像《罗生门》一样,也许日本的观点并没有那么不合理。毕竟,日本仍然不太熟悉旧世界秩序。此时距离西周从格劳秀斯的出生地返回日本写下第一本关于国际法的教科书也仅仅60年。既然日本已经尽职地学会了“国际法是什么东西”,那么他们就很难想象,这个体系可以接受公开辩论,更不用说彻底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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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谨慎的日本官员反对签署《非战公约》。但是,裕仁天皇的外交和国际法事务老师立作太郎(Tachi Sakutaro)轻视了《非战公约》的意图和意义。他向天皇建议说,该条约允许自卫,因此不会阻止日本保护自己在该地区的利益,所以日本应该签署该条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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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作太郎利用西方国家的声明来支持他的解读。例如,在与美国的通信中,英国表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加入新提议的《非战公约》,即在英国的“理解”看来,在涉及“其繁荣稳定对我们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了特殊和重大利益的某些地区”——构成大英帝国的辽阔疆域——的问题上,它不会限制英国的“行动自由”。[2]法国也要求公开保证,它可以保卫其帝国范围内的领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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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洛格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解释说,该条约不会干涉自卫的权利。他甚至说,它不会妨碍“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禁止欧洲干涉西半球事务——的实施。[4]这些保证使日本外务省相信,《非战公约》中自卫的概念,正如一份内部备忘录所指出的,“有足够的弹性,可以使未来日本在中国的行动合理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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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那是一个可怕的误判,日本意识到这一点时为时已晚。日本没有意识到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关键区别。过去的征服会得到保护,但未来的征服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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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非战公约》之所以对西方国家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它承诺保护先前的征服成果,从而确保西方国家在国际法律秩序中保持无限期的领导地位。1928年,大英帝国疆域遍布地球,占地近3100万平方公里。法兰西帝国范围稍小些,但仍然非常辽阔,绵延1250万平方公里。[6]联合王国和美国总共控制了世界上四分之三的矿物资源。[7]《非战公约》将保护这些领土不被重新征服,在这些庞大帝国开始衰落、竞争对手开始出现的时候,保护它们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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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在条约的谈判过程中厚颜无耻地直陈他们的意图。是的,英国在自己有“特殊和重大利益”的地区保留了行动自由的权利,但这些利益是现存殖民地的利益,而不是未来殖民地的利益。事实上,英国修订了条约序言部分,以使国际联盟创始签约国囊括“大英帝国的所有组成部分,它们是国际联盟不可分割的成员”。英国明确地表示要让英帝国的成员也得到《非战公约》的保护。[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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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际联盟一致通过李顿调查团的报告,谴责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行为时,日本大为震惊。日本外务省发表了一份声明,指责国联大会“带有偏见”。[9]关东军总司令宣布:“我们仍然相信,我们的行动毫无疑问符合国际法的规定和公认的国际惯例。”[10]日本的精英社会,包括反对党领袖、贵族院、枢密院和几乎每一份报纸都谴责了这份报告及其得出的结论。[11]日本社会的反应体现了普遍的愤怒和挫败感——由于调查团不相信日本声称的是出于自卫而导致的挫败感;由于它对日本宣称的伪满洲国“独立”几乎一笑置之而导致的挫败感;不言而喻但也许最糟糕的是由于下述情况而导致的挫败感,即当日本刚刚学会使用旧世界秩序的规则为自己获取优势时,这些规则已经改变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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瘫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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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日本的不妥协使得国际联盟无所作为。要恢复该地区的原状,各国需要采取果断行动,但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国际联盟的瘫痪状态似乎令人费解,因为正是其强制性军事执行要求使美国从 一开始就没有加入国际联盟。当初,萨尔蒙·莱文森和他的盟友之所以反对美国批准《国际联盟盟约》,是因为它不仅允许成员国发动战争来执行《国际联盟盟约》的规定,而且可能会强迫它们这样做。难道莱文森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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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莱文森没错。因为他反对美国加入国际联盟是在《非战公约》存在之前。而当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大多数国联成员国都加入了《非战公约》,它们因而放弃了把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13]各国广泛采纳《非战公约》给国际联盟带来了真正的麻烦。不只莱文森及其盟友注意到了国际联盟和非法化战争条约的相关规定导致了冲突性的法律义务。正如国联行政院任命的调查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事项的调查团所指出的,“《国际联盟盟约》在某些条款中保留了国家发动战争的权利”。[14]但是《非战公约》却禁止各国诉诸战争,甚至可能连《国际联盟盟约》批准的战争也被禁止。[15]因而,比利时认为,“从道德和司法的角度来看”,修订《国际联盟盟约》是必须的”。[16]这一看法反映了各国的一致意见。甚至在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之前,很明显,有些事情必须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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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改变什么?国联成员国一致认为,仅仅将《非战公约》附在《国际联盟盟约》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这样会产生“令人讨厌的矛盾”。[17]《国际联盟盟约》规定,在解决争端的三个月时间里,各国不能发动战争,但没有对之后各国发动战争的权利加以限制。相比之下,《非战公约》禁止各国发动战争,除非是出于自卫。如果将《非战公约》纳入《国际联盟盟约》的话,那就意味着同一份文件既允许又禁止国际联盟成员国发动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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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代表建议,“《国际联盟盟约》中关于禁止各国诉诸战争的所有条款……都需要重新审视”。[18]许多国家赞同德国这一主张,国联随后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就其适当修订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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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委员会一开始提议,待三个月冷静期过后,取消各国发动战争的权利。他们主张,在任何情况下,国际联盟成员国都不能“诉诸战争以解决争端”。[19]该委员会的另一个建议是,如果国联行政院的报告没有得到一致支持,就取消成员国发动战争的权利。相反,国联行政院应该“审查最适合解决案件的程序,并将其推荐给各方”。[20]要想使《国际联盟盟约》与《非战公约》不发生冲突,就要将曾让莱文森和博拉忧心忡忡的承诺——允许通过发动战争来执行国际联盟的声明——从《国际联盟盟约》中剥离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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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该委员会中的许多人认识到,剥离《国际联盟盟约》中与《非战公约》相冲突的条款解决不了问题。因为,简单地删除《国际联盟盟约》的组成部分会破坏它的完整性。该委员会解释说,《国际联盟盟约》具有必须要维持的“有机性质”。[21]事实上,当初设计国际联盟时,就是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来考虑的。该委员会的结论是,如果剥离《国际联盟盟约》的一个组成部分——允许诉诸战争,那么将需要另一种争端解决方式来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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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争端解决方式的主要替代方案是要求各国将争端提交至国联,和平解决。但许多国家担心,在没有其他更多保障措施的情况下,仅仅要求和平解决争端将会无济于事。奥地利代表指出,正如博拉几年前曾向莱文森施压的那样,如果不依赖战争手段,就无法对拒不服从的国家执行争端判决。[22]法国代表也提出了类似的担忧:“由于《非战公约》抑制了战争的威胁,因此必须采取集体行动的替代措施”来执行国联行政院的决定和仲裁。[23]然而,法国代表没有说明这些集体行动措施可能是什么。[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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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人们似乎认为让主要军事大国裁军是解决之道。道理很简单,一个国家一旦失去了军事力量,就不太可能无视《非战公约》禁止国家诉诸战争的规定。这一方案吸引了大多数国联成员的兴趣,其中大多数国家对拟议的《国际联盟盟约》修正案表示支持,但条件是各国必须通过一项单独的裁减军备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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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纳粹夺取德国政权后,达成全面解除武装协议的希望就破灭了。1933年1月,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成为德国总理。他让德国从修正国联盟约的谈判中退出,并在同年10月退出联盟。[25]经过数年辩论,拟议的《国际联盟盟约》修正案被提交给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然后,就像现在的委婉说法,被扔进了废纸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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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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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联陷入瘫痪,美国领导人就如何应对日本公然违反一项以美国政治家名字命名的条约展开了辩论。[26]这个问题落到了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的身上,他是长期受益于并支持旧世界秩序规则的东海岸权势集团(East Coast establishment)的代表。1867年,史汀生出生在纽约一个富有家庭,他就读于安多佛菲利普斯学校(Phillips Academy Andover),在耶鲁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并加入了秘密精英社团骷髅会(Skull and Bones),他还获得了哈佛大学法学学位。他是一个狂热的户外运动爱好者,从头年9月到来年3月,几乎每个星期六都去猎狐;他还喜欢参加私人俱乐部,在曼哈顿时经常参加专门针对上层人士的世纪协会(Century Association),在华盛顿时,经常光顾大都会俱乐部(Metropolitan Club)。[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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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汀生的职业生涯始于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经营的一家律师事务所。伊莱休·鲁特曾在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政府中担任国务卿和战争部长。在鲁特的影响下,史汀生成为美国扩张的坚定倡导者。他为美国在1898年美西战争中暂时占领古巴和永久占领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群岛而欢呼,尽管他拒绝将它们纳入美国版图,因为他认为这些土地上的人口“低等”。他支持1904年门罗主义之罗斯福推论(Roosevelt Corollary),这一主张认为,美国应该进行干预,以确保西半球其他国家履行对国际债权人的义务,这样,欧洲列强便没有理由在该地区发动征服战争。[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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