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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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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都在使用”体系”这个词。那么，体系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根据字典的解释，体系（system）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单位。体系的单位或者组成部分之间的互动方式可能有点复杂。我们用结构（structure）这个词来描述单位的权力分布，用过程（process）这个词来描述单位之间的互动。在一个给定时期内结构和过程两者的区别，可以用纸牌游戏来加以解释。纸牌游戏的结构即权力分布，它指的是玩牌的人手中有多少筹码以及需要应对多少张好牌。过程指的是游戏如何进行以及玩牌人之间互动的类型是什么样的（规则是如何制定和理解的？玩牌者是否为高明的虚张声势的人？他们遵守规则吗？假如他们骗人，是否会被人识破？）。例如，允许参加囚徒困境游戏的人进行相互间的沟通，会改变游戏的性质。同样地，当国家进行相互沟通和达成互利协定，或者创立被充分理解的规范与制度时，这会改变国家传统的战略选择，从而改变政治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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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系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体系，即政治体系。我们很容易对很多国内政治体系加以定义，因为它们都包含着明显的制度性的东西，比如总统、国会和议会等。而当今国际政治体系则不然，它比较分散和不具体。即使没有联合国，国际体系也依然是存在着的。然而，我们切不可被国内政治体系的具体性所误导。国内政治体系中也包含不具体的方面，比如公众态度、新闻界的角色，或者宪法中的不成文惯例等等。换句话说，体系既可以是物质性的，也可以是理念性的，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计算机、人的身体以及生态圈，都属于物质体系。计算机有电源、处理器、内存条、总线、键盘、存储设备以及显示器等等，它们依据物理学原理而进行互动。语言属于理念体系，其构成部分是词汇，它们根据语法与句法规则而进行互动。国际体系是物质因素与理念因素的混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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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说，把某个事物视为一个”体系”，属于一种脑力家政（mental housekeeping）练习，因为到最后所有东西都被收拾得井井有条、相互联系。比方说，我们通过分清计算机与计算机工作所需要的电力，以及分清电力与河流大坝的水力发电过程，这样就可以更容易地认识世界。但实际上，这些都是相互作用的。国际体系也是头脑中建构出来的一种东西。国际体系的发展，不仅受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而且也受其他体系的影响。例如，温室气体排放会导致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降雨类型改变、植被变化以及大规模移民等等。这些变化有可能引发国内冲突（如达尔富尔冲突）与国际冲突。我们从理论上也可以说，太阳系可以通过大气系统影响到国际政治体系。但是，试图把所有事情都看作一个庞大系统的组成部分，这样做是不明智和适得其反的。把国际体系视为某个独特的东西，这可能使我们更容易理解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尽管所有事物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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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国际体系的排列原则是无政府状态，但是该体系并非无秩序。所有全球互动关系都是有秩序的，因为这些互动关系都呈现出有规则的、大致可预见的格局。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互动关系是受规则约束的。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一章中所看到的，虽然国际法比国内法要弱，但事实上遵守国际法的情况通常与遵守国内法的情况差不多。公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是比较少见的，大多数国家的国内法律体系受困于大量的刑事与民事违法行为。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体系（比如主权国家的国际体系）之标志是：存在着处理争端的制度与惯例；大多数冲突得到和平解决；存在着一套具有权威性的规则（法律、规章、方针、普遍接受的惯例等）；规则基本上得到了遵守；具有对付不遵守规则行为的手段。我们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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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在于，世界上只有少数地区可以说是处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之中。国际体系不是一个台球桌，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像台球之间盲目地相互碰撞那样，处于无休止的冲突之中。国际体系具有社会性（social）。这是因为，没有一个世界政府（即从权威分布上说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状态的），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一个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存在着行为规则、内容日益丰富的国际法、明确规定的权利与义务.甚至是国际礼仪规则（外交惯例、荣誉之类的）等等，简单地说，这些都是”文明社会”（polite society）的特征。轻视规则的行为会导致国际冲突，正像轻视规则的行为会在日常生活中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一样。俾斯麦通过违反公认的外交规范，先是在没有事先与法国协商的情况下试图让普鲁士人担任西班牙国王，然后是把法国秘密的外交文件透露给国际新闻界[即著名的埃姆斯电报（EmsTelegram）]，从而有意地挑起了普法战争（1870—1871）。[6]现实主义者为一方，自由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为另外一方，对于国际体系社会性的真实程度，存在着不同的认识。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体系的社会性是很弱的、表面上的。而在自由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看来，国家行为所受到的社会制约力是比较强的。但是，上面两个派别的人都认为，国际政治的社会层面因素将促进有秩序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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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稳定与危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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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承受冲击、不走向解体的国际体系就是稳定的。假如体系不能服务于既定的目标，那么它们就会解体。国际体系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维护其成员的主权与安全。小规模战争不一定导致体系的瓦解，因为在有的时候，维护某些国家的主权与安全的唯一办法，就是对其他国家发动战争。由于这个原因，澳大利亚著名学者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详尽地论述战争是一种制度，即一种被认可的、有规则的维护秩序的做法。[7]但是，大规模战争会危害大多数国家或者所有国家的主权与安全，因而导致体系的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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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因素有助于体系稳定呢？一个重要因素是国际社会中的社会结构（social fabric）特性。维系国家间关系的规范与制度纽带越强大，国家间关系就越密切，国家防止体系解体的利害关系就更大，国家就有更多的途径防止冲突失控并解决冲突。如果社会因素比较弱，那么体系就会更像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换句话说，国家就要更加依赖于自助（self-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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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像肯尼思·华尔兹这样的体系理论家们看来，在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中，权力分布对于体系稳定来说至关重要。当国家通过平衡霸权国家来维护自己的独立地位，或者一个新兴的国家挑战领导国的时候，单极体系就开始走向瓦解了。在多极或者权力分散的体系中，国家会缔结同盟以实现均势，但是同盟关系是很灵活的。在多极体系中，战争可能发生，但其规模是相对有限的。在两极体系中，同盟变得比较僵硬，从而可能导致大规模冲突甚至世界大战的爆发。有的分析家声称，“两极体系或者消亡，或者爆炸”。这种情况发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当时雅典和斯巴达都加强对各自盟友的控制。1914年前夕的形势也是如此，当时欧洲的多极均势开始逐步演变成两个强大同盟体系的对峙，从而丧失了自己的灵活性。然而，用多极还是两极体系来预测战争的分析方法，却解释不了1945年以后的现实。在冷战时期，世界是两极的，美国及其盟友和苏联及其盟友是两个主要角色，然而一直到苏联解体导致两极体系瓦解时的四十多年里，全面的大战并没有发生。一些人认为这是由于核武器的存在使得世界大战的前景太可怕了。因此，国际体系结构可以大致解释体系的稳定性，但是我们单靠体系层次的分析并不能充分解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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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冷战体系很稳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冷战体系表现为危机稳定（crisis stability）。在一个危机不稳定（crisis-unstable）的情势中，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紧张的国际危机之中，那么它们面临极大的压力，从而首先进行攻击。我们以一个简单的比喻来加以说明。假定你和敌手站在一块空地上，而且都拿着枪。双方都不能肯定对方的动机。如果你认为应该首先开枪，那么你就会有强烈的动机去这么做。先开枪的一方更有可能生存下来。这样的情势非常可能会升级，从而导致暴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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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想象你和敌手被关在一间屋子里，屋子里被浇上汽油，每个人都有火柴。在这种情势中，双方都有强烈的动机去点燃火柴。假如你这么做的话，那么敌手无疑会被烧死或者严重烧伤，但是你自己也不能幸免于难。于是，双方都有强烈的动机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这就属于一种危机稳定情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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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说，危机稳定是由于技术的作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有关技术的主流信念之作用，它体现在军事理论之中。当主流军事技术被认为有利于进攻一方的时候，决策者会有首先发动进攻的压力。当主流军事技术被认为有利于防御一方的时候，决策者则没有首先发动进攻的压力。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所看到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欧洲领导人相信发动进攻对自己极为有利，于是1914年的7月危机很快就升级了。（很不幸，他们的这种信念是错误的。正如此后持续4年的大屠杀所显示的，那些自我防御充分、配备有机关枪并得到大炮支持的步兵，可以把进攻的军队撕成碎片。）在冷战时期，有关军事技术的主流信念基本上是正确的：不管是美国还是苏联，都无法抵御核攻击，但是毫无疑问它们可以依赖发动毁灭性的报复行动之能力，来抵御对方的核攻击。这一情势被恰当地称为”相互确保摧毁”（MAD），它属于高度的危机稳定情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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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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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界定清楚的最后一个基本概念就是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领导人和分析家都声称，“国家根据国家利益行事’这种说法一般来说是对的，但是我们首先要知道国家是如何界定自己的利益的。否则的话，它没有多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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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者声称，由于国际体系的制约，国家在界定自己的利益时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它们必须根据均势来界定自己的利益，否则自身的生存就成问题。正如理想市场中的一家公司，如果只考虑利他而不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那么肯定是要破产的。因此，对现实主义者来说，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决定着它如何界定自己的利益，并且预示着该国对外政策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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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则认为，国家利益不仅仅是由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他们对国家偏好和国家利益是如何形成的提出了更多的解释。他们认为，国家利益的界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国内社会的性质及其所具有的文化。比如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内社会看重经济福利和贸易，并且认为对其他民主国家发动战争是不合法的，那么这个国家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就不同于专制国家，尽管这两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差不多。自由主义者声称，如果国际制度和沟通渠道使得国家间产生相互信任，那么上述论点是尤其正确的，这有助于国家摆脱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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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非权力的动因可以影响国家界定自己的利益，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判断一种特定情势是否接近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在一个霍布斯式的体系中，明天你可能被自己的邻居所杀害，有关民主或者贸易的偏好对对外政策的影响就是很有限的。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但如果制度以及对和平的稳定期望减轻了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那么那些与国内社会和文化相关的其他因素就可能起到较大的作用。现实主义者的预言比较适用于中东，而自由主义者的预言则比较适用于欧洲。分清不同的场合，有助于我们衡量不同理论的预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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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记住，有关国家利益的界定几乎一直是有争议的。人们虽然会在抽象层面上一致认为权力和安全是重要的国家利益，但是对于促进国家利益的具体政策则经常存在着分歧。有的时候政策偏好是完全对立的、不可兼容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美国，曾经发生过一场大辩论，一些人认为维护美国安全的最好办法，就是避免卷入欧洲与东亚的权力政治之中，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维护美国的安全，有赖于积极地与他国一道遏制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崛起的大国及其帝国野心。在另外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辩论中，一方认为道义与追求国家利益是互不相关、不可兼容的，另一方则认为一个国家的正义观是其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置疑的一个事实是，试图采取某种对外政策的人，总是会给它披上一件国家利益的外衣。换句话说，国家利益的概念不仅仅是国家重大目标的简单表述，也是决策者与政策分析家论争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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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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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arry Buzan，“From International System 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Structural Realism and Regime Theory Meet the English Schoo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7， No. 3（Summer 1993）， pp.327—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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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oseph S. Nye， Jr.， The Future of Power（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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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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