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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战之战：律师、政客与知识分子如何重塑世界 第九章 阿尔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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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月22日，在发表第四次就职演说仅两天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就开始了他的旅程。傍晚时分，总统和他的随行人员从华盛顿乘火车出发。总统的私人火车是在战争开始后为他制造的，有防弹窗、装甲侧板和钢筋混凝土地板。当火车在清晨到达弗吉尼亚州的纽波特纽斯时，特勤局在黎明前将他们送上了美国海军“昆西号”巡洋舰（USS Quinc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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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8时30分，该舰开始了从美国东海岸到马耳他的4000英里远洋航行。这次航行，护航队需要穿过U型潜艇出没的水域。雷达发现德国潜艇在卡萨布兰卡和直布罗陀之间出没。在整个行程中都有飞机护航，同时还有8艘驱逐舰和9艘巡洋舰，但它们对曾摧毁了英国海军的水下威胁，提供的是不确定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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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海上行程既危险又疲惫，但它可能也是此次旅程中最轻松的阶段。美 国代表团从马耳他出发，英国代表团紧随其后，经过7个小时的艰苦飞行，抵达克里米亚的萨基（Saki）。总统搭乘的飞机安装了电梯，以方便他上下。这架飞机戒备森严，仅有的几个知道它的人称之为“圣牛号”（“Sacred Cow”）。六架战斗机为“圣牛号”伴航，以抵御敌人的攻击。但德国人并不是唯一的担忧。总统的随从也担心苏联的防空炮火，因为众所周知，苏联人习惯于“先开火，后识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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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段行程也许是整个旅程中最不愉快的了，在崎岖蜿蜒的道路上行进了80英里之后，来到里瓦几亚宫。里瓦几亚宫位于小镇雅尔塔附近，在克里米亚南端俯瞰着黑海。[3]苏联军队护卫着从萨基到雅尔塔的整条路线。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年轻的女孩子，她们的父亲和兄弟曾在战场上阵亡，或仍在前线作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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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人来说，这次旅行都是一次可怕的冒险。对于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战时总统——他“疲惫、憔悴”的外表让他的顾问们忧心忡忡——来说，这可能是一次自杀式任务。[5]尽管大选时白宫医生公开庆祝总统的健康状况——宣称他“状态极佳”——但他身边的人更了解他的身体状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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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不是傻瓜，他知道其中的风险，但他觉得冒这些风险值得。斯大林刚刚扭转了德国人疯狂进攻的势头。他同意会晤并讨论可能的战后和平，但只要他的军队还在东线作战，他就拒绝离开苏联。[7]如果罗斯福和丘吉尔要敲定成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的安排，他们就得去找他。罗斯福确信，这次会议是必要的。正如他对斯大林说的那样，“我们三个人且只有我们三个人，才能找到解决悬而未决之问题的办法”。[8]丘吉尔一如既往地喜欢使用华丽辞藻，他把这次会议称为“阿尔戈行动”[9]（Operation Argonaut）。[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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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丘吉尔同意参加这次会议，但他对选择雅尔塔作为会议地点感到遗憾，他指出，“哪怕我们花十年时间研究会议地点，也找不到比这更糟糕的地方。”[11]他的抱怨不无道理。每年这个时候，雅尔塔附近的海域都是冰封的，从而导致从马耳他出发的旅程异常艰苦。尽管从远处看，苏联精英们的奢华住宅似乎完好无损，但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它们已被烧毁，没有屋顶，而且已经被撤退的德国军队洗劫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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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会议前的大量信件中，罗斯福和丘吉尔称他为“乔大叔”或“U.J.”——要求在雅尔塔会面。然而，丘吉尔在一封给罗斯福的电报中宣称，在黑海港口举行会晤，“毫无可能”。[12]为了避免在那里会晤，丘吉尔和罗斯福甚至考虑过鼓励土耳其向德国宣战，这样苏联船只就可以更容易地通过土耳其海峡离开黑海，把斯大林送到马耳他、雅典或塞浦路斯与他们会面。[13]但斯大林拒绝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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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像克里米亚半岛这样残酷地提醒人们，俄国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经历的战争所付出的代价有多大。德国最近的占领所带来的破坏随处可见，但早期战争留下的创痕却依然深刻。这片土地被俄国人的鲜血一遍又一遍地神圣化了。19世纪中期，法国、英国和奥斯曼帝国组成的联盟从俄国手中夺取了克里米亚半岛的大部分领土，而俄国花了一代人的时间收复这些领土。1917年俄国革命期间，克里米亚多次易手，每次易手都会导致新的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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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现在处在胜利的边缘，但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军队死亡和失踪人数达到近900万。[15]至少有同样数量的苏联平民死于军事活动或与战争有关的饥荒和疾病。美国和英国的损失也很惨重，但相比之下，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据估计，战争结束时，两国死亡人数都将超过40万。[16]当时，这个会议选址提醒了美国和英国客人，盟军之所以能有机会制订战后和平计划，是因为有一个国家做出了不可比拟的牺牲。但它也向斯大林提醒了战争的危险——不仅对他的国家，而且对他的政府，甚至对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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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赢得了关于会议地点的意志战后，斯大林面临着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雅尔塔迎接数百名来访者做好准备。苏联无情地召集疲惫不堪的当地工人并恐吓战俘，疯狂地为这次历史性会晤准备会议场所。[17]尽管苏联做了这些非凡的努力，但大家还是普遍感到不适——其中最主要的是浴室数量严重不足和臭虫到处都是。[18]来自美国的两支卫生小分 队被安排到处喷洒滴滴涕（DDT）。[19]丘吉尔有他自己的解决办法：用“足够的威士忌”来抵挡臭虫。[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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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促使他们举行会晤的棘手问题相比，这些不适带来的挑战微不足道。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最可能引起冲突的两个问题仍未解决：X事项和安全理事会的表决程序。[21]当然，新的国际组织的表决规则也不是唯一令人关注的议题。毕竟，这场战争还没有打赢。在第一次会议上，讨论的重点是打仗，而不是维持和平。罗斯福总统对斯大林的招待表示感谢后，宣布会议开幕，会议讨论的重点是最近苏联的进攻行动。[22]苏联方面明确表示，希望盟军加快推进西线部队，以缓解苏军在东线的一些压力。[23]鉴于战争给苏联造成的毁灭性破坏，罗斯福和丘吉尔同意了这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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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战争的迫切需要促使罗斯福做出了让美国人后来会后悔不迭的让步。罗斯福的主要战略目标，除了就建立新的联合国组织达成协议外，就是获得斯大林的承诺，苏军加入对日作战。[24]到此时为止，苏联一直回避加入亚洲战场。罗斯福担心，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持，对日战争将持续数月，甚至数年。美国在研制核弹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核武器的效果仍未得到验证。为了获得苏联在对日作战中的援助，这位美国总统愿意付出高昂的代价，包括割让千岛群岛、中国东北的部分地区和库页岛南部，后者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被割让给了日本。[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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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斯大林担心德国会再次发动侵略。事实上，他决心尽一切努力确保德国不再对苏联构成威胁。联合国是一个更广泛计划的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首先，让德国瘫痪。把它分割成几个占领区（苏联占领区面积越大越好），然后榨取能严重损害德国发展的赔款。[26]第二，沿苏联西侧建立物理屏障。斯大林要求盟军移交波兰一部分领土给自己。由于波兰是德国三十年来两度进攻 苏联的通道，斯大林认为，盟国在这些领土上的让步，“不仅是事关苏联荣誉，也事关苏联生死存亡”。[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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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联合国。《联合国宪章》将把各大国纳入一个持续存在的联盟中，并减少它的国家再次陷入战火的可能性，或更糟的是，减少它的国家被孤立的可能性。对于一个没有任何稳定联盟的国家来说，这种保护是无价的。但是，能够对该机构采取的任何行动行使绝对否决权也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没有绝对否决权，斯大林无法确定，他帮助建立的组织不会反过来反对他。[28]有时候会祸福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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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在会议上被反复讨论，每一方都竭尽全力争取优势，结果第二天优势就会不复存在。会议于2月4日星期日开始。当天上午和下午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讨论战争计划，晚宴上的谈话转移到了联合国否决权问题上，尽管是拐弯抹角的。他们讨论的正式主题是“战后和平组织中较小国家的发言权”。根据会议的大量记录，斯大林重申了他的立场，他“认为，阿尔巴尼亚将与赢得战争并出席这次晚宴的三大国拥有平等发言权的观点是荒谬的”。他抱怨说：“一些获得解放的国家似乎认为，为了解放自己，大国被迫流血牺牲，而他们现在正在斥责这些大国没有考虑到这些小国的权利。”他绝不会同意“让任何大国的任何行动屈从于小国的判断”。[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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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罗米柯后来写道，虽然罗斯福在会议期间对斯大林的言论反应平静，但丘吉尔无法掩饰自己的愤怒。他抽雪茄的频率反映了他的情绪，“当他紧张或兴奋的时候，抽得就多。他抽的雪茄烟头的数量与会议的紧张气氛成正比”。[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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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发言结束后，丘吉尔回应说：“不存在小国向大国发号施令的问题，但世界上的大国应履行其道德责任和领导作用，并应以适度且对小国权利极大尊重的态度来行使其权利。”[31]美国代表团的一名成员、罗斯福的会上译员查 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n）也负责记录，他补充说，美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一个有损小国利益的协议。对此，安德烈·维辛斯基（Andrei Vishinsky）——一位英国外交官后来把维辛斯基描述为“极尽卑躬屈膝之能事的阿谀奉承者，甚至在主人还没有表达意愿之前，他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听从主人的吩咐”[32]——咆哮道：“美国人民应该学会服从他们的领导人。”波伦说，他“希望看到他把这些告诉美国人民”。维辛斯基反驳说：“他很乐意这样做。”[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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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的讨论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罗斯福总统和斯大林退场后，丘吉尔会见了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和美国国务卿爱德华·斯特蒂纽斯。他向他们承认，他已开始相信，除了在否决权问题上放弃原先的立场之外，别无选择。“一切都取决于三个大国的团结。没有这一点，世界将遭受无法估量的灾难，任何保持这种团结的东西都将获得他的支持。”艾登不同意丘吉尔的观点，他认为，如果这样，同盟国将失去小国和英国人民的支持。[34]丘吉尔离开后，斯特蒂纽斯、艾登、艾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大使和波伦一致认为，在关键的否决权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事实上，这个问题已经有了进展，但方向是错误的：英国首相的立场似乎已经转向了支持苏共总书记。艾登担心他的老板根本不明白这个问题的利害关系。[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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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战败似乎已近在眼前，第二天的讨论转向战后对德国的处理。三大国早先同意将德国分区占领，但有许多其他问题仍悬而未决，包括占领区的边界划分和分区占领的持久性问题。斯大林反复提及要将德国“肢解”，而丘吉尔和罗斯福则谨慎地将占领区描述为仅仅是“暂时的”。[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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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当罗斯福总统提议重新回到处理敦巴顿橡树园悬而未决的问题，即安理会的表决程序，尤其是否决权和X事项上时，斯大林毫无妥协之意。罗斯福说，他强烈感受到“世界上所有的国家 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至少在五十年之内消除战争”。[37]为了确保这一目标实现，他们必须解决安全理事会的表决问题。然后，罗斯福让斯特蒂纽斯发言，概述美国代表团认为的试图打破僵局的折中方案：安全理事会授权使用武力或实施制裁的决定，需要11票中的7票，也就是斯大林主张的三分之二多数赞成方可。此外，五个常任理事国——苏联、美国、英国、中国和法国——可以否决任何实质性决定，而不仅仅是程序性事项；为了保全体面，对于安理会不授权使用武力或实施制裁的决定，涉及争端的常任理事国应该避免行使它们的否决权——它们应该，如草案所述，“弃权”[38]；最后，常任理事国不能阻止安全理事会进行辩论，即使它们能阻止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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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表示支持这项提议。斯大林没有拒绝这种妥协，但他也没有接受它。正如丘吉尔后来所述，斯大林担心，尽管三位领导人现在团结在一起，但十年后，他们都将不再掌权。新一代可能会忘记他们一起经历过的一切。斯大林警告说：“最大的危险是我们之间的冲突。”“因此，”他建议说，“我们现在必须考虑如何确保我们未来的团结，以及如何保证三大国（可能还有中国和法国）将保持统一战线。”[39]他认为，只要团结能够保持下去，“德国重新发动侵略的危险就很小”。[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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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了这个提议之后，斯大林认为它给了他所需要的东西：防止大国利用联合国的机制对苏联采取行动的能力。美国的折中方案被提出两天后，斯大林同意了该方案。[41]然而，斯大林想要一些回报。尽管他放弃了在敦巴顿橡树园提出的X事项的要求，但他仍然希望有三个或者至少两个苏联加盟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大会。[42]他认为，乌克兰共和国、白俄罗斯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White Russia，今天是白俄罗斯（Belarus）的一部分］和立陶宛在战争中比大多数国家遭受了更多的苦难，它们理应在这个因其人民的鲜血而成为可能的新的世界组织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关于这一点，斯大林说得有道理。乌克兰失 去了15%的人口，白俄罗斯失去了几乎五分之一的人口——不仅仅是战士伤亡，每个人都遭受了痛苦。[43]最后，三位领导人达成了妥协：不邀请任何苏联加盟共和国参加最终成立联合国的联合国家会议，但如果苏联提议让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加入该组织，英国和美国代表将会支持它们的加入。[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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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三位领导人达成的协议并没有满足任何一方的所有要求，但也给了他们足够的满足。美国代表团知道，尽管《联合国宪章》赋予了美国同样的绝对否决权，但决定让苏联对联合国的大多数决议拥有绝对否决权，在国内需要做出最充分的解释。正如威尔斯后来在他为《联合国宪章》所做的公开辩护中解释的那样，否决权是苏联加入联合国所付出的代价。“鉴于1945年的情况，难道还有任何客观的观察者……严肃地认为，因为拒绝妥协而冒着没有联合国的风险……会比建立一个苏联从一开始就是成员国的联合国还更好？”此外，妥协并不是单方面的：苏联承认，否决权不会妨碍安理会对争端的审议，即使是涉及一个大国的争端也是如此。“因此，妥协方案使安全理事会对未来可能涉及苏联或任何其他大国的所有争议公开表达意见。”[45]妥协接纳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众所周知的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没什么实际意义，但“在心理上是明智的”，因为允许苏联加入一个组织，而在这个组织中，它“只能依靠少数坚定的追随者”，所以它在几乎每一个实质问题上都有可能寡不敌众。[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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