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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战之战：律师、政客与知识分子如何重塑世界 第八章 雄才大略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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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一个温暖的春日，沃尔特·李普曼到萨姆纳·威尔斯（Sumner Welles）的办公室拜访了他，后者的办公室位于白宫西侧巨大的国务院、战争部和海军部大楼里。作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李普曼享有其他人无法比肩的与当权者接触的机会和渠道。他来是为了讨论一个重要的问题。尽管战争才刚刚开始，他还是恳求副国务卿为战争的结束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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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曼从自己的经验开始谈起。他是“调查小组”的最初成员之一，这个秘密小组是威尔逊总统匆忙组织起来的，目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向战胜国提供技术性援助。在巴黎，李普曼目睹了拖延导致的致命错误。他认为，参加和平会议的代表们做出的决定是不正确的，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研究。他们的问题因为团结一致的立场被破坏而复杂化。一俟战争结束，战胜国便开始尽可能多地攫取利益，而不是花时间为和平奠定基础。李普曼非常苦恼，他认为世界即将犯下同样的错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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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李普曼的建议，威尔斯给出了慎重的回答。他 解释说，总统、国务卿和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立场是，在战争结束之前不会就领土调整或政治解决方案与各国达成协议。然而，他没有向李普曼透露的是，他强烈反对官方的观望政策。他暗地里同意了李普曼的意见。事实上，当时他正在研究1919年巴黎和平会议的记录。他后来回忆道，看得越多，“我就越相信，我们最明智的做法是，在胜利日（V-Day）到来之前，现在就与我们的盟友达成一个尽可能详细的协议”。结果便是，几个月里，他一直在实施李普曼恳求他实施的那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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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尔斯看来，挑战是严峻的。只要战争继续肆虐，“我们的武装力量、我们的物质资源、罗斯福总统的道德权威，甚至更有可能的是盟友对我们的需求，这些因素让我们现在拥有比赢得胜利后更大的影响力”。胜利将不可避免地释放出“自私民族主义的夸张形式”，这将加剧对战利品的争夺。这种狂热可能比上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更加严重，因为届时美国将不仅仅与法国和英国谈判。这一次，苏联将站在争夺战利品的前线，而威尔斯对“政治局外交政策的内在利他主义”缺乏信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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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斯明白，国际秩序的崩溃不仅仅置世界安全于危险之中，它已经使人们对盟国所坚持的理想产生了疑问。这一次，他们需要一种能经受住挑战的战后愿景——一种不会让世界任由少数几个不合作国家摆布的愿景。威尔斯认为，要将这一愿景变为现实，就需要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组织，该组织要以禁止战争为核心，且能召集大国来约束任何敢于违抗规定的国家。但在1942年这样黑暗的日子里，在德国在欧洲的气焰最高涨和日本加紧对亚洲的控制的形势下，建立一个新的、统一的世界组织似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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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才大略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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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美国参战之前，威尔斯就一直在考虑战争结束后的安排问题。在日本袭击珍珠港的六个月前，威尔斯——后来由于科德尔·赫尔生病而担任代理国务卿——发表了一次演讲，这次演讲让他从默默无闻变得广受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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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斯发表演说的场合是挪威驻华盛顿公使馆新侧厅奠基仪式。挪威使馆的扩建是一种挑衅行为，因为挪威在前一年被纳粹占领。当王储妃玛莎（Crown Princess Martha）升起挪威国旗，用她浑厚的女高音领唱挪威国歌之后，威尔斯开始发表演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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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演说始于一个当时尽人皆知的事实——除非希特勒政权被“最终、彻底摧毁”，否则世界不会有和平。但那又怎样？难道战争的结束仅仅意味着“回到被毁的家园，回到被屠杀的妻子和孩子的墓前，回到贫穷和匮乏，回到社会动荡和经济混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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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呼吁“世界各地爱好和平国家的自由政府”开始为世界和平制订计划。他提醒观众，在上一场战争结束时，为实现“法治世界的愿景”，一位总统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部分地由于美国人的盲目自私自利”，那场实验失败了。尽管上次失败了，但他相信胜利者将实现“建立一个国家联合体的伟大理想，通过这个联合体，各国人民的自由、幸福和安全将得以实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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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演讲用25种语言向欧洲广播。[5]《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称，这是“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就美国战后目标发表的最为具体的声明”。[6]《纽约时报》更进一步，称这是“自战争开始以来所有政府发言人”就和平目标发表的最为具体的声明。[7]《圣路易斯邮报》（St. Louis Post-Dispatch）称，威尔斯是第一个“在画板上画着‘V’字，期待在和平谈判桌上以及战场上取得胜利”的美国人或英国人。[8]当被问及威尔斯一周后在下议院的演讲时，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宣布了英国政府“诚挚的赞同”，并希望盟国政府很快召开会议，“届时，我们可以开始研究战后问题”。[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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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刊在随后一周的封面上刊登了威尔斯的特写，称这位“不知名的绅士”是对抗轴心国的雄才大略的人物（“field marshal” in the “War of Brains”）。这篇题为《外交官中的外交官》（Diplomat’s Diplomat）的报道，令人屏息地这样描述威尔斯，他“牢牢把握着每一项外交美德：绝对精确、沉着、准确、诚实、老练、周密、有教养、见多识广、财务状况稳定……是少数几个成竹在胸的美国人之一，是一位优秀的语言学家，永远不会忘记别人的名字，永远不会眼高手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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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关于威尔斯的故事都提到他举止庄重。他出生在纽约社区一个富裕家庭，11岁之前，他参加了一个时髦的男孩学生军训队，然后进入精英私立寄宿学校格罗顿中学上学，随后进入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读书。[11]即使成年以后，他的身上还带有学生军训时的举止。他身高六英尺三英寸，“长身玉立，笔直挺拔”。一位中美洲部长形容他看起来像“一高杯蒸馏冰水”。[12]记者布莱尔·博勒斯（Blair Bolles）说得更刺耳：“他在冰冷的环境中……长大……读的是冷冰冰的学校……从事的是冷冰冰的职业……他像歌剧院里的包厢一样沉默寡言……就连他那金黄色的胡子看起来都很冷。”[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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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从来都不喜欢威尔斯，但不只是因为他举止正经刻板。尽管赫尔不承认这一点，但他事实上羡慕威尔斯能够接近总统和第一夫人。在威尔斯和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成长的过程中，他们两家关系非常亲密。1905年，埃莉诺嫁给富兰克林时，她邀请了12岁的萨姆纳做她的小男傧相。[14]威尔斯年轻时就进入了外交部门工作，在这个职位上，他先是短暂地去过东京，然后去了阿根廷，在那里他学会了西班牙语，并开始发展出了自己的地区研究专长。此后，威尔斯继续在国务院服务，担任拉丁美洲事务司司长。然而，在他与第一任妻子离婚，并同刚刚与参议员彼得·格里（Peter Gerry）离婚的玛蒂尔德·斯科特·汤森（Mathilde Scott Townsend）结婚后，他迅速晋升的势头就中断了。离开妻子去娶一个参议员的前妻可能还不足以让威尔斯遭到解雇，但是格里也是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总统的好朋友。在上级的压力下，威尔斯于1925年从国务院辞职。他取得伟大外交成就的机会似乎就此丧失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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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情愿地退休后，威尔斯投入了从事多米尼加共和国历史的写作当中——《时代》杂志的文章甚至称之为“冗长的、毫无生气的两卷本”。然而，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之下，掩藏着他对美国西半球外交政策的谨慎谴责。该书对于美国在外交谈判同样有效的情况下却使用残酷的武力提出了批评。相反，它敦促“促进商业联系、专家交流、分担维持（西）半球和平的责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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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罗斯福考虑竞选纽约州州长时，威尔斯和罗斯福恢复了联系。1923年，威尔斯到罗斯福位于纽约的家中拜访，两年前患了脊椎灰质炎的罗斯福的巨大变化令他震惊：“似乎生活中所有的琐事都在他身上消失殆尽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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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开始交换关于拉丁美洲事务的想法，威尔斯的洞见帮助罗斯福形成了自己对该地区的政策。[18]1928年，当罗斯福支持阿尔弗雷德·E.史密斯（Alfred E. Smith）竞选总统，史密斯转而支持罗斯福接替他担任纽约州州长之后，两人的谈话主题变得更为集中。在此期间，威尔斯发表了一篇长达26页的演讲，详细地批评了共和党的拉丁美洲政策，并与埃莉诺分享这一演讲。她说这是她读过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好的东西之一”，这也巩固了他们后来的终生合作。[19]10年后，威尔斯的思想将为罗斯福在第一次就职演说中宣布的睦邻政策（Good Neighbor Policy）奠定基础。[20]这项政策完全是对美国长期坚持的干涉南部邻国事务的权利——这一权利体现在数千次大大小小的干涉上——的公然拒绝。几个月后，罗斯福重申了这一政策，并宣称：“从现在开始，美国明确的政策就是反对武装干涉。”[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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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当选总统后，复出的威尔斯击败了赫尔最喜欢的候选人R.沃尔 顿·摩尔（R. Walton Moore），被任命为副国务卿。作为总统的老朋友，威尔斯获得了远超其官方职位的影响总统的能力和接近总统的机会。他定期拜访总统和第一夫人。1933年4月至1945年3月，他的名字出现在白宫日历上的次数多达400次——这一数字还不包括在白宫之外进行的非正式拜访。[22]赫尔也经常到访白宫，然而他的到访几乎总是局限于正式场合，如欢迎外国官员，并且他几乎总是作为团体一员到访。与威尔斯不同，赫尔很少有机会与总统单独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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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威尔斯在挪威大使馆发表关于战后和平的演讲之后，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但人们可能很容易忘记威尔斯还有多少话未说。他呼吁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但没有说它将会是什么样子，或者确切地说，没有说明它将如何避免国际联盟的错误。正如一家报纸所说的那样，“威尔斯先生只在素描纸上轻轻画了几笔”。[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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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斯没有画满素描纸，是因为他还不知道如何画。他知道国际联盟是个可怕的失败，认为《非战公约》是误入歧途的浪费。如果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他会回顾过去，并且像许多尚未认识到其革命性含义的人一样，指责《非战公约》给“广大美国人民造成了错觉，即仅仅规划了一个愿景就等同于采取积极行动”。威尔斯认为，数百万美国人曾认为《非战公约》是“他们的政府拒绝加入国际联盟的正当理由”，但此时他们却忘了，《非战公约》是在美国拒绝加入国联10年之后签订的。对威尔斯来说，《非战公约》体现了这个国家的孤立主义思想。事实上，这个国家的孤立主义思想使得《非战公约》的愿景几乎不可能实现。但威尔斯的简画得出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任何新的国际组织都不能重复这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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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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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罗斯福总统此时还不相信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是确保和平的必要条件——威尔斯知道这一点。根据威尔斯的说法，罗斯福经常说，“首要事情必须首先做”，“在1941年夏天，首要事情是……要打败轴心国”。[24]之后，将有足够的时间来设计一个维护和平的世界组织。此外，罗斯福深信，用威尔斯的话来说就是，在“一些配备必要武力的警察”承担“一项长期的清理工作”之前，任何组织都不会有效。[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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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副国务卿发表演讲呼吁一项重大的外交政策倡议，而他还知道自己的总统并不支持这一倡议，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1941年，像威尔斯这样的副国务卿就可以在不经过白宫审查的情况下发表演讲，并希望总统能转变态度同意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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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罗斯福改变态度，只能靠时间。尽管罗斯福已经计划在1941年夏天晚些时候与温斯顿·丘吉尔会晤，但他仍然坚持自己“首要事情必须首先做”的观点。自丘吉尔1940年就任首相以来，罗斯福一直与他保持沟通，但两人尚未见面。这次会晤将在纽芬兰海岸外的“普拉森舍湾”（Placentia Bay）秘密举行。在那里，美国正在建设一个新的海军基地，美国最近通过向英国提供驱逐舰得到了这项特权。他们的第一次会晤于1941年8月9日在美国总统乘坐的军舰“奥古斯塔号”（USS Augusta）上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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