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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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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罗奔尼撒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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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认为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60—前400年）是现实主义之父。虽然大多数人在思考国际政治的时候不一定有意识地运用一种理论，但是实际上他们都在运用现实主义理论。理论是我们组织材料不可或缺的工具。今天，许多政治家和社论作者尽管不一定知晓修昔底德的名字，但都在运用现实主义理论。作为雅典精英阶层一员的修昔底德，生活在雅典最伟大的时期，亲身经历了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描述的一些事件。现实主义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指出：“说实在的，我们应当好好想一想，20世纪的国际关系研究者们对国家行为的了解，是否超过了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修昔底德及其同胞的认识水平？“接着，他表述了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从根本上说，今天的国际政治，同修昔底德所描述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区别。”[11]吉尔平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但是为了讨论这个观点，我们必须首先搞清楚修昔底德的思想。理解现实主义思想的最好办法是分析一个大的历史事件。当然，伯罗奔尼撒战争和所有大的历史事件一样有其局限性。我们可以从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获得的一个启示，就是要避免简单化地解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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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罗奔尼撒战争历史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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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5世纪初的时候，雅典和斯巴达（图1.1）曾经结盟，联合打败了波斯帝国（公元前480年）。斯巴达是一个保守的、面向陆地的国家，它在战胜波斯之后，变成一个内向型的国家。而雅典则是个商业的、面向海洋的、外向型的国家。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雅典经过了5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它创建了提洛同盟，即环爱琴海国家的同盟，其目的是共同防御波斯人的威胁。而斯巴达则领导其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邻国组成了一个防御同盟。原先站在雅典一边并免费享受保护的国家，很快便不得不向雅典人纳税。由于雅典力量的增长以及在不断扩张的雅典帝国内部出现了反对派势力，在公元前461年，也就是希腊人击败波斯人大约20年之后，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了。公元前445年，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交战双方签订了一项和约，约定维持30年的和平。这样一来，希腊在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前，享受了一段和平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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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古代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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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34年，处于边缘地带的较小的城邦国家埃皮达姆努斯发生内战。正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该事件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并最终导致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大规模冲突常常是由发生在边缘地区的那些规模较小和不太重要的危机所导致的，我们在本书后面将要讨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还会再次看到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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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皮达姆努斯，民主政治和寡头政治的支持者就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展开了斗争。民主派向曾经帮助埃皮达姆努斯建国的城邦国家科西拉求助，但遭到拒绝。然后他们转向另外一个城邦国家科林斯求救，科林斯同意提供帮助。这激怒了科西拉，科西拉派出舰队，占领其前殖民地埃皮达姆努斯。科林斯感到受了侮辱，并向科西拉宣战。科西拉害怕科林斯的进攻，因而求助于雅典。科西拉和科林斯都派使节到了雅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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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人在听完双方的陈词之后，处于困境之中。他们并不愿意破坏已经保持了10年的和平环境，但是又担心如果科林斯（靠近伯罗奔尼撒半岛）征服科西拉并控制其强大的海军，希腊城邦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将变得不利于雅典。雅典人认为他们不能让科西拉的海军落入科林斯人的手中，所以决定”介入一点”。雅典采取一个小小的举动，即派出10条船，来吓唬科林斯，雅典船只得到的指令是，除非受到攻击，否则不可动武。但威慑失败了，科林斯发动了攻击，而且在科西拉人将要战败的时候，雅典船只被拖入而非主动卷入一场纷争之中。雅典的介入激怒了科林斯，同时也让雅典人感到不安。雅典人特别担心科林斯在帕提地亚制造麻烦，帕提地亚虽然是雅典的盟友，但是它同科林斯间有着历史上的关系。斯巴达表示，如果雅典进攻帕提地亚，那么自己将帮助科林斯。在帕提地亚发生叛乱之后，雅典出兵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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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斯巴达内部产生激烈的争论。雅典人呼吁斯巴达人保持中立。科林斯人则鼓动斯巴达人与雅典交战，并提醒他们不能无视雅典势力的增强。另一个重要的城邦国家墨加拉站在科林斯的一边，这是因为雅典人背弃和约，断绝了同墨加拉的商业联系。斯巴达左右为难，但是斯巴达人还是投票赞同向雅典开战，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不对雅典的力量加以制约，雅典就可能控制整个希腊。斯巴达走向战争的目的在于维持希腊城邦国家之间的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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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拒绝接受斯巴达的最后通牒，战争于是在公元前431年爆发了。雅典人怀有一种帝国的傲气，为自己的城邦及其社会制度感到自豪，而且相信自己可以在战争中获胜。战争在初期的时候处于胶着状态，在交战10年之后（公元前421年），双方达成了停战协议。但和平是脆弱的，战火很快又重新燃烧起来。在公元前413年，雅典采取了一个很大的冒险行动。它派两支舰队和步兵去征服意大利南面的西西里岛，该岛上有一些同斯巴达结盟的希腊殖民地。结果，雅典人遭受惨败。与此同时，斯巴达人又从波斯人那里得到金钱的支持，波斯人希望看到雅典遭受打击。在征战西西里失败之后，雅典内部产生了分裂。在公元前411年，贵族派推翻了民主派政权，400名寡头政治支持者试图统治雅典。这些事件虽然并没有导致雅典历史的终结，但是它们的确使得雅典从此一蹶不振。公元前410年，雅典取得一场海战的胜利，但是5年之后，斯巴达就在海上战胜了雅典，公元前404年，雅典被迫求和。斯巴达要求雅典拆除其漫长的、用来防御陆上强国进攻的城墙。雅典的力量就这样被击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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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源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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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富有戏剧性和引人入胜的历史事件。战争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呢？修昔底德心里很清楚。在叙述完发生在埃皮达姆努斯和科西拉等地的一系列事件之后，他告诉读者说，这些都不是战争的真正动因。正是雅典力量的增长及其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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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是否有选择的余地呢？如果雅典比较有远见的话，那么它是否可以避免那场灾祸？雅典领导人伯里克利（Pericles）在战争初期，曾经向其民众提供一个很有意思的答案：“你们的国家有义务为了你们，捍卫国家的荣誉地位……你们也应该记住，你们参加战争所反对的，不仅仅是以奴役换取独立，而且还是帝国的消亡及其带来的仇恨。此外，退让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因为你们所捍卫的，简单点说，就是一个专制政权，实行专制可能是不对的，但放弃专制是危险的。”[12]换句话说，伯里克利告诉雅典人，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雅典人既然建立了一个帝国，除非冒更大的风险，否则他们就没什么选择的余地。因此，伯里克利主张战争。尽管如此，在雅典内部还有别的声音。比如，公元前432年赴斯巴达参加辩论的雅典代表就对斯巴达人说：“请你们在决定参战之前，考虑偶然性因素在战争中的重大影响。”[13]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为什么雅典人自己没有注意到这个劝告呢？也许雅典人被爱国主义情感或者愤怒情绪冲昏了头脑，从而丧失了理智。还有一种可能是，雅典人虽然很理性，但是陷于一种安全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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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困境的产生，同国际政治的基本特征，即无政府状态（anarchy），或国家之上缺少一个更高的权威，是密不可分的。在无政府状态之下，一个国家追求安全的独立行为可能导致所有的国家更不安全。如果一个国家增强其实力以确保自身的安全不受另外一个国家的侵害，那么第二个国家在看见第一个国家变得更加强大后，可能也会增强自己的实力，以防备第一个国家。这样一来，每一方增强自己实力和确保自身安全的独立行为，都会使得双方更不安全。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结局，因为每一方的行为都是理性的。没有一方的行为是出于愤怒或者骄傲，而是由于另一方实力增强所导致的恐惧感。不管怎么说，增强国防是对所认知的威胁的理性反应。国家可以通过合作，来避免出现这样的安全困境，也就是说，它们可以达成一个共识，即双方都不增强国防力量，这对大家都有好处。看上去，国家显然应该相互合作，但为什么它们并不这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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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囚徒的困境（Prisoner’s Dilemma）（安全困境是囚徒困境的一种特别的形式）的博弈中找到一个答案。囚徒困境的情形是这样的：假设警察在某个地方抓住两个身上带有少量毒品的人，这两个人可能因此被判处1年的监禁。警察相信这两个人确实是贩毒者，但是没有足够的证据治他们的罪。这两个人如果被认定为贩毒者，那么将很可能被判处25年徒刑。警察知道，一个嫌疑犯针对另一个嫌疑犯的供词，将足以使后者被量以最重的刑罚。警察告诉他们，揭发对方为贩毒者的一方将获得释放。警察还告诉他们，如果双方都招供的话，那么两人将被判处10年监禁。警察设想，如果双方都招供的话，那么就可以把他们关押10年；假如两人都拒不承认，那么他们只能被判1年徒刑，然后他们很快就会出狱并再次干贩毒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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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嫌疑犯被分别关在两个独立的囚室中，不允许相互沟通。两人都面对同样的困境：或者揭发对方，使对方坐25年的牢，而自己获得释放，或者保持沉默，争取蹲1年的监狱。但如果双方都招供，那么两人均被判10年徒刑。每一方都在想：“不管那个家伙怎么做，招供都对我比较有利。如果他保持沉默，那么我招供的话就将获得自由，而我不招供则要蹲1年的牢。假如那家伙招供了，而且我也招供，那么我将被判10年的徒刑，但是如果我拒不承认，自己就得蹲25年的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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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独立理性行为的基本的结构性困境。如果这两个人可以相互进行交流，那么他们就可能达成协议，都拒不招供，从而两人都只需要蹲1年的监狱。然而，即使双方可以进行交流，也还存在信任与信用的问题。我还用囚徒的困境来加以说明。每个嫌疑犯可能都这么想：“我们都是贩毒者。我了解对方的行为。我怎么敢肯定，在我们俩达成协议后，他不会在心里想：‘太棒了！我已经说服他保持沉默。现在我可以追求最优的结果，以免被人出卖了’？“与此相类似的是，在国际政治中，由于缺少相互沟通和信任，每个国家都可能只努力维护自己的安全，这样做的结果可能导致所有的国家更不安全。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可以告诉另一个国家，“你别扩充军备，我也不扩充军备，这样我们大家以后都会过得很好”，但是第二个国家可能不敢相信第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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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在公元前432年的处境类似囚徒的困境。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有一个共识，即停战对双方都有好处。即使在发生埃皮达姆努斯事件以及科西拉和科林斯之间的争端之后，雅典人还是不愿意破坏停战的局面。科西拉人最后是用这样的论点说服了雅典人：“在希腊有3个海上强国，它们是雅典、科西拉和科林斯。如果科林斯首先控制了我们，而且你们允许我们的海军同科林斯的海军合并，那么你们就不得不同科西拉与伯罗奔尼撒人的联合舰队作战。但是，假如你们同意与科西拉结盟，那么我们双方的舰队就可以联合作战。”[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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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人是否应该遵守停战协定和拒绝科西拉人的要求，从而同伯罗奔尼撒人进行合作呢？假设雅典人这么做，而伯罗奔尼撒人背信弃义，夺取了科西拉舰队，这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呢？海上力量对比态势将是2对1，雅典处于不利的地位。雅典人应该相信伯罗奔尼撒人和信守诺言吗？雅典人最后决定违背条约，此种行为类似于囚徒困境中的一个嫌疑犯招供了。修昔底德解释了其中的缘由：“这是因为，现在大家都感觉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没有人愿意看到像科西拉这样的一个海上强国成为科林斯的牺牲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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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性与未来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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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关战争不可避免的信念，是导致战争的重要原因。雅典人认为，既然战争很快就要爆发，那么雅典就应该争取拥有2对1的海军优势，避免面对1对2的海军劣势局面。有关战争即将来临和不可避免的观念，极大地影响了决策。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让我们再来看看囚徒的困境。乍一看，每个嫌疑犯都应该出卖对方和让对方当傻瓜。然而，大家都知道这一点，而且也很清楚，如果双方相互信任，那么两个人还可以采取次优的战略，即都拒不招供。在一次性的博弈中，人们是很难进行合作的。在多次进行的博弈中，人们可以学会进行合作，而在一次性的博弈中，只是欺骗别人的一方受益，相信别人的一方受害。政治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在电脑上选择不同的战略进行囚徒困境的博弈。他发现，经过多次博弈后，最好的结果通常是由他所说的“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战略导致的。所谓”一报还一报”就是：“你怎样对待我，我就怎样对待你。如果你首先欺骗我，那么我以后也会欺骗你。如果你还接着欺骗我，那么我也会再欺骗你。如果你合作，那么我也合作。如果你还接着合作，那么我也会再次合作。“结果是，参加博弈的人发现，学会合作所获得的回报是比较高的。但是，阿克塞尔罗德提醒人们说，只有当你可以在一个较长时间里持续进行博弈和存在”未来长长的影像”（long shadow of future）的时候，“一报还一报”才是一个好的战略选择。作为最后一步棋，欺骗总是理性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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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在国际政治中，有关战争不可避免的信念那么具有破坏性。当你相信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你已经接近于走最后一步棋了。在你决定走最后一步棋之后，你可能再也不敢相信自己的对手。如果你怀疑对手将会欺骗自己，那么最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冒险采取欺骗对方的手段，而不同对方进行合作。雅典人就是这么做的。雅典人由于认为战争即将爆发，所以决定不能相信科林斯人或者斯巴达人。他们认为，既然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和必须走的最后一步棋，那么较好的战略是把科西拉的海军拉到自己一边，共同对付科林斯人和斯巴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